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组织视频截图 近年来，帮助克服人类行动、视觉及其他障碍和不便的“辅助技术”创新呈现“两位数增长”，与日常消费品的结合也越发紧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7月13日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讨论脑神经技术研究及其相关的伦理问题。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出席了会议，和与会人士交流了脑神经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它可能带来的道德伦理问题、以及中国科学家在这个领域上的讨论和共识。蒲慕明就此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蒲慕明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脑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认为：人类进行科学研究就是要了解自然现象，包括关于宇宙的未解难题。而当我们试图理解生物体的时候，最复杂的就是大脑。人类的大脑就是人体中的宇宙，像宇宙一样神奇、浩瀚。

蒲慕明：“人性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大脑的状态，大脑各种网络结构，还有过去的所有的经验造成大脑里面留下来的记忆，以及它的结构的改变。这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个性，决定他所有的决策，决定他的意志。

“人体所有的组织都没有大脑这么复杂，它不但细胞多，细胞的种类也多。它有特殊的连接，网络也复杂。它的功能也是人类或者所有动物最重要的功能。所以，理解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是理解自然现象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前沿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我们现在还是在探索的最初期。现在有很多脑疾病都没有办法医治， 各类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抑郁症等疾病都是未解难题，脑科学还没办法解决。但是如果理解大脑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通过开发治疗干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会对我们人类的健康有所帮助。”

蒲慕明供图

蒲慕明介绍说，脑科学研究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在于，科学家和医学家对我们对大脑结构有了相当多的了解，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蒲慕明：“过去几十年的技术进步包括：我们可以到医院里面去，用非侵入式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你大脑的结构的变化，宏观结构的变化。可以用扫描、核磁共振、光声成像知道大脑内部的一些结构和功能，然后做很多诊断，知道你大脑是否长瘤，长在什么位置等等，可以做手术。 这都是医学和脑科学研究带来的，以及新技术带来的好处。虽然我们现在还是不能解决很多脑疾病，但是已经比以前要有很大的进展。对于非常简单的大脑功能，包括我们怎么样看到外界的物体，怎么样了解听觉系统、视觉系统、还有情绪系统, 我们的心情是怎么变化, 是什么脑区控制的，这大致都有一些了解。”

脑神经技术是能够将技术组件与大脑神经系统直接连接的技术。蒲慕明解释说：脑机融合就是利用机器从大脑读出来的信息、意念，换成电信号发出控制指令。

蒲慕明：“用意念控制假肢就是一个最通常的技术应用，这就是脑机融合，脑机接口。你也可以用机器去调控大脑，这也是脑机接口。我们现在很多医院都在用这个技术来治疗。比如说你中风了，手不能动了，或者手动得很慢，医院就给你在头上打经颅磁刺激磁场，打在你的大脑皮层，它就可以帮助你恢复你的运动智能。 这都是非侵入式的，在头骨外面用磁场来激活你的大脑。”

最终脑机融合技术发展到极限，机器可以控制大脑的活动，致使人失去自主能力。如果没有道德护栏，这类技术就会带来风险。蒲慕明指出：脑神经技术带来的道德伦理问题不容忽视。

蒲慕明供图

蒲慕明：“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技术？用这个技术有没有得到病人的同意？病人知不知道用这个技术会有多大害处、有多大好处？这都是一些伦理的问题。 你在人的大脑上做一些研究，什么研究可以做，什么研究不能做，（什么研究）会对人有伤害，这都需要有道德伦理标准。

“任何能够改变人的大脑或者是干预人的大脑的技术，都有伦理的问题，包括吃药。你吃药可以帮助睡眠，这个当然是好事。有时候吃药能够帮助你增强你的记忆，有了增强你的能力和认知能力的药，你去考试就比人家考的好。药物增强作用也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

每个国家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各有不同，道德伦理标准也不尽相同。蒲慕明强调说：各国科学家在做医学研究时，都在遵循国际伦理标准。

蒲慕明：“当然每个国家可能有基于社会文化特性的准则，也许有次级准则，但是一定有普遍共识和通用准则。对病人有害就不能做，这个是大家都同意的，最基本的。一定有基本的法律规则，相对的、文化的规则，那就是各个国家自己要定的。要维护宇宙的规则，同时又考虑到国家社会的特性，这非常重要 。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跟西方文化确实有不同。比如说我们对隐私的理解就跟西方不太一样。我们对隐私要求的程度没有西方人高，因为我们从来就是在非常拥挤的社会下生存。我们的家庭住得都很紧，隔壁什么事情，邻居什么事情都很清楚，没有什么隐私。所以中国对隐私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对比如说病人的隐私的标准，什么样的病人的东西我们可以泄漏出去，什么东西是我们要保护的，我们也许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没有西方那么严格严谨。但是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我们政府的要求，以及我们整个医学界的要求，是跟国外一样的。

“还有就是病人的知情权。你要做什么事情他必须要知道，他有决策权，医生不能有胁迫，不能有利诱威胁等等。 这是病人的保护，这就是道德伦理的一部分。这种准则就必须要严格遵守，全世界都一样。”

蒲慕明供图 2016年，蒲慕明获得Gruber神经科学奖。

蒲慕明还指出：除了维护国际准则，脑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成果分享也是至关重要的。

蒲慕明：“脑科学技术非常困难，研究出来的技术通常都是全世界在应用。有些新技术的传播和扩散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大家能很快的得到新结构、新的知识。很多数据出来后，数据分享是很重要的。比如昨天晚上，我们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在CELL期刊上面，是中国16个研究组，上百人的合作研究。成功绘制了猕猴大脑皮层的细胞类型分类树，并揭示了细胞类型组成和灵长类脑区层级结构之间的关系。CELL期刊是生物学界最好的杂志了。这个出来之后，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立刻上线，让所有数据在全世界都可以获取。很多我们还没有分析的结果，别的国家的科学家看到可以继续去分析 。”

谈到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关系时，蒲慕明指出：两者是彼此互补的，脑科学研究可以帮助人工智能的设计，但人工智能和人类大脑的智能仍然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蒲慕明：“因为人工智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有高智能。人脑是最高的智能，所以就是帮助人工智能变成一个通用的、像人脑一样可以做各种决策的智能。现在还差得远，现在看来没有一个机器人像人的，他只是一个简单的单用智能、专用的智能。比如说语言交流可以，但是让他把所有的信息整合，把看、听、写所有的功能都整合在一起，这样的机器人还早呢。 至少在目前，在未来数十年，是不可能超过人脑的。”

以上是《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