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说：「人无法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去实现正义的目标。」但无数英雄题材作品中的主人公，实现正义目标的手段很难称之为正义或者说是合法的。
在现实中呢？大部分人都具备「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意识，但是当受害者是自己至亲的时候，有人以违约停贷、绑架甚至是伤害他人等手段，去维护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这算「爱遮掩了一切过错」，还是现实世界本就无可避免荒谬与矛盾？
撰稿｜鲜 于
编辑｜许 静
校对｜张 帅
出品｜Figure纪录片
这是一个悲情的父爱故事。
「在采取极端措施之前，一位父亲在法国和德国之间，为将杀害女儿的凶手绳之以法奋斗了数十年。」《杀害我女儿的凶手（My Daughter's Killer）》，这部Netflix纪录片的官方介绍如此写道。
犯罪纪录片一直是奈飞、亚马逊等流媒体网站上的流量大户，平台也积极挖掘各种奇闻怪案来满足不断增长的观看需求，但数以百计的罪案故事中，《杀害我女儿的凶手》是让观者尤为纠结的那一个：在凶手的狡猾、他人的不信任、社会厌女症以及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等交织而成的网中，一位父亲需要答案，最终以成为罪犯的方式得到了答案。
所以，真的有正义吗？
我女儿的非正常死亡
故事始于40年前。1982年7月10日清晨，会计安德烈·班伯斯基在法国的家中接到了一个电话——为人父母者最不愿接到的那种电话。在电话中，前妻丹妮·贡宁说：因为中暑，他们的女儿，14岁的卡琳卡死在了位于德国林道的家里。
「卡琳卡很可爱，她是我们的掌上明珠。」父亲班伯斯基悲伤欲绝，他无法接受聪明、健康的女儿的猝然离世——在气温最高不过30℃的林道，中暑致死并不是个可以接受的正常理由。
安德烈·班伯斯基
女儿的葬礼上，前妻一位邻居的话进一步加深了班伯斯基的怀疑。她声称卡琳卡的继父给卡琳卡注射了美黑药物，「别人是这么给我说的」。
八卦传言或许是空穴来风，但却直指卡琳卡身故时的最大疑点：据到场的急救护士回忆，当天凌晨她们接到求救电话赶到现场时，女孩已经进入尸僵状态，这表明她已经死了一段时间。
令护士感到不解的是，女孩的继父，本地著名的医生、心脏病专家迪特·克罗姆巴赫称，为了救治「中暑」，他曾给她注射钙和铁——「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治疗方法」。
班伯斯基从前妻处拿到了女儿的尸检报告，逐字逐句研究过后，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很多疑点。报告指出，卡琳卡直接死因是胃部食物发生反流，然后进入肺部，造成她窒息，显然与中暑无关，「但两名验尸法医拒绝以书面形式说明死因」；右阴唇有明显外伤，「普通人都能发现的异常」。
年轻时的班伯斯基与女儿卡琳卡
从这一刻起，班伯斯基认定是克罗姆巴赫害死了卡琳卡，而且他坚信德国警方和法医一起包庇了凶手。
事实上，警方确实没有怀疑这位颇有社会地位的医生。当地警察局长只是在电话里问了五个问题，由克罗姆巴赫在家里以书面形式做出回答，「警方从来没有传唤过他接受口头问询」。
法医的表态模棱两可。「在已经出现尸僵的时候，做复苏注射，是毫无意义的。有些事情不对劲，有人没说实话。」法医沃尔夫冈·艾森曼格说，「但是从毒理学上看，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导致死亡的中毒。我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不足以证明这是一起谋杀，一起蓄意谋杀。」
至于卡琳卡身体上的异常，法医给出的解释是，「尸体处于极端分解状态，很脆弱，殡仪员在清洗尸体的时候，造成了误伤。」
显然，法医的解释无法被班伯斯基接受。经过申请，他打开了女儿的棺材，结果发现尸检取出的器官，比如外生殖器，并没放回——被谁拿走的，迄今仍是个谜——「但是德国当局再次结案了」。
班伯斯基竭尽全力试图为女儿伸张正义。他向慕尼黑的总检察长办公室提起上诉，打印了5000份传单在啤酒节上分发，「你们必须知道，林道住着一名罪犯，克罗姆巴赫医生，他杀了我漂亮的女儿卡琳卡！」
然而，他的坚持不懈，换来的是不是支持，而是冷眼：相当一部分关注此案的人，在了解两人之间的往事之后，更倾向于认为班伯斯基的行为只是一个「绿帽男」遭前妻背叛后，终于找到了机会「报复奸夫」。
「班伯斯基疯了。」
克罗姆巴赫的德国律师
「医生干的？不可能」
《杀害我女儿的凶手》拍摄手法并无多少新意，像大多数犯罪纪录片一样，靠采访相关当事人，朋友、调查人员、法医、律师、记者以及受害者等，以他们的回忆和见解来推动叙事。
在相当部分受访者记忆中，克罗姆巴赫的标签是镇上的名医，幽默、热情、开朗，「让人说不出负面话的迷人男人」，而班伯斯基则只是个严肃无趣、有强迫症的会计。魅力对比，两人有天壤之别，至少丹妮·贡宁觉得是。
班伯斯基二十出头时与丹妮尔结婚，两人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生下了女儿卡琳卡和儿子尼古拉斯。逐渐地，班伯斯基发现家里多了德语唱片、德语学习教材，心中有了怀疑，怀疑妻子和当时的邻居克罗姆巴赫有染，「她承认了」。
不久之后，班伯斯基带着全家搬回了法国图卢兹。又过了一年，妻子说在尼斯找到了一份工作，必须经常往返两地。「事实上，是克罗姆巴赫来图卢兹了。我跟踪了她，然后意识到，工作日她并没有去尼斯，而是在公寓里与他待在一起。」
与班伯斯基离婚后，丹妮顺利地与克罗姆巴赫结成伴侣，带着女儿、儿子搬到了德国林道生活。
离婚时，两人闹得并不愉快，所以在外人看来，班伯斯基报复前妻，报复克罗姆巴赫，顺理成章。「人都有一种复仇的欲望，这与过去发生的事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克罗姆巴赫是个医生，这是一个在德国极受敬仰的职业。「德国人对他们的医生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医生干的？不可能。’」「‘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是假的。’」
于是，在德国，班伯斯基找不到任何令克罗姆巴赫受审的可能。「对我来说，事情很明显，他利用卡琳卡一人在楼下的机会，强奸了她，但是丹妮、德国当局都认为他没有任何责任，认为他是被冤枉的，认为是我编造了这些来对付他。」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班伯斯基意识到，由于卡琳卡是法国人，他可以诉诸法国法律来寻求正义。
1988年，卡琳卡猝死六年后，三位法国医生做出鉴定，认为是克罗姆巴赫采取的医疗行动，造成了反流，从而导致她窒息而死。
又过七年，1995年3月9日，法国法庭做出了缺席审判，认定克罗姆巴赫过失致人死亡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
听到判决那一刻，班伯斯基本以为一切都会结束了。但德国当局随后表示拒绝引渡克罗姆巴赫，因为根据德国法律，他已经被证明是无辜的——出于政府对本国国民的保护义务，再加上法德两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德国当局的拒绝其实不难理解。
故事讲到此处，更像是一个偏执狂不断纠缠骚扰无辜者的可怕故事，如同丹妮·贡宁一直认定的那样——如果对最近「母女上楼时被雨衣男拖进房」事件有所关注，更能理解她的感受。
但到了1997年，卡琳卡去世15年之后，事情突然就有了颠覆性转折——因为在自己的办公室通过注射迷奸了一名16岁以下的患者，克罗姆巴赫被德国法院判定有罪，虽然惩罚只是吊销医生资格和缓刑两年。
《杀害我女儿的凶手》特意引用了一段德国电视台当年对克罗姆巴赫的采访，镜头前的他毫无悔意。
用镇静剂令受害者失去反抗能力后被迷奸的行径，并不能让这位高贵的医生感到内疚或羞耻，他甚至将强奸描述为「你情我愿」。「她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我吻她的时候，她也回吻我了。然后我说，‘你想继续吗？’她同意了。」
「你给她下药了，她根本没法反抗！」电视台女记者愤怒地说道。
克罗姆巴赫嬉笑着回答，「就像古罗马人说的，‘沉默就是默许’。」
在纪录片中，克罗姆巴赫的无辜形象粉碎了。
「瞧，我没说错，克罗姆巴赫确实是个性变态。」
在非法行医的行李中，克罗姆巴赫总是带着一个阴茎注射器——「如果不想用伟哥，你可以用这个……」
之后，因为非法行医，克罗姆巴赫再次受到德国法庭审判。在审判中，两位证人出庭作证克罗姆对她们进行了性侵犯，但最终他仅被判处28个月有期徒刑，而且很快获得减刑被提前释放了。
班伯斯基觉得很沮丧，他认定靠德国人是不可能令克罗姆巴赫受到应有的惩罚了。
复仇=正义？
克罗姆巴赫出狱后，班伯斯基每年都会来他住处附近跟踪监视一段时间，观察他的动态，寻找他违法的证据——细思之下，这种执拗行为还是有些恐怖的。
十几年时间过去，2009年9月，班伯斯基决定必须要做点什么了，因为他发现克罗姆巴赫住处外挂出了拟出售的牌子。班伯斯基担心自己失去克罗姆巴赫的踪迹，无法为女儿讨回公道。
「这就是我绑架克罗姆巴赫的动机：以自愿或非自愿的方式，把他带到法国。」他对着摄像机坚定地说道，「正义必须得到胜利！」
林道地处德奥边境，班伯斯基来到附近的奥地利布雷根茨市，在当地的酒吧、咖啡馆、旅馆等地宣扬，说要找人帮忙，把克罗姆从德国绑架到法国接受审判。
如此疯狂的想法，居然真的找到了实施者……
安东·克拉兹尼奇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作为一名父亲，你会怎么做？能为你的孩子做些什么？」安东·克拉兹尼奇一个在奥地利长大的科索沃人，应征帮助班伯斯基，并且分文不取，「我是出于人性。」
他甚至没有跟班伯斯基沟通具体细节，「你知道的越少越好」。班伯斯基同意了，回图卢兹等消息。
安东则以每人一万欧元的价格，从一个格鲁吉亚人组成的俄罗斯黑帮里雇了两个打手，开着自己姐姐的车，就杀向了林道。他的计划是，一见到克罗姆巴赫，就用武力把他带上车，然后直奔法国，非常简单，「车后排有足够的空间，后挡风玻璃是彩色的，完美」。
事实上，绑架的具体过程和安东策划的差不太多，只是克罗姆巴赫多喊了几声救命，以及为了控制他，多用了几卷胶带。
绑架克罗姆巴赫时，安东等人把他打得不轻
安东把克罗姆巴赫带到了法国米卢斯，他们从德国进入法国后的第一个有司法机构和警察局的城市。
2009年10月9日凌晨3点20分，班伯斯基接到个匿名电话，「电话让我通知米卢斯警方，告诉他们克罗姆巴赫在海关办公室前的人行道上。」
班伯斯基回忆说，接电话的人以为他疯了，不断核实信息，但十分钟后，他在电话里通知班伯斯基，「我们找到他（克罗姆巴赫）了，但你打他打得太狠了」。
「克罗姆巴赫已经站在了司法程序的终点。」班伯斯基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
这一次，法国法庭的审判，克罗姆巴赫没有再次缺席。尽管他有意拖延，比如在法庭上，当问题对自己有利时，他很快就能理解，而且回答得很好；但当问题尖锐时，他就会假装听不清。甚至到庭审第五天，他表示自己心脏病犯了——「面对正义，这位德国心脏病学家，出了心脏问题。」当时的法国报道如是写道。
但随着多名受害者出庭表示受到过克罗姆的下药迷奸，庭审形势对克罗姆巴赫越来越不利。最终，2011年，法国法院维持了之前的判决，认为克罗姆巴赫给卡琳卡注射药品是为了强奸她，以暴力行为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 15年。
「正义得到了伸张，我现在可以为卡琳卡哀悼了。」班伯斯基表示对判决很满意，因为他可以对所有人，对所有媒体说，「看，我是对的。」——作为代价之一，安东以绑架他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班伯斯基作为绑架案策划者，被判处缓刑1年。
正义与复仇，在此刻形成了一种闭环，一种观者喜闻乐见的爽剧模式。
为了女儿的案子，班伯斯基保存了太多文字材料
然而此刻同样值得思考的，还有克罗姆巴赫律师说的一句话：「并不是说永远不要报复，但正义的目标，不是复仇。」
事实上，卡琳卡之死，不管是《杀害我女儿的凶手》片子本身，还是法国人的庭审，都缺乏直接证据。换句话说，可以轻易证明克罗姆巴赫是个该死的混蛋，但他是不是直接杀害卡琳卡的混蛋，无法证明……
尽管班伯斯基百分之百笃定克罗姆巴赫犯下了杀害女儿的弥天大罪，并不惜花费几十年去复仇，但真正知道事实真相的，只有克罗姆巴赫和上帝。
这就有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可能：如果对于卡琳卡之死，克罗姆巴赫是无辜的，过去30年里班伯斯基对他的纠缠、监视以及私刑绑架，就成为另一种不能被原谅的罪恶。
对整个社会而言，私刑复仇之后得到的，究竟是正义，还是下一个不义？
2020年2月22日，尽管班伯斯基极力反对并提出抗议，但克罗姆巴赫还是因病被提前释放，7个月后，他在德国去世。
卡琳卡案和纪录片《杀害我女儿的凶手》，都以此为终。
个人能否为了正义而违法？这个答案，或许，凡人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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