《道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道教经书的总集，包括经戒、科仪、符图、炼养等经书，以及诸子百家文籍。道家经书出现于东汉末年，而道经的汇集则始于南北朝和隋唐，盛于宋。唐玄宗曾命崇玄馆道士编成《三洞琼纲》(通称《开元道藏》)，但不久即毁于战乱。宋真宗命王钦若主编道教经典《宝文统录》，凡4359卷。六年后，张君房增修为4565卷，按三洞四辅分类，名曰《大宋天宫宝藏》。后又择要编成《云笈七签》122卷。在上述几部中国古代内容最全面丰富的《道藏》中，都收录了天台桐柏山的藏经，并占有很大的篇幅。可见桐柏山道藏在中国《道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笔者现将桐柏山历代道藏情况及其在中国道藏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一介绍，以就教于方家。自三国末年以来，天台桐柏山道藏经历了形成和发展鼎盛两个历史时期。一、形成时期
自三国至中唐，是天台桐柏山道藏的形成时期。据《天台山全志》记载：三国吴赤乌元年(238)，高道葛玄在此结庵修道，感真人降授以《贞一劝戒法轮妙经》，遂建台曰降真台(后改名法轮院)。次年，又在降真台东建仙坛院(后改名妙东院，又名鸣鹤观)。殿前有石泉名醴泉。泉四周建有上真亭、太子庵、朔斗坛、吹箫台(传为王乔吹箫引凤之处)等。总之，这里是充满神奇色彩的神话世界。正如晋孙绰(314-371《天台山赋》中所说“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因此，魏晋六朝至中唐，许多高道如许迈、葛洪、羊愔、夏馥、王元甫、诸伯玉、徐则、陶弘景、王远知、司马承祯、夏侯隐、叶法善、吴筠等，皆慕名前来隐居。他们在此著书立说，留下不少著作，对天台桐柏山道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葛洪、陶弘景和司马承祯。葛洪(284-364)，字稚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其从祖葛玄以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从郑隐学，悉得其法。后炼丹于天台赤城、桐柏。著《抱朴子》，凡116篇。又著碑谏、诗赋及神仙、隐逸、集异等传，并百家言方技杂事与金匮药方等书，共100余卷，皆藏于天台桐柏山。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居，秣陵(今南京)人。尝居宁海阆风里，与张少霞炼丹，梦神告云:“山在后，海在前，金芨、玉笥居两边，是中可以藏汝丹”。于是，他便来到“金芨玉笥居两边”的天台山炼丹，并从事著述写成《真诰》、《登真隐诀》、《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以及《药总诀》等近100卷，藏之天台山中。到了中唐，司马承祯(647-735)是天台山《道藏》的创建者。他字子微，号道隐，河内温(今属河南)人。二十一岁入道，师事潘师正。后隐于天台桐柏，自号天台白云子。传“主静玄欲”说，弘扬正一道，声显海内。武则天闻其名，召至京城，亲听其说道。承祯还山时，则天命李峤饯行于洛桥之东。景云二年(711)，唐睿宗召承祯入宫，问以阴阳术数之事，承祯以《道德经》之旨对之。及还，御赐宝琴，霞纹帐等。朝中公卿数百人，皆赠诗以送。当年十月，睿宗为承祯在天台山建桐柏观，并置藏经殿。这时，司马承祯着手整理历代天台山道士留下的著作，并将自己数十年来编纂的道经，请人誊抄。内容有:《修真秘旨》、《修真秘旨事目历》、《坐忘论》、《修生养气诀》、《服气真义论》、《采服松叶等法》、《洞玄灵宝五岳名山朝仪经》、《上清天地宫府图》、《登真系》、《天隐子》、《太上升玄经注》、《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上清含象剑鉴图》、《上清侍帝晨桐真人真图赞》、《道体论》等著作130余卷。抄成后，皆置藏经殿中。至此，桐柏道藏已初步形成，约藏经300余卷。开元初年，唐玄宗下诏搜罗天下道教经书，编纂道经总集，称《三洞琼纲》(即《开元道藏》)。司马承祯于开元九年(721)奉诏入京，并将桐柏道经运载至京，以供修纂，受到唐玄宗的高度赞赏，将其留于内殿，亲受法箓。《三洞琼纲》共收全国道经3744卷，内录有天台桐柏道藏300余卷，约占百分之十二左右。事后，唐玄宗亲撰《桐柏观碑记》，对司马承祯极为尊崇。大书法家韩择木为书碑文，立碑于桐柏。从此，桐柏观名声越来越大，开南宗祖庭之先声。二、发展鼎盛时期自唐末至北宋，是桐柏道藏的发展鼎盛时期。具体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末。这期间来天台山隐居著述的高道更多，有田虚应、冯惟良、吴善经、应夷节、刘处静、左元泽、闾丘方远、陈寡言、徐灵府、叶藏质等。他们的著述有《三洞要略》、《元鉴》、《元真经》、《天台山记》等，共400余卷。其中整理桐柏道藏卓有贡献的，当推冯惟良和叶藏质。冯惟良，字云翼，著述很多，以三洞之道行于江表。唐宪宗召之，欲拜官。惟良坚辞。隐居天台桐柏观，建降真堂、白云亭、修闲亭、上清室等，使桐柏观的面貌更添新彩。他酷爱道经，将桐柏观的旧有道藏进行整理、编目，并作了一些勘误工作。叶藏质，字含象，处州松阳人。高道叶法善的后裔。他诣天台桐柏从冯惟良习三洞经篆。后又整理桐柏藏经。为了防火，他在桐柏宫北面的玉霄峰上，找到一座石窟，建斋藏经，号石门山居。咸通十三年(872)，奏乞为玉霄宫，懿宗许之。藏质遂将桐柏观藏经殿的道书，共700余卷，移藏于玉霄宫，称《玉霄藏》。这一套珍贵的道藏，会昌年间(841-846)，高道徐灵府曾阅读过。他在《天台山小录》中说:“玉霄宫有经、钟二楼。经皆咸通十一年(870）书。后题云:上清三洞弟子叶藏质，为妣刘氏四娘造，永镇玉霄藏中。”唐代自安史之乱后，两京秘藏，多遭焚烧。肃宗上元年间(760-761)，京都共有佛、道经书，共6000余卷。懿宗咸通年间(860-873)，重新收集，仅5000余卷，散佚不少。地处偏僻的天台桐柏山，道书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增至700余卷，这是极为可喜的事。第二阶段是五代至北宋。这期间隐居天台桐柏从事著述的高道，除了杜光庭、朱霄外、王茂端、张无梦、陈景元等外籍高道外，还有许多本籍的高道，如刘方瀛、王文果、金柔、厉归真、张伯端等，著述越来越多。其中对桐柏道藏贡献最大的是杜光庭、朱霄外和张伯端。杜光庭((850-933)，字圣宾，号东瀛子，括苍人。为时巨儒。因科场失意，遂隐居天台山，事应夷节。尝谓道法科教自汉天师暨陆修静撰集以来，岁月绵邈，几将废坠。遂考《真诰》始末。郑畋荐其文于朝。僖宗召见，赐以紫服象简，为道门领袖。杜光庭勤于著述，有《道教灵验记》、《神仙感遇传》、《塘城集仙录》和《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等。他晚年随僖宗入蜀。入蜀前所撰的著作，都藏于天台玉霄宫。朱霄外，章安(今属临海市)人。隐居天台桐柏山。善河图秘纬，持法甚严。周广顺元年(951)，他受吴越王钱俶的召见，赐以金、银字道藏经200函。回天台后，特在桐柏宫(即桐柏观，梁开平中改名)重建藏经殿，藏御赐书及新增道经。据宋夏疏《重建道经藏记》云：“五代相竞，中原多事。吴越忠懿王俶，为道士朱霄外新之。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藏金录（按：据宋乾道四年曹勋《重修桐柏观记》，录当作银）字经二百函，勤其事也”。又据宋金允中云：“天台桐柏崇道观(即桐柏宫，宋大中祥符元年改名)，乃五代之末，吴越王氏所建。藏中诸经，拘集道童及僧寺行者，众共抄录，以实其中。碧纸银书，悉成卷轴”。据统计：当时桐柏玉霄宫和崇道观的道藏，共有1000多卷。近人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中认为：“五季重建道藏，其可考者一在蜀中，杜光庭建；一在天台桐柏宫，吴越忠懿王建”。足见当时天台桐柏道藏在国内的重要地位。
到了北宋，高道张伯端成为天台桐柏道藏的集大成者。张伯端(984-1082)，字平叔，号紫阳，天台人。他对“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宋熙宁二年(1069)，入成都遇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得以成道。回天台山传授道徒，弟子云集。他开创了道教南宗，被尊为“紫阳真人”。南宗教义，一时风靡全国，“学者宗之，称天台仙派”。张伯端著作甚丰，有《悟真篇》、《青华秘文》和《金丹四百字》等，连同其弟子关于三洞四辅方面的著述，共300余卷，皆藏于天台桐柏崇道观。桐柏道藏(包括玉霄宫道藏和桐柏崇道观道藏)，由于内容丰富，又经多次整理，因而对中国历史上内容最完备的《道藏》——《大宋天宫宝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当时，宋真宗遍求天下道书，曾遣使来天台山。宋夏疏在《重建<道藏>经记》中说：“国家有成命之二十载，削平天下，列为郡县，舻舳千里，东暨于海。有灵静大师孟玄岳者，始越会稽，济沃洲赤城，访桐柏，为山门都监。冲一天师稽常一等请掌斯藏。至雍熙二年(985)，有诏悉索是经(按：指桐柏道藏)，付余杭传本。既毕，运使谏议大夫雷公德样命舟载以还，从师请也”。可见雍熙年间，曾将桐柏道藏运往余杭传抄，其后命徐铉、王禹偁偁校。又命司徒王钦若总理其事，编成全国性的道藏后进呈。于是，钦若依照旧目刊补：编为《洞真部》620卷，《洞玄部》1013卷，《洞神部》172卷，《太玄部》1407卷，《太平部》192卷，《太清部》576卷，《正一部》370卷，共计4359卷，撰篇目上献，赐名《宝文统录》。后来，又命著作佐郎张君房进行补充、修改。君房据台州(即指天台桐柏)、苏州、越州旧《道藏》本，“品详科格，商较异同，以铨次之”。篇幅增至4565卷，题曰《大宋天宫宝藏》。至天禧三年(1019)春，录成七藏以进呈。后又撮其精要，编为《云笈七签》122卷。据统计：在4565卷的《大宋天宫宝藏》中，录自天台桐柏道藏的著述，有1300多卷，占四分之一强，在122卷的《云笈七签》中录自天召桐柏道藏的著述，有30多卷，占四分之一左右。足见天台桐柏道藏在这两部巨著中的重要地位。
从天台桐柏山运往余杭洞霄宫的这批道藏在编完《大宋天官宝藏》和《云笈七签》以后，胡廷曾派人运回天台，都藏于桐柏崇道观。令人惋惜的是：明初桐柏宫(明代桐柏崇道观改名桐柏宫)遭火，道藏悉被火焚。据《天台山方外志》记载：“桐柏宫五代吴越王所建金、银字《道藏经》二百函……历代珍袭供奉。至国朔吴元年(即洪武元年，1368)遭火，化为斤墟”。以后明永乐及清雍正年间，虽都曾重新营建桐柏宫，但藏经的损失已无法弥补。所可庆幸的是，桐柏道藏大都已录入宋代所编的两部全国性的《道藏》巨著中。以后，明代所编的《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以及清代所编的《道藏辑要》等，都是以宋代的《道藏》为蓝本，因而也都包容了相当篇幅的天台桐柏《进藏》的内容。综上所述，天台桐柏山道藏在中国《道藏》史和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近人陈国符先生在其所著的《道藏源流考》中，以显著的篇幅，对桐柏山道藏予以大书特书，完全是合乎历史事实的。这是桐柏山的光荣，我们天台人民引以为自豪的。（朱封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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