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菲律宾问询者报》作者：Randy David）前总统杜特尔特被捕并于3月11日移交国际刑事法院（ICC）的事件是菲律宾的关键时刻。要理解未来的发展，我们必须超越表象，审视政治体系中的深层断层。

　　这场危机的核心在于一个基本事实：菲律宾社会仍然由亲缘关系而非公民意识主导。家族网络仍然塑造着我们的机构——从法院到国会再到马拉干鄢宫。政治王朝继续将国家视为其私人利益的延伸，掏空法律体系，并将民主参与降格为一种仪式。

　　这一点在最近参议院对杜特尔特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中暴露无遗。听证会由参议员艾美•马科斯主导，她出于个人原因公开与杜特尔特家族结盟，与她的兄弟、总统马科斯及其表亲、众议院议长罗麻地斯形成对立。

　　在一份精心准备的开场白中，艾美问道：“如果你的兄弟被指控，你会把他交给别人吗？”她随后声称，杜特尔特的逮捕是“奴役”而非正义，因为这涉及外国法院。她的信息很明确：家族忠诚高于国家和法律责任。

　　她的同事、前总统依斯拉沓之子参议员晶贵也附和了这一观点。他批评禁止副总统莎拉在父亲被拘留期间前往维拉莫空军基地探望的决定。对这两位参议员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正当程序或国际法，而是对一个强大政治家族的冒犯。

　　杜特尔特的忠实支持者正在推动这样一种叙事：他的被捕与问责无关，而是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这种版本中，国际刑事法院只是马科斯家族巧妙利用来消除对手的工具。

　　听证会上的政府小组则以不同的论点响应——基于法律和国际义务。司法部长赫索斯•雷穆拉带领一个能干的团队，冷静地为逮捕的合宪性和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有效性辩护。他解释说，菲律宾通过2011年签署并批准《罗马规约》，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对某些犯罪的管辖权。尽管杜特尔特在2018年宣布退出，但条约义务在2019年退出生效前仍然有效。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在2021年裁定，国际刑事法院对菲律宾作为成员期间涉嫌的犯罪仍具有管辖权。

　　除了国际条约，菲律宾国内法（特别是2009年通过的《第9851号共和国法》）也确认了该国对国际正义的承诺。该法律允许在必要时将个人移交或引渡到国际法院。这些不是模糊的原则，而是具有约束力的承诺。

　　然而，尽管政府的法律论点清晰，但它缺乏杜特尔特阵营对忠诚和受伤自尊的呼吁所带来的情感力量。这使得局势变得危险。在一个家族地位仍然是权力和合法性主要来源的社会中，法律的权威始终是薄弱的。

　　然而，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通过允许杜特尔特的移交，马科斯政府默认了许多人早已知道的事实：我们自己的司法系统未能追究杜特尔特在其残酷禁毒战争中数千起杀戮的责任。雷穆拉承认国际刑事法院是禁毒战争受害者家属“采取最后手段的法院”，这是一个低调但激进的转变。他承认我们的机构确实未能靠自己伸张正义。

　　这种认识不能仅停留在言语上。如果政府认真对待法治，它现在必须直面允许杜特尔特滥权发生的体系——这个体系仍然在保护权势者。这不仅意味着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还意味着重建我们的法院、警察和检察系统，使其服务于公众而非政治家族。

　　杜特尔特的被捕不是一场战斗的结束，而是一场清算的开始。问题不再是家族权力是否会挑战法律，而是我们是否终于准备好建立一个法律凌驾于家族之上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