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在宋元战争之前，四川的经济是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展现出了蓬勃的发展态势。
战国时期，秦蜀守李冰营都江堰，就灌溉出千里良田，为后世农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到了宋代，随着人口南迁，劳动力大量增加，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农田水利进一步发展。从越南传入的占城稻推广到了东南地区，南方的水稻在北方也得到较大推广，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更是成为了丰饶的粮仓，有着“苏湖熟，天下足” 的说法。而且，当时南方普遍种植茶树，北宋至南宋初，植棉地区从广东和福建向北推进到了江淮和川蜀一带，农业发展的范围不断拓展，产出也日益丰富。
手工业领域同样亮点颇多。四川、江浙地区的丝织生产十分发达，南方的丝织业已然胜过北方，其生产出的丝织品精美绝伦，闻名遐迩。制瓷业更是宋朝的辉煌所在，全国瓷器制造百花齐放，河北定窑、河南汝窑等地烧制的瓷器，各具美感。而四川本地的瓷器制造也别具一格，在这场瓷器盛宴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此外，造船业方面，广州、泉州、明州虽然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四川依托长江水系，造船业也有着一定规模，所造船只保障了本地及周边地区水上运输、贸易往来的顺畅进行。
四川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为商业的兴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城市之中，商贸往来频繁，出现了大量集市，逐渐形成城镇，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北宋前期，四川地区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无疑是当时商业高度发达的有力见证，纸币的出现便于携带，促进了货币流通，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发展，让交易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众多城市里，商铺林立，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其中，买卖着各种商品，一片热闹繁华之景。
四川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日常休闲时，人们喜欢钓鱼、喝盖碗茶、打麻将，过年吃汤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糍粑。而且四川话通俗易懂，虽然大致可分为川南、川西南、川西、成都、川东、川北等不同片区的方言，但基本不同地方的人都能听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文化的交融。
文学艺术领域更是人才辈出、精彩纷呈。川剧以其形式活泼、曲调多样、浅显易懂、语言诙谐以及表演程式多样化等特点深受人们喜爱，像变脸、旋舞、喷火等特技更是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令人惊叹不已。此外，四川扬琴、四川清音等曲艺形式也广为流传，相书由一人在幔后表演，能模拟各种声音，惟妙惟肖，谐剧则寓庄于谐，能及时反映生活现实，还有民间大型打击乐四川中大乐，原名“蓬莱大乐”，在遂宁市及边沿地带颇受欢迎。
宋代蜀学更是当时文化昌盛的重要体现。“蜀学” 开始具有学派意义是在北宋中期，狭义上指北宋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学术派别，广义上涵盖了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及其之后的张栻、魏了翁等人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四川地区的学术。它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之长，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学术传承上师承多源、兼容会归且勇于创新，学术风格开放包容，注重与现实紧密联系、经世致用。在当时的四川，众多文人墨客汇聚，文化传承有序，诗书之家众多，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人们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形成了不同层次的通经人才，也涌现出大量的经学著述，为文化的持续繁荣发展不断注入活力。
贰
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八月，蒙古铁骑如汹涌的浪潮踏入四川，所到之处，皆成焦土。四川被卷入无尽的战火中，诸多城池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像是成都，在蒙古军先后三次攻入的过程中，百姓们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往昔的热闹与安宁不复存在。
钓鱼城之战，更是让无数生命消逝。蒙古大汗蒙哥都被击伤，最终命丧于此，但四川军民也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整个四川地区，在近50年的拉锯战里，人口锐减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正如史料记载 “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长期的征战还让农业生产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曾经肥沃的土地变得荒芜，粮食严重短缺，“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 便是当时凄惨景象的真实写照。
不仅如此，宋朝官兵里也有部分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 “焚毁于仕族”，使得百姓们陷入了内忧外患的绝境，民间甚至流传着 “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 的哀怨之谣。曾经在唐宋时期大放异彩的四川世族大家，大多非死即伤，少数劫后余生的人也只能背井离乡，出逃他省。
1371年朱元璋打败明玉珍，统治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出于稳固政权、发展经济以及保持各地人口平衡等多方面的考量，更是下令迁移一部分湖广人到四川开垦，鼓励百姓前往这片待兴之地，开启新的生活，也助力四川重新恢复往日的繁荣。
这个时期的移民大多从麻城出发，通过陆路或者水路到达四川。水路是先从麻城出发，到湖广武昌，大致240里。接着从武昌府夏口驿前往荆州府荆南驿，路程长达965里。然后顺着荆南驿到四川夔州府永宁驿，有860里之遥。再从永宁驿抵达重庆府巴县朝天驿，又是1360里的水路。最后从朝天驿前往成都府锦官驿，长达2235里。全程算下来，足足有5660里。
陆路同样不轻松，从麻城至黄安90里，再到黄陂120里，接着前往孝感县120里，而后抵达云梦县40里，再从云梦至德安府60里，随后到随州130里，又经枣阳130里，去往襄阳140里，接着到巴东县930里，然后从巴东至四川巫山县120里，最终到达成都府城，全程共3500里。
叁
崇祯六年（1633年）张献忠开始入川。张献忠入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反抗势力进行了镇压。展开了一系列残酷的军事行动，有史料甚至记载为“屠川”。顺治三年，清军由汉中入川，与南明地方武装等展开了长时间的对抗，战火在四川境内持续蔓延，
1646年10月张献忠在今西充县境内被清军杀害，然而清军在四川的战斗并未结束，清军在四川的作战持续了十三年，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攻陷渝城（今重庆）才告结束；城池反复易主，百姓苦不堪言。清军为了镇压反抗力量，采取了诸如 “四山搜剿” 等强硬手段，很多地方被 “扫穴无遗类”，使得原本就脆弱的四川更加生灵涂炭。
随后的三藩之乱，吴三桂的军队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勒索居民，“十室九空”，百姓们为了躲避战乱，只能逃入深山穷谷，但依然难以幸免。这场持续多年的战乱，让四川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粮食短缺，很多地方出现了 “人相食” 的惨状。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天灾也在此时肆虐。瘟疫横行，“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 等病症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大量尸体得不到妥善处理，又进一步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同时，一些地方还遭遇旱灾等自然灾害，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生活陷入绝境。
在这些灾祸的叠加影响下，四川人口数量一降再降，曾经繁华的城镇变得死寂，经济陷入停滞，文化传承也几近中断，整个四川仿佛变成了一片荒芜的人间炼狱，亟待新的生机来重新唤醒这片土地。
康熙十年（1671年），鉴于四川破败不堪、人口稀少的现状，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政策来推动外省人口入川。在土地方面，规定凡是愿意入川者，给予永久性土地，那些长期荒芜无人耕种完粮的土地，只要移民开垦成熟后，就不许原主再来索要，这无疑给渴望土地的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毕竟土地在当时可是农民的命根子。
对于户籍问题，明确表示入川者均准予入籍，不用担心身份户口受限。而且，各省及地方政府人口迁移工作还与官员的政绩挂钩、升迁相关联，这使得各级官员都积极地去招揽移民。
赋税上更是给出了极大优惠，移民垦荒的土地，五年内免征税，对于移民后新滋生的人口，永不加赋。这在赋税繁重的古代，简直就是巨大的福利，百姓们不用再为沉重的税赋担忧，可以安心在四川开垦、生活。
湖南、湖北大部分人从湖北麻城出发，沿长江水路经过宜昌进入三峡，逆江而上达到四川；还有部分跟随广东和贵州的人从贵州走陆路入川，陕西一带的移民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
康熙二十四年时，官方统计四川人口仅剩下9万多人，偌大的一个省份，几乎变得荒无人烟，很多城镇村落都成了废墟，曾经繁华的景象不复存在。
而随着“湖广填四川” 等大规模移民活动的开展，大量外省人口涌入，四川的人口数量开始迅速回升。到了雍正、乾隆时期，人口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嘉庆十七年，人口达到了2071万，宣统二年，达到了4800万，使得四川重新成为人口大省。
在人口结构方面，原本是以本地土著居民为主，移民后则变成了多省份融合的状态。来自湖广、广东、福建、江西、陕西等十几个省份的百姓汇聚于此，不同的地域文化、风俗习惯在这里融合。比如语言上，就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川话，融合了各地语言的元素；家族姓氏方面，四川出现了众多来自外省的姓氏，而且不同姓氏之间通过联姻等方式，进一步加深了融合，构建起了新的人口结构关系，这种多元化的人口结构也为四川后续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活力。同样川菜吸收了湖广等地的烹饪手法和食材特点，逐渐形成了“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的独特风格，成为了深受大众喜爱的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