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麻沙、崇化（今书坊乡）坊刻为主的建阳刻书业始于五代，在两宋时期空前兴盛，尤其是南宋以后，建阳与杭州、成都并列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并在规模上超越浙本和蜀本，建本书籍萌芽于五代，衰落于清初。祝穆《方舆胜览》将建本书籍列为建阳第一大特产，并称：“建宁府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1］（P479）叶德辉《书林清话》盛赞：“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阳为最。”［2］（P143）清代闽籍文人陈寿祺曰：“建阳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末已。四部巨帙，自吾乡锓版以达四方，盖十之五六。”［3］（P956）据张秀明的《中国印刷史》统计，宋代建阳麻沙、崇化两地刻书作坊已达37家，较著名的有崇化余文兴的“勤有堂”、余仁仲的“万卷堂”、麻沙刘氏的“三桂堂”、陈氏的“与耕堂”等，群星灿灿。虽然历代学者对建阳刻书褒贬不一，但持肯定意见者为多。朱熹曾云：“向到临安，或云建本误，宜用浙本。后来观之，不如用建本。”［4］（P239）南宋时崇化坊里人魏仲举能著文且善刻，其所刊行的昌黎、河东两集（清内府藏本）受到《四库总目提要》的表扬：“纸墨如新，椠刻精工，在宋刻中亦称善本。”［5］（P262）建安人黄善夫在宋庆元间刻印《史记》一百三十卷，合集解、正义、索隐为一书，刻印异常精美，获历代藏书家的高度肯定，我国近代著名古籍版本学家傅增湘先生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对黄刻《史记》评价为：“是书精雕初印，凌角峭厉，是建本之最精者。”［6］（P210）
宋代建本不仅在国内销量第一，且大量漂洋过海，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云：“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7］（P4082）朱子学者熊禾在崇化同文书院上梁文中载：“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8］（P580）不少研究者认为建阳刻书业崛起是由于其地出产易于雕刻书版的榕、梨等树木，如叶梦得曾说：“麻沙版多用柔木刻成，取其速成速售，雕刻不精。”［5］（P264）叶梦得为江苏苏州人，对福建地理环境并不熟悉，且其生活于北宋末期，当时福建坊刻中心还在福州，宋人南渡后建阳坊刻才雄视天下，因此他对建阳刻书业的认识难免偏颇。如果我们将建阳刻书业放在宋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去研究，得出的答案或许更为接近事实。一、社会安定，北人南移汉武帝时闽越国叛乱被汉军所灭，汉廷对闽越人采取虚地徙民的政策，尽皆迁往江淮间，此后数百年闽北人烟罕至，社会经济的发展停滞近300年。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仍，统治者专横暴戾，滥杀世家缙绅，民不聊生，政客、士子、文人争相逃离，宋人陆游所撰《傅正议墓志铭》云：“唐广明之乱（880～881年），光州人相保聚，南徙闽中，今多为 士家。”［9］（P287）《建 安志》云：“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10］（P29）同时期的闽北则远离战事，成了战乱中较为理想的避难之所。名相李纲曰：“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礼俗淳古，虽斑白未尝识官府者，此与桃源何异？”［5］（P186）建阳刻书业最负盛名的余氏家族也是五代时期避难入闽的，书林《余氏宗谱》之《增修余氏宗谱总序》载：“梁中大通二年（530年），余青为建阳令，避侯景之乱，在闽落籍。传十四世徙书林，以刻书为业。”［5］（P264）宋室南渡后定都临安（杭州），福建距离金兵占据的北方更远，所以更为安全，很多北人举族入闽，如靖康之难中留京宗室无一幸免，移居在外者获全，部分宗室“建炎三年（1129年），移西外于福州，南外于泉州以避敌。”［11］（P984）在宋朝统治的319年（960～1279年）内，除了个别山区的动乱之外，福建主要地区一直处在和平的环境之中。作为入闽必经之道的闽北，大量北方移民流寓，人口激增，繁荣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成为仅次于都城临安的文化中心，朱熹感叹：“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5］（P238）北宋末，金兵南侵加剧了北人南下，朱熹云：“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7］（P4303）在靖康之乱中移民入闽的北方移民中有不少是世家名流，如刘子羽家族在抗金失败后举家隐居崇安五夫里。战乱中建阳麻沙、崇化秀美的山水、丰饶的物产与和平的环境吸引了大量南迁的大家族。如洪氏“金人南侵，高宗拜（洪）皓为金国通问使，如金不得归，其子获麟哀痛病没，二子遵其遗嘱，一隐于建宁书坊，一隐于同安小登屿。”［12］（P46）著名理学家张载的九世孙也避居麻沙，“先生九世孙讳德者登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授官知闽之邵武县事，奉木主以行，往来建阳，道经麻沙，见其溪山之胜，中心爱之，时咸淳兵乱，道梗不复西归，遂卜居焉。建横渠书院五十楹，……”［13］（P979）南宋初年，由于宋 金 战 争的影响，闽 北人口增长出现了一个高峰。《建瓯县志》载：“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14］（P426）随着北人南迁规模越来越大，闽北文化始盛。“惟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15］（P127）建阳崇化、麻沙书坊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正如清末陈衍《补订闽诗录叙》所评：“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16］（P44）北人南迁进入福建的路线主要有3条：一是由江西铅山经分水关入闽；二是由江西临川、黎川经杉关入闽；三是由闽浙边界经浦城仙霞岭入闽。此三条线路中经分水关入闽者居多，而杉关和分水关两条路线于建阳相衔接。建阳地处闽江上游，流寓者居多。但大量移民的涌入，使这里土地迫狭的问题更加突出，闽北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南宋朱服评闽北“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17］闽北多梯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寒，山岚蔽日，而人力抽致，雨露所养，无不少获。”［18］（P359）生籍繁夥，耕耨殆尽，无田可耕迫使部分人口转向刻书等手工业生产和销售。大批文人入闽后生活困顿，刻书业利润较高，文人们在此行业就业也算是学有所用，连安于清贫的大理学家朱熹也曾刻书贴补家用。大批文人学者入闽为建阳刻书业提供了刻书人才和稿源，并成为书坊消费者。随着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闽北战乱纷扰，闽北逐渐失去区域中心地位，大量家族又迁往他处，以至于民国时刘超然感叹：“柳盛于宋，钱盛于清，而今无其人。曹墩以曹姓得名，萧屯以萧姓得名，哀墩、哀岭后以哀姓得名，而今无其族。”［19］（P75）从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建阳刻书业仅在两宋达到极盛的现象了。二、文化昌盛，科举发达（一）地灵人杰闽北文化在宋代达到极盛，载入《宋史》的人物有82人。宋代的闽北进士有2 092名，位居全国前列。两宋时期闽北籍宰相有13人，其中正宰相8人。“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甲于天下。”［20］由于北方移民的涌入，闽北在两宋名人荟萃，如爱国宰相李纲、创西昆体的杨亿、婉约派诗人柳永、著《春秋传》的胡安国、法医学家宋慈、史学家袁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等。他们大多能著书立说，为建阳书坊提供了丰富的稿源。大量学者、士族进入闽北为建阳刻书提供了人才支持。如崇化书坊林立，刻书人才辈出：著《方舆胜览》的祝穆，南宋《诗人玉屑》的作者魏庆之，注韩柳的魏仲举等都是杰出的书坊人物。（二）教育发达宋仁宗以后，朝廷大兴学校，闽北各地都建立了官学，私立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读书蔚然成风，“五步一塾，十步一庠。”［21］（P72）宋大观间（1107～1110年），建州州学课堂达300余间，学生不下千人。闽北各县地方官府普遍设置学田，以解决部分学生生活之需，鼓励学生入学。如建阳县学建于北宋，“其后县伊王渥复增学田，以廪学者。”［10］（P9）崇安知县事赵侯在淳熙七年（1180年）“视境内浮屠之籍，其绝不继者凡五，曰中山、曰白云、曰凤林、曰圣历、曰暨历，而其田不耕者以亩计凡若干。於是悉取而归之于学，盖岁入租米220斛。”［7］（P4111）各县的私学—书院也纷纷成立。闽学的发展推动了闽北教育的发展。在杨时、游酢将理学传入闽北后，罗从彦、胡安国、李侗等学者不断努力，经朱熹融百家之长，终于形成在全国影响极大的闽学学派。朱熹逝世后，黄干、蔡沈、真德秀、陈淳、熊禾等人继续发扬闽学。理学家纷纷创立书院，朱熹一人就在闽北创建4所书院，从史料记载看，建阳宋代有18所书院，为闽北之最，其次为崇安县，有8所。在闽学的影响下，闽北读书之风日盛，如建阳县经“南宋朱、蔡、游、陈诸君子倡明道学，彬彬然为道义之乡。”［22］（P37）（三）民风重学宋人刘克庄诗云：“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23］《建瓯县志》载：“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建推邹鲁，乃诗书之薮也。”［14］（P433）闽北民风纯朴，崇文好学之风浓郁，读书人在社会上受人尊敬，乡人每逢宴饮，必请读书人上坐。祖籍武夷山五夫的柳永所著《劝学文》直白地道出了学子苦读的动力：“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24］（P1097）闽北藏书家也大 量出现，如宋咸、余良弼、詹体仁等，建阳人宋咸，北宋天圣乙丑（1025年）进士，任职过邵武军、韶州知府等职，后建霄峰精舍以作藏书楼，“积书充栋，图为讲道开来之计。”［25］（P77）余良弼，闽北顺昌人，建炎二年（1128年）进士，“为政知大体，每以教化为先，聚书几万卷。”［26］（P248）朱熹得意弟子詹体仁生平勤奋好学，聚书达数千卷。（四）科举兴盛宋朝崇文重儒，扩大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使布衣寒士有更多读书入仕的机会。闽北山高水寒，农耕生活极为艰苦，公平竞争，及第后直接任官，又给家族带来无上荣誉，因此，读书入仕成为闽北学子普遍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的首要追求，不少应试学子穷经皓首，终生不渝。朱熹也承认：“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4］（P246）宋神宗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因此宋代建阳坊刻中各类经史和类书居多，朱熹曰：“建阳版本书籍……上至六经，下及训传、史记、子集。”［7］（P4082）岳珂（岳飞孙）在《愧郯录》卷九说：“自国家取士场屋，……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5］（P260）应举用书销量的大增直接带动了建阳坊刻的兴盛，“五经四书泽满天下，人称小邹鲁。”［25］（P79）三、交通便利，原料低廉建阳交通便利，麻沙、崇化两坊是建阳和邵武两郡走廊，距邵武不足百里，通过古驿道，再过杉关，建阳刻书经此可达赣东重镇信州（上饶）。麻阳溪水路运输便利，闽北地区山高路陡，陆路通行不便，而麻阳溪水路畅通，朱熹一生中在闽北建立的四所书院，除武夷精舍外，寒泉精舍、晦庵草堂、考亭书院都在麻阳溪畔，除山水秀美外，舟楫之利应是朱熹修建书院择址的一个重要原因。图书经麻阳溪扬帆顺流而下便可进入建阳城，通过图书经销商向本地用户出售，部分经风水关和仙霞岭等通道进入邻近的江西和浙江等地。分水关路由崇安至江西铅山是闽赣孔道，车马之声昼夜不息。经风水关驿道进上饶河口，江浙闽粤客商云集于此，由上饶溯信江，经玉山县信江段船行百里至“八省通衢”坊。江浙书籍，由此下船运往南方，闽粤书籍则由此转运到常山县草坪驿，移货江山货船，便可以由钱塘江顺流而下前往杭州。建阳刻本，多由分水关路运销外地。麻阳溪和从武夷山南下的崇阳溪在建阳濯锦桥下汇合流向南平，称闽江，部分建本顺流而下经闽江转福州、泉州等港口转运至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1241年，日本僧人回国时带走了包括祝穆的《方舆胜览》、朱熹《论孟精义》等建本书籍在内的数千本经籍，至今仍有不少宋代建阳刻本精品珍藏在日本，如宋建阳刻本《纂图互注周礼》、《纂图互注礼记》、《新雕名臣纪述老苏先生事实》等。宋庆元间建阳坊刻刘元起刻印《汉书》一百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流入日本后被日本人视为国宝珍藏。宋代泉州港为国际贸易港，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年），泉州城已达到80万人口，北宋奉例，历次奉使高丽者的座舰，都是委托闽浙监司代雇，由泉州赴新罗、高丽，海船要经过四明（宁波），建阳刻本也有部分通过海路销往浙江等沿海地区。闽北竹木资源丰富，漫山遍野尽是茂林修竹，刻书版所用的红梨木等原料丰富，造纸业特别发达，造纸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建阳的麻沙镇所产纸张称麻沙纸，色泽稍黄，厚簿韧性与麻纸类似，宋代闽刻中的麻沙本多用麻沙纸。郭柏苍《闽产异录》载：“建阳扣，本地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本，皆用此纸。”［5］（P252）麻沙竹纸就近生产，成本低廉，是当时中国纸张中最便宜的，并使建本书籍售价仅为浙本书籍的一半，倾销全国，建阳一跃成为全国出书最多的地方。四、结语五代时王审知治闽的文化政策为宋代建阳刻书业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王审知一方面大力兴学，采用翁承赞的建议，设学以教闽中秀才；一方面不惜重金，广泛搜求佚书并开始了官方的刻书业，以填补在兵乱中书籍的损失。这些措施或许是建阳刻书业萌芽的催化剂。宋代采用强干弱支的国策，使中国边疆防御力量日渐薄弱，北方少数民族军事侵扰中原日益严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被迫南移，大量中原士族举族入闽，带来了大量人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铸就了闽北最辉煌的篇章。宋代刻书业顺应历史潮流产生并发展，科举昌盛、读书风气的浓厚使建本图书有了内销的基础，而交通便利，外贸发达则使其规模可以不断扩大，并在规模化生产中降低成本，提升了建阳刻本在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追溯闽北各朝代，只有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才能聚集如此多的编辑刻书人才，也只有这个时期有如此和平的环境和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再加上舟楫的便利和原材料的低廉，建阳刻书业终于在中国刻书史上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苏丹霞）［1］（宋）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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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皖西学院学报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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