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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起源于酒神狄俄尼索斯颂歌，古希腊悲剧多取材于神话，它因体现了永恒的人类的价值与尊严而高踞于整个人类艺术史的峰巅。古希腊悲剧虽然早已丧失了生存的土壤，但其悲剧精神却一直照耀着人类的精神历程。
随着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类的主体精神在物质的强光照射之下却显得越来越贫弱无力，生活中充斥着盲目的乐观主义和廉价的理想主义，悲剧式的深沉思索似乎已被人们遗忘。
早在1929年，约瑟夫·伍德·克洛奇就曾声称:“在一个没有持久理想和长期怀有的价值观念的世界上，现代人毫无精神支柱地摸索着，在一个对人，对上帝都没有信心的时代里，人是无法从悲剧的高度来肯定生活的。”
然而，那些为人类灵魂而忧患的作家们是无法容忍人类丧失其精神追求而沦为物质的蝼蚁的，他们担负着传承人类精神的重担，力图在没有理想的时代里倡导理想，在无所希望的境地中燃起希望。
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一生致力于在作品中恢复古希腊悲剧传统，他的努力使我们在人类重获灵魂的漫长旅程中看到了希望的光芒，作的剧作也因此具有了振奋人心的力量。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曾讲述了古希腊的一则古老的传说:弥达斯国王在树林里久久地追寻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伴友，聪慧的西勒尼，因为抓住他后，可以逼他说出对未来的预言。
当西勒尼最终落入国王之手后，国王问他，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东西，那精灵紧绷着脸站着，一声不吭。
后来，经不住国王的催逼，他突然发出一声尖笑，说道:“可怜的浮生啊，命运多舛的孩子啊，你为什么要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因为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无法得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归于乌有，不过，对你来说，等而次之的东西是——立刻就死。”
尼采通过这民间的智慧，让我们窥视到了古希腊人在奥林匹斯众神光芒的掩盖下对生命的真正认识，快乐、勇敢而又敏感的古希腊人深深体味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正如他们在悲剧中表现的:那凶狠的兀鹰对普罗米修斯无休止的折磨，那使聪慧的俄狄浦斯王落入杀父娶母悲惨境地的不可抗拒的命运，那让家族灭亡的神秘的阿特柔斯的家族咒语……人类最终将堕入苦难，面对死亡，这一切都使心灵丰富而敏感的古希腊人迷惑和惶恐。
即使奥林匹斯众神的光芒也无法让他们无视苦难的现实，他们心生厌恶了。然而，引起我们惊叹的是，古希腊悲剧让人体味到的分明是与这种悲观情绪相逆反的东西，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展示的。
在希腊人面临意志的危险境地的时候，救命仙子艺术降临了，艺术遏制了恐怖可怕代之以崇高庄严，悲剧以其经验性的体验带给古希腊人形而上的安慰:尽管事物的表现形式变化万千，生命却是坚不可摧，充满欢乐的。
在埃斯库罗斯的名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由于帮人类盗得火种，教给人类生活的技艺而受到宙斯的惩罚，他被钉在斯库提亚的悬崖上，忍受兀鹰无休止的啄食，可是普罗米修斯不仅勇敢地承担罪责，而且丝毫不肯和宙斯妥协，最后被宙斯打入幽暗的塔耳塔罗斯。
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拉开了人类文明史也拉开了人类苦难史的序幕，然而我们分明听到，在对苦难叹息背后的更强音是人类为自己这种积极进取的罪孽的辩解，是人类尊严和自信的高扬。从此，人类将在与自身外的强大力量的不断抗争中艰难而又勇敢地前进。
如果说普罗米修斯还是以神的面目来表达人类为苦难辩解、与强权抗争的英勇精神的话，那么，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人类真正地以自己的精神力量傲立于山头，闪烁出熠熠光辉。
俄狄浦斯还未出生就有神谕显示他“杀父娶母”的命运，他的一生都在逃避命运的行动之中，但他的一切行动只是促成他最后不可逃离的悲剧性结局，然而，也正是在他的悲剧性行动中，俄狄浦斯显示出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在被命运击倒的那一瞬，人类的精神力量高贵地立于山头而不是匍伏在泥沼之中，生命因此不再惧怕因为肉体的消亡而消亡，它具有了永恒的意义。
古希腊第三大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以擅长女性心理描写著称，女性一向是柔弱的代名词，可是在《美狄亚》中，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面对悲惨的命运，不可原谅的侮辱时，为了自己的尊严作出了什么样的英勇举动，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女以报丈夫的背叛之仇。
这一行动只会把美狄亚推进更痛苦的深渊，在尊严与感情之间，美狄亚所作出的选择将一位痛苦而坚强的女性形象树立在人类坚强意志的丰碑上。
古希腊悲剧充分展示了古希腊人是如何超越了人作为一个自然体在宇宙中的危险处境这一可怕现实，是如何在承认这一现实引起的痛苦震惊之后，从恶中引出善，从肉体中引出精神，从命定中引出自由的。它通过强调人的英勇、尊严和个性，赋予我们精神以绝不屈服让步的勇气，古希腊悲剧精神也因此成为人类维护人的尊严，反抗宇宙中超人与非人力量的真正堡垒。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在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时代里，铜管乐器吹响的是唯“物”主义的强音，人可以创造一切，享受一切，人们可以放声宣称:一切我都可以证明，没有什么是我无法解释，无力解决，无能得到的。
痛苦和死亡似乎被人遗忘在脑后，今天如此幸福，哪管明天就死!然而，在这一片喧嚣声中，我们听见一个充满痛苦的沉思者发出的声音，他说他要“找寻生活的意义，安抚对死亡的恐惧。”
尤金·奥尼尔，因其创作的“那符合原始悲剧概念的戏剧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力量、诚挚与深沉的感情”而获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他致力于在剧作中恢复传统悲剧精神，因为他深刻感受到美国现代社会中潜藏的悲剧性，他将美国称为世界上“最惨重的失败”，因为美国“为了要占领灵魂之外的财富，已将我们的灵魂挥霍殆尽，而我们最终的结果将是既失去灵魂又失去灵魂之外的财富。”
而没有了灵魂，人类的苦难就只能是悲惨而失落了悲剧性的意义，因此，奥尼尔希望在剧作中恢复古希腊悲剧精神，以重获人的灵魂，找寻生命的意义。
作为最有力的悲剧作家，奥尼尔在肤浅、自鸣得意、喜气洋洋的美国十年期间名声鹊起，并当之无愧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在他去世之后，遗作《长日入夜行》在纽约的上演以及一系列剧作的重上舞台再一次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也引起了更多评论家的兴趣。
在美国现代剧坛上，奥尼尔无疑具有开创性地位，他鲜明的实验性和新颖的戏剧表现手法得到了人们的肯定。然而，在其剧作的悲剧意义上曾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至今仍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
许多人评价奥尼尔并未达到他所希望达到的高度，即创作一系列具有古希腊悲剧意义的戏剧的愿望。
他们或从现代社会悲剧精神的缺失，或从奥尼尔剧作中的矛盾冲突与古希腊悲剧所表现的矛盾不同出发，否定奥尼尔戏剧所具有的悲剧意义，认为他让人领会到的不过是悲惨生活的真面目，那些戏剧主人公所经历的苦难只不过使人悲观失望、心情郁闷，而不会产生对人类精神力量、道德和尊严的肯定。
诚然，用一个作家一时的言论或创作谈来作为衡量其作品的标准并不是一项合理的举措，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1、一个时代的物质或精神状况同样不能作为衡量作家作品的准绳，并不能因为这个时代普遍缺乏悲剧性的深沉思索就否认作家通过作品体现出来的悲剧精神。
我们知道，自19世纪后期以来，侧重从文学的社会环境、时代精神等外部条件来解释文学现象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人们在分析作家作品时总要首先考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和精神思潮，因此，许多评论家通过分析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得出这个时代缺乏产生悲剧的精神力量的结论。
如克洛奇在《现代气质》一书中所提到的:“在现代社会，由于不再信仰上帝和相信人类，因而相对地造成人们没有能力创造堪与古代悲剧相媲美的悲剧体验”，许多文学批评家因而从时代精神出发，否定奥尼尔作品的悲剧高度。
但是，这种以时代精神来决定文学的主张也逐渐受到质疑，美国著名学者雷·韦勒克在1942年与奥·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就曾专门探讨文学与社会和思想的关系问题，认为将一个时代，一个种族，一个艺术品看成一个完全的整体是大可怀疑的。
他们指出:“当‘时代精神’变成一个神话式的整体，变成一个绝对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模糊不清、难以理解的问题的指针时，用这种精神来解释文学的变化就显得漏洞百出了。”他们认为“时代精神”这个概念会给西方文明的连续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致于忽略人性、人类文明与艺术中那些基本的、不变的东西。”
我们应该认识到，独立于文学作品之外的精神、思潮对作品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时，才能谈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
因此，我们也应该从奥尼尔的作品出发来看他的作品是否具有，或是如何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精神的，而不是以时代悲剧精神的缺乏为由，牵强地将其作品中体现的精神视为“悲观主义”。
2、悲剧精神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丰蕴的内涵，它是由众多各具特色的作家作品表达出来的。我们如果不熟悉古希腊悲剧诗人的作品，就根本不可能真正体会到悲剧精神的含义。
正所谓殊途同归，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以及其它古希腊悲剧作家的作品共同赋予古希腊悲剧精神以丰蕴的内涵，埃斯库罗斯剧作中英雄代表的人与神之间的冲突;索福克勒斯剧作中神秘的命运力量对人的制约，人性与国家制度的冲突;欧里庇得斯作品中表现的人类的个人意志、道德理性……人类在与种种力量的对抗中显示的生命力使古希腊悲剧精神充实而丰蕴。
时代的改变使原来悲剧中的冲突不复存在(比如某些自然中的神秘力量和原始命运力量已为人类了解)，但是人类仍有未知的领域，仍感觉到“某种潜在势力和人本身而进行的光荣的，招致灭亡的人的自古以来的悲剧。”
因此，我们不应该将悲剧矛盾冲突仅限于人类儿童时代所感受到的人与宇宙之间的冲突，不应该以矛盾冲突的性质来判定作品是否是悲剧。
毕竟对悲剧而言，重要的不是冲突的性质，而是人类在与压抑自己的力量斗争时显示出的精神力量，即使这种压抑力量是人在文明化进程中自身制造出来的枷锁，人超越自身的战斗将是一场更英勇的战斗。
3、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序言中就曾提出:古希腊人在富于活力的青春期具有倾向悲剧的意志，是些悲观主义者吗?
我们已经了解到古希腊人对生命了解的深度，他们以敏锐的目光看透了自然的残酷和生命本身的毁灭性结局，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古希腊人在悲剧中表现的恰是与悲观情绪相逆反的赞美生命、昂扬人类意志的精神力量。
众所周知，酒神狄俄尼索斯正是由于代表生命的繁衍、谷物的丰收和大自然的无限创造力而被古希腊人崇敬的。悲剧这种起源于酒神颂歌的艺术以独特的方式表现着酒神精神所代表的生命力。
悲剧的酒神本质使它在表现主人公悲惨经验的同时让人体会到个体生命毁灭背后原始生命本身的生生不息，从而得到形而上的安慰。因为人们领会到，这些悲剧英雄只是幻象，永恒生命并不因为他们的毁灭而受影响，悲剧高扬的是“永恒的生命”。
由此可见，了解人生真相并不意味着意志消沉，厌弃生命，相反，他会使人更深刻地思考生命，找寻生命的意义。
正如尼采所指出的，西勒尼的名谚恰恰可以反过来用在古希腊人身上，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和阳光下的生活分离，对于他们来说，最糟糕的是早死，次糟糕的是迟早某一天会死去。
而奥尼尔的悲剧在20世纪初喜气洋洋的美国出现，在一片喧嚣、浮躁声中这冷静的沉思显得不那么和谐，有人责备他写得太阴暗，可是奥尼尔是悲观地看待生活吗?他的描写只是为了揭露社会、嘲讽不公吗?
笔者认为，奥尼尔想做的恰是在这盲目乐观、为物质的极大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社会中找寻生命的真正意义，使人既思考生命的本质，又不再惧怕死亡。
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只追求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以便不至于失败，而奥尼尔却从不逃避失败、苦难和死亡，在这些人生苦难背后，他昂扬的是人类不懈的追求精神，是人类为了未来和未来的高尚价值而同自己内心和外在的一切敌对势力搏斗时显示出的精神力量。
基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应从奥尼尔的作品本身特点出发，来探讨其对古希腊悲剧精神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