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改革派，支持变法但不支持剧烈的变法。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关于变法的方式之争。苏轼反对司马光废法，是关于国家前途的路线之争。

武备松弛的北宋，长期苟安。既要养大批军队，却又不敢向北方的辽国开战，不能抵御外侮，只能用纳贡称臣的方式维持。久而久之，官越养越多，兵越养越多，耗费越来越大，正所谓“冗官、冗兵、冗费”。“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这一切苏轼都看在眼里，明在心里。

苏轼认为要解决宋王朝的根本问题，必须要变革。

苏轼认为变革第一要务，是要整顿吏治，为改革争取必要的人事支持。特别是州县地方官员，必须是支持改革的人士，因为改革的具体政策由他们来执行。地方官的态度事关改革成败。

反观王安石，他一方面认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整顿财政。另一方面又却操之过急，待到神宗继位，迫不及待就启动了改革程序。此时朝廷内外就只是新设置了一个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总领变法的机构。地方执行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人事，没有配合措施。

同时，苏轼主张万全的改革方式，王安石则倾向雷厉风行的变法。可惜的是，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得到神宗坚定的支持，从人事安排可见一斑。

苏轼后来激烈的反对王安石，却并非反对变法，是反对没有一整套万全体系的变法。后来，在司马光废法时，苏轼又激烈反对，则是因为已经实施的新法确实产生了效果，虽然很不尽人意，也没有必要因为政见不同而置国家前途于不顾。

苏轼是一个至诚之人，没有政治偏见和党同伐异的心思，他只是对国家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楚而支持变革，也对王安石的变法方式存在问题看得很清楚而反对王安石，同样对司马光私心自用看得很清楚而反对司马光废法。

在后来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时，还大胆指出，神宗的摇摆不定动摇了变法的根本支持。可见其是一片赤诚之心，能够看到不同时期变法存在的不足和产生的效果，不为一己之私利而单纯反对变法或反对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