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史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同源，都是黄帝后裔。其中：夏后氏出自黄帝之孙颛顼，商王室源自黄帝曾孙帝喾，周王室则同样是帝喾之后。

但三代同源的记载恐怕是后世“民族出于一元”、“自古万世一统”观念影响下的主观臆想。现代考古早已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式的，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再到黄河中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自成一体，各有各的发展脉络，最终才融合成了华夏文明。

所以，作为先后统治华夏的夏、商、周三朝而言，或许被统治的下层平民主体在数千年来并非发生大的变化，但上层贵族或王室，必然源自不同的族群。

只不过，随着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构成，原本可能是横向并存的“三皇五帝”人物，被史官描绘成了前后继承的纵向关系。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即夏商周的族源属性究竟是什么？

按照生物学概念的划分，人类的种族（人种）大体被分成三类：黄种人（蒙古人种）、白种人（高加索人种）、黑种人（尼格罗人种）。后来出于研究需要，又划分出第四类：棕色人种（澳大利亚人种）。

这里有必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之所以用“蒙古”冠名，是因为中世纪时蒙古铁骑给欧洲留下了阴影，欧洲由此记住了这种来自亚洲的面部特征，故而沿用了这一习惯叫法，就像我么今天依然习惯把汽车行驶的道路叫做“马路”一样。

既然中国人基本都是黄种人，那么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夏商周时代的“老祖宗”们也必然是黄种人。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从考古学角度讲，夏朝其实还没有被完全找到，这是因为目前已知的夏文化范畴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仍未发现“夏朝”的自证材料。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夏朝族源的判断。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活动区域始终在晋南和豫西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如《国语》提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史记》“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而这个区域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开始就不断有先民人骨的考古发现。

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及晋南陶寺文化、豫西二里头文化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先民的体质特征为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彼此体质类型亲密。

不仅如此，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刘皓芳博士在对二里头遗址随机出土采集的40例个体样本进行线粒体遗传分析后，得出：二里头群体与如今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山东以及西北陕西、青海等地汉族遗传关系非常接近。

这充分说明，在夏朝存在的这个时空范围（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末期）区间内，先民和现代人群人种是一致的，即夏朝人必然是黄种人，无论上层贵族还是下层平民。

周人的情况与夏人类似，其活动区域同样不出晋南、关中两地，陕西瓦窑沟和西村遗址发现的周人遗骨呈现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体质类型的延续性。

陕西扶风刘家文化遗址发现的姜族为古中原群体西北类型，同样是黄种人，而姜族是周王室长期联姻的上层贵族，具有一定代表性。

故而，周人不仅是地道的黄种人，而且王室因为长期与西北类型群体联姻，面部还产生了“鼻型偏狭，低面、低眶”的微变化，换言之，周人是典型的“中国陕甘人”。

商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首先从文献记载上来说，商族的起源远没有夏人、周人那般明确，《左传》说商起源于东方，“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局商丘”，《史记正义》说在西方，“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陕西华山）”，《山海经》则说商的发源地在北方的河北易水一带。

而史书中关于商人早期活动的区域，更是涵盖了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多个地方。

不过，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商朝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已基本清晰，分别是河北下七垣文化、郑州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而河北下七垣文化又是吸收了内蒙古夏家店下层文化形成的。

不仅如此，已知的商人墓葬习俗皆是头朝东北，结合辽西和河北唐山曾出土过孤竹国（商朝初年同宗封国）铭文，可以初步判定，商族的确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这也符合商族“前八后五”南下的迁徙路线。

安阳殷墟西北岗遗址共出土了398具头骨，其中第三分组中有2具女性头骨确定为白人（高加索）人种。第四组50具为疑似古北欧人种或高加索混血人种，不仅如此，头骨中还发现有太平洋黑人种以及爱斯基摩人种等等。

族源属性的复杂多元和商族起源一样，充满了谜团。

上文已提到，夏商周三朝，被统治的下层平民主体在数千年来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殷墟中小墓葬出土人骨研究显示，殷商平民继承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属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和东亚类型。

既然组成商朝的主体人群（中下层平民）仍然是黄种人，那么殷墟发现的白种人又该作何解释呢？

由于白人头骨出自殷墟祭祀坑，所以一般会认为这是战争所得的俘虏或奴隶。但由此会产生几个疑问：如果是征伐某个方国所得俘虏，为何会出现这么多不同人种？如果是历次战争累积下来的，又为何会集中在同一时间地点祭祀埋葬？这也不符合殷商战后用俘虏祭告祖先的传统。

此外，爱斯基摩人源自黑龙江以北地区，而殷商却从未有过向东北出兵的记录。

事实上，祭祀坑或陪葬坑中出现的头骨，除了是战俘这种可能性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这些人是商王的亲信宠臣（宠妃）。

在先秦时期，能够为国君殉葬，是无上的荣耀。比如春秋时期的秦国就有着和殷商同样的人殉制度，秦穆公死时，以奄息、仲行、针虎等高级贵族贤臣为首的人殉队伍甚至多达177人。史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

殷墟白人并非战俘的推测，得到了出土的甲骨卜辞的证实。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曾多次透露关于白人、白族、白地的内容，如“白人归于……戊申卜：白降祸”、“己丑卜贞：燎白人”、“庚子卜，王往田于白”、“癸未卜，在白贞：王旬，王咎”。

此外，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妇白”的记载。众所周知，商王的配偶皆以“妇某”来称呼指代，比如著名的女战神“妇好”，而妇字后边往往搭配女子出身国名、姓氏或封号。由于殷墟发现了白人女性头骨，故而这里的妇白，无疑是指代商王的白种妃子。

这也就意味着，商王的配偶中的确有白种人的存在，商朝与当时的高加索人存在着某种联系。那么会不会商朝贵族王室也是白种人呢？

其实，“妇白”这种叫法，本身就证实了商王不可能是白种人，因为“白”本身就是一种特征描述，如果两者一样，自然不存在以“白”这一区别性称呼来命名的方式。

古代文献中也有白种人之国出现的端倪，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披发。”先秦史专家郭静云认为“只有高加索人种（尤其是南系闪族、伊兰族等）为白身披发”。

总而言之，考古和甲骨文均显示，商王朝与白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既有战争，也有迎娶白种部族女子为诸妇的情况。

夏商周三代中，唯有商族起源于辽西，有学者认为商文化最早可能发源于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在三代之时，欧亚大陆曾存在一支游猎性质的高加索族群，他们一部分经中亚、新疆进入陕甘，新疆塔里木盆地发现的距今3800年的“楼兰美女”即是这一迁徙的例证。而另一条线路，则是通过黑龙江草原区南下。

但高加索族群的南下，显然遭遇了某种势力的同化和狙击。因为距今3500年左右的内蒙古大甸子遗址同样发现了多种不同类型人骨，与殷墟墓葬情况相似。

在进入距今3300年左右的殷墟文化时期时，已明确的2具白人头骨均为女性，且殷墟中小墓葬中未发现白人。换言之，高加索族群中的多数（最有可能与华夏平民发生基因交流的群体）的南下被阻遏，仅有女性等少部分人进入中原，而她们进入的方式极有可能是成为商王的妃子。

所以，在殷墟之后，除了西北这条中西交流渠道外，东北方向白人南下的孔道已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