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某省工业开发区的一则通知引发热议：一家已投资10亿元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因“不符合当地产业规划高度限制”被要求限期拆除生产设备。这一事件并非孤例。近年来，“限高杆”一词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代名词——从强制关停环保不达标企业，到变相抬高准入门槛限制民营企业；从随意设定建筑限高限制城市天际线，到以“产业升级”名义淘汰低端制造业……看似打着“宏观调控”旗号的限高政策，实则暴露了地方治理中的深层问题。这些限高杆不仅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更是地方政府乱作为的典型“晴雨表”。

地方政府设置“限高杆”的手段五花八门，但其本质是对市场规律的粗暴干预。在长三角某市，政府曾以“防止过度竞争”为由，对光伏产业实行产能配额制，导致外地企业无法在当地新建生产线，最终引发区域性产能过剩；西部某省则通过“限高令”将民办教育机构强制转为公办，直接造成数万家培训机构倒闭，上万从业者失业。此类行为看似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实则是将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以“管理”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从经济学角度看，限高杆的本质是政府对资源配置权的垄断。当市场主体的投资决策被行政指令取代，必然扭曲价格信号，破坏市场竞争机制。2023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受地方限高政策影响，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GDP增速低2.3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受限最为明显。这种“人为制造稀缺”的行为，不仅降低了经济效率，更抑制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设限高杆，深层次原因在于政绩考核体系的偏差与权力监督机制的失效。长期以来，GDP增速、税收规模等指标仍是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依据，这使得一些地方不惜牺牲长远发展来追求短期政绩。某地官员曾私下坦言：“引进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考核加分顶得上三年努力。”在这种导向下，限高杆往往成为地方争夺资源的“护城河”——通过设置壁垒保护本地企业，排斥外来竞争者。

更为严重的是，权力监督的缺位让限高杆政策缺乏制衡。2023年审计署抽查发现，仅23%的地方政府在出台重大产业政策前进行了充分论证，近半数政策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某市自然资源局原局长因滥用限高审批权收受企业贿赂被判刑，案件暴露出“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决策程序形同虚设的制度漏洞。当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沦为形式，限高杆便成为少数人寻租的工具。

要根治限高杆乱象，必须从制度层面重构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首先，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上海“一业一证”试点等实践表明，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全可以实现有效治理而不依赖行政限高。其次，应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将营商环境评价、企业满意度等纳入考核指标，弱化对GDP增速的过度依赖。广东2024年试行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正是对传统考核模式的突破性尝试。

强化权力监督是关键保障。建议建立政策制定“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擅自设置市场准入限制；推行重大政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将司法审查介入政策制定环节；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政策效果动态评估系统，对限高政策进行实时监测预警。江苏某市建立的“政策合规性AI评估平台”，已成功拦截17项违规限高政策，这一经验值得推广。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破除限高杆乱象最终要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2023年《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为民营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关键在于落实到位。对随意增设审批条件、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限高行为，必须依法严惩。最高检数据显示，2023年查办的涉营商环境渎职案件中，60%涉及地方官员滥用限高政策。

更重要的是培育尊重市场规律的治理文化。深圳特区40年发展历程证明，当政府学会用“看不见的手”代替“看得见的手”，用制度创新替代行政命令，才能真正激发市场活力。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所言：“最好的干预是让市场自由运转。”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克制设限冲动、敬畏市场规律，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真谛。

限高杆的设置与拆除，本质上是一场治理理念的革新。当地方政府从“限高者”转变为“服务者”，从“干预者”转变为“护航者”，经济发展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唯有以法治破除权力任性，以改革重塑治理逻辑，才能让市场主体轻装前行，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这场没有终点的改革，考验着我们的智慧，更检验着我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