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关徐福东渡开启日本文明的说法已降温不少。但在网络媒介刚刚兴起的古早时代，这则短小精悍的谣言曾感动过无数吃瓜群众，至今都会被各类自媒体翻出来炒作一番。其中的核心论点不言而喻，就是以祖宗、长辈自居，对不够敬畏自己的后起之秀保持傲娇姿态。

然而，只要略通历史就会明白：徐福东渡的落脚点不会是日本，倒是更应该去半途中的韩国寻觅。

徐福的最初记载 主要来自司马迁的《史记》

事实上，有关这次神秘东渡的早期记载从未提及最终去向。譬如赫赫有名的《史记》就有5次提及徐福，其中又以《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较为详细。后人所知桥段的90%内容，就源于这些雕刻在竹简残片上的只言片语。

其中《秦始皇本纪》的记录较为工整，明确指出徐福东渡目的是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房。他在公元前219年第一次出航，率领数千童年童女离开数年，却一无所获的空手而归。接着到公元前210年二度觐见，谎称真有在名为蓬莱的地方获得良方，却苦于海中的大鱼阻拦才无法带回。嬴政随即命人用大弓弩射杀一头鲸鱼，并不再次派徐福前去带回秘方。

至少在明面上 徐福东渡是在为秦始皇寻求长生秘方

《淮南衡山列传》里的补充内容则更有戏剧性，指出第一次航行失败的原因在于向神明供奉礼物太少，只被允许观摩而不能碰触。秦始皇信以为真，便再度派遣3000童男童女与大量工匠，携带更多五谷登船出航。奈何徐福选择一走了之，跑去某个平原广泽的好地方自立为王。不仅没准备回来复命，还连带着让许多本土居民都渴望能追之而去。

由于《史记》创作于西汉前期，距离嬴政和徐福健在的年代较近，所以内容可靠性最高。而且司马迁笔下的徐福虽看似毕恭毕敬，实则精准捕捉到秦始皇的思维软肋，用尽PUA话术实现合理偷渡。至于究竟落脚在何处，就只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蓬莱”地名。

早期版本的徐福东渡传说 目的地只有一个蓬莱

公元1世纪，班固开始撰写《汉书》，才补充徐福的目的地为的蓬莱、方丈和瀛洲这三神山。此时距离秦朝灭亡已过去两百多年。许多历史演变为寻常故事，难免在传播过程中添油加醋。

公元4世纪，西晋史学家陈寿开写《三国志》，徐福东渡的落脚点已从蓬莱调整至澶洲，土地性质也由神山变更为岛屿。这是其东渡故事的首次结构变形，趋势发展下去便如南朝史学家范晔那样，首次将徐福的事迹编排进《倭传》。无论本人是否将两者联系起来，足以为后世的继续讹传打下基础。

陈寿写《三国志》 才初步将徐福与日本联系起来

之所以会有如此变迁，可能与当时的朝贡外交发展密不可分。秦汉之交的北方先民，或许模糊知道渤海对岸的朝鲜半岛和济州岛，却根本不清楚还有一个更大的日本列岛存在。中原政权同所谓倭人的正式交涉，最早也不过追述至光武帝时期，而且往来并不密切。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的记载都偏向于保守，远不及四百年后的南朝文人奔放。后来的晚期大和政权疯狂派来遣唐使，徐福落脚东瀛的传闻才依托《广异记》、《仙传拾遗》等小说逐步递进。直至五代的后周僧侣义楚，在自己的《释氏六帖》中将双方彻底联系到一起。

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 直到唐朝结束才完整

日本浮世绘上的徐福东渡船队

另一方面，平安时代的日本对徐福东渡假说相当痴迷。无论《宇津保物语》、《源氏物语》、《平家物语》和《太平记》等物语作品，还是深受《史记》影响的《白氏文集》，都普遍默认义楚和尚的说法，将所谓蓬莱制定为富士山。

其大背景是船舶技术发展，推动两岸居民的接触频率增加。尤其是来自宁波的吴越商船，几乎完全替代遣唐使承担起大部分双边交流职责。

平安时代的日本文人 将富士山指定为蓬莱

其次，历史的发展进程本身也无法支持徐福东渡假说。公元前210-219年，漫长的弥生时代尚未结束，整个日本仍是由数部落社区组成的蛮荒之地。后来以完整国家建制出现的邪马台，还要再等600年才会被发现提及。

这意味着从战国晚期至三国中期，整个列岛的发展水准相当平稳，没有突然受到外来势力影响。倘若徐福的船队两次抵达九州等西部区域，必然会引起某些局部地带异军突起，并在历史记录、民俗传说和考古遗迹反面留下痕迹，完全没必要等平安时代才出现井喷式爆发。

弥生时代的日本 并没有出现过跨越式大发展

此外，日本内部的最大徐福传说热潮发生在江户时代，所谓教授先民捕鱼、航海、农业、医药、养蚕、织布、天文、占卜、制铁、捕鲸、造纸等技术的传闻皆源于18世纪。彼时的德川幕府高举锁国体制，只为荷兰与清朝商人网开一面。因此，中国仍旧是其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径，倒逼出大量民间传说。只不过与遥远的洪荒岁月没什么直接联系，更像是利用明清易代之际，标榜自己才是儒家文化圈的最后圣地。

至于所谓日本秦氏，出现在日本的时间记载远晚于徐福东渡。虽对船只外谎称自己是秦始皇后裔，但源头可能是西汉的乐浪郡流民，亦有五胡十六国的前秦皇帝苻坚后裔假设。怎么看都与战国末年的寻仙问药者没有直接关系。

日本也不曾将徐福与神武天皇挂钩

最后，秦汉时代的造船水平不高，恐怕很难支撑起从山东半岛至日本九州岛的直航需求。今人对徐福所乘船型的认知，基本来自北宋初年的百科著作《太平广记》。其中的《卷四·徐福》提到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

不过，秦汉两朝的楼船形制非常粗糙，主体结构是类似于连体舟的浮动平台。这种船舶通往被用于长江航运，还因为过于笨拙而极少参与前线战斗。加之缺乏风帆系统，只能靠划桨或水流沿海岸线缓慢移动，被五代和两宋请出海事序列。在此之前的出动纪录同样屈指可数，包括武帝攻伐卫满朝鲜，以及唐朝-新罗联军的白江口大胜，全都没有脱离半岛范畴。

秦汉时期的楼船非常粗糙 航海范围有极大限制

徐福的东渡后裔 最有可能落脚在韩国境内

值得一提的是，在徐福东渡事件过去约100年后，有关朝鲜半岛的风俗民情开始被中原官方收录。其中，殷商移民建立的箕子朝鲜，以及战国燕人创立的卫满朝鲜，都位于辽东到汉江以北区域。与之相对的南岸则由三韩占据，但彼此间的差异同样相当巨大。

特别是生活在今日庆尚北道一带的辰韩，几乎可以被视为某个中原移民飞地。当地人自称是逃避秦国兼并的流亡者后裔，与西面的马韩割地对峙，连所使用的口语都保留着“秦风”。他们的技术水平完全高于周遭领域，几乎一上来就懂得建立城栅防御，知晓如何养蚕织丝，习惯于乘坐牛马车出行。更为重要的是，本地土地肥美、适合于耕作五谷，怎么看都与徐福当年的行动轨迹高度相似。

辰韩就位于今日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北道一带

而且山东半岛南部的岸流大体上呈逆时针移动，会阻拦没有风帆的船只穿越黄海。徐福时代的笨拙楼船，往往会先被海水带往东南方向，然后又由于日本黑潮作用转向东北。这就非常容易错过济州岛、半岛西侧和九州，直接绕到半岛的另一头靠岸，完全不同于那些从辽东出发的沿岸水师。

后来在这块土地发展起来的新罗王国，亦在地缘关系上亲近中原，疏远北方的高句丽、西侧的百济和对岸日本。

作为辰韩后裔的新罗 与高句丽和百济有很大差异

比较搞笑的是，源于五代-北宋之交的徐福启蒙日本假说，也在差不多时间里传至朝鲜。当地士大夫很快就全盘接受，还通过多番考据认定自己就是东渡征程中的必经之路。公元15世纪，出访中原的李朝使臣就曾搬出相关事迹，以便和明朝方面套近乎。

清朝中前期，他们又经常派使团造访日本，借讨论徐福的名义增强本方气场。由于日本方面同样有徐福崇拜，经常在笔谈辩论中遭对岸来客刁难、压制。

17-18世纪 日朝外交经常演变为徐福东渡的学术探讨

当然，随着传统儒家文明圈在19世纪遭遇严重危机，日韩两国的徐福崇拜热潮迅速消散。前者通过明治维新崛起，迅速培植近代化民族主义概念，自然不会对曾经误认的启蒙者感兴趣。后者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甚至要以属地身份屈从于东瀛，更没有底气搬出徐福来自卖自夸。

直至20-21世纪之交，全球化经济蓬勃发展，才出于丰富旅游资源等经济动因，稍稍恢复对古老记忆的习惯性崇拜。

各类当代文化作品中的徐福形象

最终，徐福又被当做某种特殊符号，在经济迅速增涨的国内红火起来。除充当传奇故事图一乐呵，还能被用于增强自信的文化图腾。言下之意无非祖上阔绰，还接济过尔等番邦，无论当下差距多么悬殊，终究保留有倒转天罡的逆袭可能。

丝毫没察觉到徐福的东渡桥段本身，包含有对新时代降临的全盘否定，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悲观预期。亦如燕国人卫满遁入半岛北部，明朝人朱舜水客死日本。否则何以两次向千古一帝骗取经费，头也不回的润到异国，开拓一片只满足于自己幻想的温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