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2005年6月份之前，中纪委多次收到匿名信，说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李宏塔靠着祖辈和父辈的名声，还有他自己当的官，被指贪污、受贿，还有好多钱说不清来源，总之就是经济上有大问题。
中纪委接到群众举报，一看事情挺大，就没跟安徽省委打招呼，直接派了个调查小组过去查。你猜怎么着？一查之下，李宏塔非但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还是个两袖清风的清官呢。
李宏塔被举报这事儿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不光是因为他官当得大，更重要的是，他家里老一辈在革命时可是立下了大功。他的父亲李葆华，以前是安徽省委的一把手，还当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再往上说，他的爷爷李大钊，那可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级人物。
李大钊先生牺牲那会儿，李宏塔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从老爸李葆华还有周围人的口中，一点点知道了祖父的故事。说起来，对他李宏塔这一辈子影响更大的，其实是老爸李葆华，而不是祖父。
【“大钊同志的儿子，应该有后代！”】
1927年4月6号那天，张作霖这个奉系军阀，派人突然闯进苏俄大使馆，把李大钊给抓走了。
第二天一早，报纸上就登出了李大钊被抓的消息。社会各界正忙着想办法救他时，李大钊的好朋友沈尹默心里惦记着李大钊的家人，生怕他们受到连累。他赶紧拿起电话，给沈士远打了个电话，让他快点告诉李葆华，先别回城里了。
李葆华他爸被抓的那天，刚好学校放了假。他和弟弟李乐华在清华大学正下着棋呢，对外界的事儿一无所知。后来，直到他爸的一个老朋友找上门来，李葆华这才知道了前因后果。为了避避风头，李葆华就跑到燕京大学教授马鉴家里藏了一阵子。
沈尹默为了李葆华的安全，真的是操碎了心。后来，他去找了周作人，一起琢磨怎么保护李葆华。周作人一听，立马就答应了。他正好要回燕京大学上课，就悄悄把李葆华藏在车里带回了城里。沈尹默呢，也早就准备好了，他在西城区八道湾的家里特意腾出一间厢房，给李葆华住下。
尽管大家使足了劲儿帮忙，可李大钊先生还是在4月28号那天，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毒手。
有了沈尹默的帮忙，李葆华改了个新名字叫“杨震”，然后去了日本留学。在那儿，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31年11月，李葆华从日本长崎坐船回了国，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用了个假名“赵振声”，在北平周边悄悄地进行地下工作。
1933年4月份，北平的地下党悄悄地把李大钊先生葬在了香山万安公墓。赵纫兰因为伤心过度，没过多久，第二个月就去世了。中共河北省委赶紧开了个临时会议，大家商量后一致同意，考虑到赵纫兰这么多年的表现，特别是李大钊先生走后，她那股子坚强劲儿，还努力培养孩子们参加革命，所以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李葆华那时候接了党组织的任务，在老家那边秘密为党工作。听到那个坏消息，他心里头别提多难受了，可他还是硬挺着，没离开工作岗位半步。
由于多年投身于革命事业，李葆华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人生活。
还好，没多久，好运就找到了李葆华。
李葆华在抗战那会儿，是中共晋察冀省委的一把手，书记当得响当当。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碰到了自己的另一半，田映萱。
田映萱啊，在华北那边，可是“敌后抗日三姐妹”里头响当当的一位。她生在一个挺开明的家庭，后来她们姐妹三个都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39年，共产党准备开七大，田映萱也被挑中当代表了。晋察冀那块的党组织立马就把他们这些代表聚到一块儿，一块儿学习准备开会。
1940年1月份，田映萱收拾好东西，就动身去了太行山里面的阜平县井儿沟村，找区党委汇报情况。巧的是，接待她的人正好是李葆华，那时候他因为工作需要，用了个假名字叫赵振声。
田映萱一踏进李葆华的住处，当时就愣了，她没想到这位领导居然会把办公桌直接搁在炕上，心里头不由得对他那股子认真劲儿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田映萱去边区妇救会探望大姐田秀涓，也就是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孙毅的夫人。大姐告诉她，原来赵振声就是李大钊烈士的大儿子李葆华，田映萱一听，心里头对他的好感噌噌往上涨。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培训期间，田映萱和李葆华慢慢走到了一起，感情逐渐升温。
到了延安后，李葆华经常找田映萱出来玩，他们俩会一块在延河边溜达散步。
虽然他俩已经相处了好几个月，心里都清楚对方的小九九，但田映萱一开始对结婚这事并不感冒。为啥呢？因为她当年入党参加抗战时，可是立过誓的，不打败日本鬼子，她就不考虑嫁人的事。李葆华呢，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愿硬逼田映萱点头。就这样，两人的婚事一拖就是好几年。
那时候，李葆华住的窑洞紧挨着陈云的，每次他和田映萱约会，陈云都瞧在眼里。他心里头对李葆华的这婚事是一百个满意。要知道，陈云平时可不是个爱笑的人，但那次他却跟李葆华开起了玩笑：
“大钊同志的儿子，想必已经有传人了。”
那时候，陈云是中组部部长，还兼着中央党校的校长，他正好是李葆华和田映萱的上司。有了他点头同意，他俩的婚事就算是有了大半的把握了。
1942年农历大年三十那天，李葆华和田映萱喜结连理，正式成为夫妻。
夫妻俩结婚后，还是整天忙工作，很少顾家。大儿子李青出生还没半年呢，李葆华就因为聂荣臻司令员的需要，得回晋察冀去主持大局，这一走就是两年，跟妻儿聚少离多。但即便如此，他们俩还是一直相互扶持，特别珍惜对方。
【李葆华对子女的严格教育】
李葆华夫妇管孩子管得特别严，这点他们家的老大李青心里头最清楚。
李青小时候觉得，老爸虽然脾气好，待人亲切，但在吃穿用度上，对手下挺大方，对家里人却挺抠门。比如，打仗赢来的东西，警卫员随便说一声就能拿走，可家里人连碰都不让碰。时间一长，李青也慢慢习惯了这种做法。
那是在战乱纷飞的岁月里，说起来，李宏塔对爸妈那些严苛的教诲，印象真是深得很。
李宏塔是在1949年5月28日出生的，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正式成立呢，但比起他哥哥姐姐，他的生活条件算是稍微好点儿了。
建国那会儿，李葆华和田映萱都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李宏塔这个小家伙，刚出生19天就被送到了托儿所。说实话，凭他们两口子的身份地位，找个保姆来照顾孩子，那简直是轻而易举，这样既省心又方便。但李葆华却偏偏不这么做，他铁了心要把儿子送到托儿所。他的想法很简单，觉得既然别人的孩子能去，自己的孩子也应该去，得跟大家一样。
李宏塔呢，平时都不怎么回家，也就节假日啊，周末啥的，才会回来住上一整天。
李宏塔打小就习惯了一个人过日子，所以很早就懂得自理了。他自个儿吃饭、穿衣，还一个人去上学，啥都能搞定。
李宏塔上学时都是自己搭公交回家。但他发现，周围的同学都是家长开车接送，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清楚，他爸也有车和司机，为啥就不能送自己上学呢？回家后，他跟父亲说了这想法，没想到被父亲一顿批评：
车跟司机都是国家安排给我的，为了让我工作更方便些。那你说说，你给国家做了啥贡献，能让国家也给你配车配司机呢？
李宏塔老先生在晚年的一次访谈里，聊起了和老爸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有次，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带了几包那时候挺少见的葡萄干。小不懂事的李宏塔，一看客人走了，立马拆了一包吃起来。等他老爸李葆华回家，瞧见儿子手里抓着葡萄干，立马大声问这是哪来的。李宏塔乐呵呵地晃着手里的葡萄干，得意地说：
“这是你手下人给你送来的。”
李葆华立马把葡萄干收了起来，然后很认真地跟儿子讲道：
你得记住，咱们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好好服务人民。要是干了点活儿就收人家礼，那可不像是共产党人的行为。就算是我家孩子，也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之后，李葆华把葡萄干都给退回去了，就连已经打开的那包，他也按市面上的价格把钱给退了。
李葆华在生活中总是把父亲李大钊当作学习的标杆，受他亲身教导和言行影响，他的孩子们也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
1966年，李宏塔中学一毕业，就跟家里说想去当兵。家里人都挺支持他的，连他爸李葆华听了也点头同意。不过，李葆华心里有点不放心，怕儿子吃不了苦。所以，在李宏塔要走的那天，他特意把儿子叫到跟前，叮嘱了几句：
得做好吃大苦的准备，要是不能吃苦，那就没法真正长大成人。
不管是去当兵，还是后来上班工作，李宏塔一直把老爸的那句话记在心里，当成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一辈子都在照着做。
【“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
1987年的时候，李宏塔已经38岁了，他从团委换了个新岗位。组织上专门找他聊了聊，问他对新工作有啥想法。可李宏塔呢，他跟组织说，自己更想去民政那边干。
我想找个能真正做事的地方上班。民政部门的工作特别实在，因为他们直接为老百姓服务。我就乐意和那些遇到困难的群众打交道，能帮他们多做点好事、实事，那才是我最想干的。
李宏塔进了民政系统后，一年里大半时间都在乡镇待着。他调到安徽工作时，老爸李葆华已经在北京了，所以李宏塔只能趁着去北京开会的机会，抽空去见见老爸。他们父子俩一碰头，聊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李葆华特别想知道儿子是不是真的扎根基层了。
李葆华在当安徽省委书记那会儿，特爱往基层跑，亲自去了解情况。有回，他想看看粮食分配咋样，就自己跑到个小粮站去买米。结果他发现实际给的粮食和配额对不上，立马就跟卖粮的营业员理论起来，两人还吵上了。这一吵，营业员一激动就报了警，把李葆华给“请”走了。后来一查，嘿，原来是一场误会。
说起来，李宏塔和他老爸一个样，每次下乡都是悄无声息。他直接走到村里，敲开老百姓的家门，就坐在人家屋里，亲自听听大伙儿有啥需要。跟乡亲们聊完了，他才去乡镇、县市开座谈会。
李宏塔在“反向工作”上做得非常出色，所以当地各级县市民政部门在向他汇报时，都老实巴交，不敢有半点虚假。李宏塔后来自己总结说：
一路都有人陪着，就只能看到那些特意装饰过的“门面”，要想知道真实情况，得往公路外边走走才行。
李宏塔当上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后，一直负责机关扶贫工作，他有个老习惯，就是专挑条件差的地方去。时间久了，当地老百姓也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不过，对于大家说他“微服私访”，李宏塔心里头有点不太乐意：
我怎么就算微服私访了呢？我平时从不化妆，这算哪门子私访？我也没藏着掖着姓名，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我去哪儿都不提前告知，就是不想给人添乱。再说，我到哪儿都熟得很，自个儿就能搞定，根本不用人带，也不用人陪。
2003年夏天，淮河闹起了大水灾，好多老百姓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李宏塔呢，他是管民政的，他就亲自跑到一线去看看情况。等他到了那儿，却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儿：明明已经搭好了救灾帐篷，但大家还是更愿意睡在淮河大坝上，露着天。
就在那会儿，李宏塔溜达到一个帐篷那儿，嘿，还真让他给找出了问题。
那时候正好是夏天受灾，帐篷里头热得跟蒸笼似的。李宏塔让工作人员拿来温度计一测，嘿，温度都飙到40多度了。他二话不说，当场就提议，让地方的党政机关把办公室都腾出来，给受灾的老百姓住。
有一回，李宏塔去了安徽省颍上县王岗镇的金岗村，想看看那儿的灾情咋样。到了中午，他走到一个临时搭的棚子里，碰上一个老大娘正在忙着做饭。他上前掀开锅盖一看，哎呀，一股热气带着股霉味就直冲鼻子。李宏塔随手从锅里捞了几粒米尝尝，又叫旁边的工作人员也尝尝看。结果，大伙儿都异口同声地说：“这米，肯定是发霉了！”
“啥时候拿的救助粮食啊？”
“刚带回家没两天呢。”
李宏塔很沉得住气，他让那位老大娘把发霉的粮食装进一塑料袋，然后悄悄塞进了自己的公文包。回到单位，他二话不说，立马着手连夜仔细调查这事儿。
2005年的时候，中纪委收到了一个举报，说李宏塔借着他老爸和祖宗的名头，搞贪污、受贿，还有大堆财产说不清来源。可调查的人一去查，嘿，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李宏塔这人，不但没干那些坏事，还是个清清白白、实实在在为人民办事的好官。组织一看，立马就决定了，得把李宏塔树成个榜样，好好宣传宣传。
李宏塔在民政部门工作的18年里，从没想过给自己捞点好处，他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别人解决难题。他们一家子就一直挤在个50多平米的小屋里，屋里装修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压根儿没啥新式的家具。那个沙发啊，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单位分的老古董，用了这么多年，早就磨得不成样了，一坐下去就是一个大坑。
到了安徽省民政厅上班后，李宏塔亲自抓了十多年的分房工作，经手的房子有200多套呢，可他从没想过要给自己留一套。有人好心提醒他，别错过这次分房的“最后机会”，李宏塔却笑着回了一句：
“最后一班车人挤人，我怕被挤得难受。”
李宏塔在生活方面挺随和的，对衣食住行要求不高。他平时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除非是去基层工作。上班的时候，他常常是骑着自行车，一直到2003年后，他才赶了趟时髦，换了辆电动车。因为他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所以好多路口的交警和摊贩都跟他挺熟的。
李宏塔的老婆回想起来说：
李宏塔领导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年，这期间，他骑坏了整整4辆自行车，5件雨衣和7双胶鞋都穿破了。随着年纪慢慢变大，近几年他才把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又因为上班路实在太远，后来开始坐汽车上班。他打趣说，自己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省着点儿！
尽管李宏塔平时非常节俭，但他家的存折里从来都没攒下过一万元，大部分的钱都被他捐出去了。在基层做调研时，只要碰到生活特别困难的人，李宏塔总会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钱和东西来帮忙。他经常跟身边的人提起祖父李大钊帮助穷人的事情，还总对他们说：
对我来说，能帮上那些需要帮忙的人，真的是特别开心的事儿！
李宏塔的一生，就是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的真实写照。
2021年7月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那会儿，李宏塔荣幸地拿到了“七一勋章”，这真的是对他一辈子辛勤付出的最好认可。不过李宏塔心里头明白，这份荣耀可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它代表的是所有的革命先辈。所以，他决定把这份荣誉送回自己的老家，河北省乐亭县的李大钊故居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