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天水市疾控中心的一辆面包车飞驰到李建平的家门口，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清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张建国，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镇卫生所所长李本义。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专程找到李建平，告知他患上了艾滋病。

得知消息后的李建平摊坐在沙发上，久久说不出话。

他自己作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从不去干一些苟且之事，又为何能患上艾滋病？

2003年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很多贫困地区都出现过组织性买卖血的情况。

李建平就生活在天水市金集镇瓦寨村，同样这个村子也是一个贫困村，在那段时间里有人组织过几十乃至几百人一同出去卖血的情况。

由于设备、卫生情况的限制，卖血也会带来种种传染性疾病，而其中最让人胆寒的便是艾滋病。

2003年9月，由于瓦寨村村民出现大规模卖血的现象，当地卫生部门打算对瓦寨村村民进行血液抽检，李建平的邻居被确诊。

李建平与妻子陈女商

1000人的小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艾滋病患者，这立即引起了天水市疾控中心的关注。

天水市疾控中心迅速组织人员，前往该村进行大规模的抽血采样。

由于被确诊的是李建平的邻居，所以在村里通知血液采样的时候，大喇叭里也喊出了李建平的名字。

李建平平时经常奔走于兰州与天水之间，做一些贩卖土鸡和土特产的生意，每个月能赚到2000块，这个收入水平在村里是最高的，根本不需要去卖血换钱。

据李建平回忆，他与邻居唯一的接触，是前段时间邻居生病，他给邻居扎过针。

李建平心里明白，毕竟自己和邻居有过密切接触，因此李建平也很坦然地接受了血液采样，但李建平认为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去感染艾滋病。

疾控中心的血液采样分为三部分，第一次有六十人被抽检，第二次四人，第三次四十人，李建平参加的是第二次。

在血液抽样四天后，李建平和平时一样，吃过午饭后就站在自己门前，收拾起收割的荞麦。

李建平个子不高，身材偏瘦，但看起来很精神。与进城务工的农民一样，李建平身上有一份农民特有的淳朴。

李建平迎着山风，点燃了一支香烟，品味着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李建平是当时村里的万元户，每个月轻轻松松入账一千多元，在村里抽着3块钱一包的香烟，喝着十块钱的白酒，村里人无比羡慕。

不管他去谁家，家主都会热情招待，就算是路上见了，也会热情地打招呼。

直到那辆疾控中心的车停在了李建平的家门口，他的生活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脚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一行人下车之后，径直走向了李建平的家中，此时的李建平隐隐有些担忧，心想自己是不是真的患上了艾滋病。

李建平来不及多想，把一行人迎进了屋里。还没等坐下，张建国主任便率先发话：“李建平啊，我给你说的事情，你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

李建平心里已经猜了是十之八九，疾控中心的人向来不是不登三宝殿，加上四天前的抽血采样，看来自己是被确诊了。

李建平迫不及待地向张建国主任确定答案：“张主任，你就直说吧，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

张建国收起了笑脸，严肃地说：“经过检测，你已经感染了艾滋病……”

尽管已经做了心理建设，但李建平还是难以接受，当张建国说完，李建平瘫坐在了沙发上，久久不能动弹。

几分钟后，李建平才慢慢缓过神来，眼泪如同下雨一般，止不住地往外流。

看着李建平悲痛欲绝的样子，张建国一行人只好不停地宽慰李建平。

但由于对于此类事件，对外一般是保密，所以一行人也不能在李建平家中过多停留，说了点注意事项后，便匆匆离开。

患有艾滋病一事，除了李建平父子两人知道之外，唯一一个对此事有了解的只有村书记李贵海。

李贵海后来接受采访时对此有提及过：

全场血液检测后，清水县疾控中心的人就拿了一个名单来村里，这个名单是保密的，名单上有所有参加血液检测的村民，在李建平名字后面，赫然写着HIV检测阳性，其他人都是阴性。

李建平是村里少有的有商业头脑的人物，2003年之前一直靠着向兰州贩卖些家禽和特产赚钱，李建平家也因此成为村子里家庭条件最好的家庭之一，不愁吃，不愁穿。

家中两个小孩均在上学，小儿子的成绩更是名列前茅，这与周围动不动就辍学打工的同龄人格格不入，李建平一家过着让别人羡慕不已的生活。

李建平被确诊，李建平妻子张女商也被怀疑患有艾滋病。李建平被确诊之时，张女商正在天水市打工，夫妻二人已经分居二十多天。

当地派出所得知情况之后，立即派人前往天水市，将其妻子接到金集镇卫生所采样化验，张女商的血液检测结果为阴性。

为了确保安全，对李建平的两个儿子也进行了血液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尽管只有李建平一人被检测出阳性，但也对家庭形成了巨大的打击。李建平和妻子被告知不得外出打工，更不能做生意，家里没了经济来源，仅靠着政府每个月发的一百多元的低保生活，李建平一家人也只能坐吃山空。

李建平确诊艾滋病第二年，家中积蓄已经所剩无几，李建平大儿子只好辍学，去兰州打工贴补家用。

李建平的小儿子成绩一直很好，也是全家唯一的希望。

因此李建平不管怎么样都要求儿子继续要求。可高中毕竟不是义务教育，一年的开销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直到后来李建平已经支付不起小儿子的学费。

迫不得已，李建平一家人不得不做出抉择，让小儿子休学打工。

对于此举李建平是很后悔的，但为了生活，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决定。李建平经常看着家中的一面墙，墙上挂着的都是小儿子的奖状。

每当提及此事，李建平眼神里总是带着自豪与落寞：“小儿子念书可好了，经常是班上前三名，大儿子也不错，就是因为我，耽误了孩子们一辈子。”

孩子被迫辍学，妻子也只能待在家中，整个家庭都被病魔拖垮。

让李建平更加绝望的是，这个本就热情和谐的小村庄，一夜之间变了样子，变得冷酷无情。

李建平的病情是保密的，但是那天疾控中心的车停在了他的家门口，村民就开始怀疑李建平是不是得了艾滋病。

村里消息流通之快，让人难以想象。短短几天之内，李建平患艾滋病的消息已经传得满村风雨，沸沸扬扬。

曾经被村民奉为座上宾的李建平，逐渐成为大家眼中的“瘟神”，每个人对他是能躲就躲。

只要李建平出现的地方，几乎所有人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

就连与李建平私交甚好的李用义都是能躲就躲。二人从小就是发小，两家有困难都是倾力相助，但听说李建平得了艾滋病之后，李用义也是能躲就躲，怕惹祸上身。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打击，李建平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轻生的想法掐灭一次又出现一次，李建平反反复复地在和自己作斗争。

李建平说道：“每次站到悬崖上的时候，我就想一跃而下，解脱自己和家人。本身自己就时日不多，还不如剩下的几年时间里多陪陪老婆孩子。”

自从被确诊之后，李建平每个季度一次的血液检测就成了李建平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在这之后的四年时间里，虽然家庭内外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但李建平的身体却并没有出现什么异样。

一直到2006年的一次补助领取，李建平似乎看见了一丝曙光。工作人员问了李建平一个问题，让他对自己的病情开始产生怀疑，让他觉得自己的艾滋病是不是好了。

2006年9月，清水疾控中心通知李建平去领补贴，领补贴的时候，一名大夫问到李建平：“你们村是不是有两个叫李建平的？”

瓦寨村确实有两个叫李建平的，另一个是和本文主人公同名同姓的人。

听到大夫说这话，李建平心里起疑，便追问大夫是什么意思。

大夫的回答却含糊其辞：“就是问问，是不是搞错了。”

等李建平再次追问，工作人员已经是闭口不谈，拒绝回答此类问题。

领完补贴之后，李建平越想越想越不对劲：“难道他们搞错了？或者说搞错了？”

加上李建平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毛病，这让李建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回村之后，李建平找到村里另一个李建平，另一个李建平告知他，前两天县疾控中心的人对他悄悄进行了血液采样检测，结果是阴性的。

得知此消息的李建平越想越不对，他开始坚信这中间一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而自己根本没有患艾滋病。

李建平开始联系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询问自己的艾滋病是不是真的确诊，在无果之后又找到其本人当面咨询。

最终李建平得到的回复是李建平血液中的CD4值很高，身体状况很好。

正常人血液中的CD4值为500到1600之间，艾滋病感染者的CD4值低于200。

而李建平的CD4值在800左右，说明李建平的艾滋病好了，或者说就没得过艾滋病。

在这之后，无人再通知李建平进行定期血液检测，这让李建平更加感觉到事情的蹊跷之处。

2007年10月，李建平孤身一人来到天水市疾控中心，自费进行血液检测，检验结果再次证实李建平身体并无毛病。

此时的李建平已经确定自己并没有患艾滋病，随即他拨打了省疾控中心的电话，要求越级检测，还他一个清白。

四年时间，李建平一直活在艾滋病的恐惧之中，自己也成了村里“人人喊打”的老鼠。在得知李建平自费检测之后，三级疾控中心同时派人下来，在瓦寨村宣布：李建成的艾滋病好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给李建平洗刷了冤屈。

难不成这四年的悲惨人生，就以这一句话结束？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建平过了心惊胆战的四年，李建平暗地里发誓要搞明白。

村支书李贵海说道：“得到平反后，他肯定受不了这几个委屈，他怕别人说他自己有艾滋病，虽然这个事情村子里是保密的，但大家也是心照不宣。我们开了个会，专门给他开了个证明，证明他这个病好了。”

在一年前，李建平就找到过天水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宝录，二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刘宝路当时告诉李建平，李建平得的艾滋病是“病好了”，究竟是不是存在误诊问题，刘宝录对此是闭口不谈，或者表示说不清楚。

得到此消息的李建平也开始回忆这四年的点点滴滴，在这四年里，李建平每个季度都会进行血液检测，但都没有见到化验单据，这让李建平怀疑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李建平“确诊”艾滋病时，是各级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口头告知李建平本人的，由于都是专家和领导，李建平也就没有索要检测的纸质报告，听完之后就完全相信了。

当李建平再次找到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询问的时候，张建国的回答却让李建平不能接受，张建国说道：“实际上从2006年的检测结果开始，你的病就好了。”

艾滋病究竟能不能完全康复？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例完全治愈的艾滋病病例。

因此天水市疾控中心刘宝录对此还有过专门的解答。他认为李建平的自愈是因为服用了他个人调制的中药，并且还拿出了自己关于中药治疗艾滋病的研究论文。刘宝录说道：“从06年开始，包括李建平在内的8位病人就开始免费服用我的中药。”

李建平却对此提出了异议，李建平认为刘宝录是在用他们试药，并且在服用药物的时候产生明显的不适感。

李建平认为自己是在停用药物之后，身体才没有不适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例服用药物痊愈的艾滋病病例，李建平对刘宝录的说法不认可。

刘宝录对此很不服气，坚称李建平的CD4值低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完全符合艾滋病病人的特征，在服用中药后，CD值才有明显的改观。

双方对对方的说法都不满意，最终对簿公堂，李建平以败诉结束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