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总因一封直言上书而陷入政治漩涡，此后数年，虽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职务，但却一直赋闲在家。

6年后的1965年，主席找彭总谈话，提出要彭总去西南工作，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即第三副主任。彭总本着一个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精神，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下来。那么，什么是“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彭总在西南工作了多久呢？

20世纪60年代，中苏由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的分歧日渐加大，两国关系也开始逐步恶化。在从我国撤走全部支援的技术专家后，苏联更是扬言要对我国实施“惩罚性的战略突击”。为此，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随时准备对我国展开机械化突袭。

彼时，我国主要的工业基地都集中在东北、华北等地，而这些地区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且距离苏联较近，一旦有事，苏联的机械化集团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突入上述地区，从而对我国的工业造成沉重打击。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1964年，中央决心有计划的将我国的工业中心由东北迁向内地，并且对我国区域作了“一、二、三线”的划分。根据中国各地区战略位置的不同，中央将其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沿海和边疆的省市区；二线是介于一、三线地区的省市区；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和陕西省的全部，山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分和豫西、鄂西、湘西、冀西、桂西北、粤北等地区。

在此背景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应运而生。三线建设委员会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建立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基地；二是建设一系列生产武器的兵工厂，以应对不时之需。彭总便是于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的次年，来到了成都，担任第三副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李井泉、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第二副主任阎秀峰，在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彭总的下级或后辈。

然而，彭总在西南并没有工作太久，在彭总到达西南的第二年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彭总因“历史问题”再一次遭到批斗，直到197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