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配享太庙堪称大臣所能企及的至高无上之荣誉，无可比肩。配享，从专业层面而言，即在太庙主位神牌两侧，敬奉地位相对较低者的神牌。这些地位较低者，以辅助之姿，与象征皇帝的主位神牌一同，受后世供奉祭祀。

在清代，太庙配享人员可划分为皇族与异姓两类。于东配殿，配享者主要为13位爱新觉罗氏诸王，仅策凌为例外。而西配殿的13位配享者皆为异姓功臣，其中汉人仅张廷玉一人。

在清朝的典制体系中，异姓大臣获配享太庙这一殊荣，其门槛极高。从仅有十三位异姓大臣得以配享太庙的名录审视，这些大臣可归为两类。其一，乃大清王朝开创基业之元勋，诸如费英东、额亦都、扬古利、图尔格等，他们在王朝草创时期，凭借卓越的功勋，奠定了政权的基石。其二，则是那些为维系国家民族统一、捍卫领土完整建树非凡者，例如图赖、图海、兆惠、傅恒、阿桂、福康安与僧格林沁等，他们于不同历史阶段，以各自的功绩，对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维护作用。

鄂尔泰与张廷玉得以配享太庙，实乃雍正帝特赐之恩。虽二人功绩卓著，然而相较其余十一位配享大臣，其配享依据从正统角度而言，似存稍欠名正言顺之处。此点从张廷玉致仕前夕之举可窥一斑，彼时，他罔顾臣子应有的谦谨自持，竟执意恳请乾隆帝恪守先帝遗诏，准其配享太庙。此举清晰反映出，张廷玉内心深处对自身配享太庙之事，实则怀有不安与不自信。

事实上，在大清王朝创立江山以及巩固政权的历程中，诸多汉族大臣于沙场之上奋勇杀敌、竭诚报国，他们为国家所建树的功绩并不逊色于他人。然而，这些汉族大臣未能获享配享太庙之殊荣，究其根源，乃是统治者秉持着严重的民族偏见。

从十二位满蒙配享功臣所确立的标准衡量，汉族大臣里，至少有三人符合乃至超越了配享的条件。

【第一个是林则徐】

自清朝定鼎中原，遂推行闭关锁国之政策，此举措致使华夏大地与西方诸国的贸易联系近乎断绝。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亦难以传入中国，严重阻碍了中国对外部先进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借鉴。

在历史进程中，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于乾隆及嘉庆执政期间，曾数度通过外交途径与清王朝展开交涉。其目的在于促使大清帝国摒弃闭关锁国政策，开放国门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然而，面对西方的诉求，清王朝皆予以回绝。这种外交博弈的结果，在无形之中为日后鸦片大规模流入中国市场，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及政治问题，埋下了不容忽视的隐患。

在清道光年间，鸦片之害已严重危及国本，广泛波及财政、军事、吏治等诸多关键领域。值此危急关头，道光帝授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委以全面负责禁烟事务之重任，使其肩负起力挽狂澜的使命。

林则徐以果敢决绝之态，于虎门开启禁烟宏业，此举措直接诱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彼时，林则徐主政广东，凭借卓越的策略与坚定的意志，对英国侵略者形成强大威慑。在其治下，英军难以得逞，未获丝毫优势。

然而，秉持守成理念的道光帝，其行事风格尽显懦弱。在以权贵穆彰阿等人为代表的反对势力影响下，林则徐竟被冠以“国家罪人”之名，遭革职查办并流放至新疆。在此情形下，清王朝最终签订了饱含屈辱、损害主权的《南京条约》。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观之，诸多因素深刻影响着战争的走向。若彼时道光皇帝秉持坚定不移之决策，继续任用林则徐主政广东，凭借林则徐卓越的领导才能与缜密的抗英策略，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实难取得胜利。此论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局势综合考量得出。

虽林则徐在禁烟运动及抵御英军入侵等抗争中，未能达成预期胜果，然而，其矢志抗击外侮之决心，直至生命终结亦未曾稍减。正是基于此坚定意志与英勇抗争精神，林则徐当之无愧地被尊奉为民族英雄。以其卓越表现与深远历史意义衡量，实具极高尊崇价值，堪称符合传统观念中“配享太庙”所代表的崇高规格。

【第二个是曾国藩】

在清朝统治历程中，自满洲入关定鼎中原后，太平天国运动堪称继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之后，又一次对其统治根基构成严重威胁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相较于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诸多方面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特征。从规模维度审视，太平天国运动波及范围更广、参与人数众多，形成了更为庞大的势力体系；就破坏程度而言，其对当时的社会秩序、经济结构等造成的冲击更为强烈。在其发展至鼎盛阶段时，已然具备与清王朝沿长江对峙、分庭抗礼之态势。

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局势下，传统的八旗与绿营军事力量呈现出明显的颓势，已无力对其形成有效遏制。于此背景中，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湘军集团异军突起，逐步发展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中流砥柱。

江南、江北大营遭破之后，若缺失湘军于两湖、江西、安徽地区形成的战略牵制，太平军主力极有可能跨越长江与黄河，长驱直入，进而威胁京畿之地，彼时北京极有可能成为太平天国的新都。

自咸丰六年起，在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国藩统领的湘军于局势危殆之际，成为支撑清王朝统治的关键力量。及至同治三年湘军成功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此役为清王朝延续了约50年的统治。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审视，即便乾隆时期缺少傅恒、阿桂、福康安等人襄助，清王朝亦不至于沦至亡国绝境。然而，咸丰及后继的同治时期则截然不同，若无曾国藩力挽狂澜，大清王朝恐难以维系。曾国藩于王朝危局之中所建殊勋，实乃卓越非凡。就其功绩而言，无论是享有配享太庙之殊荣，还是获封王爵，乃至将长江以南区域予以分封，皆不足以充分彰显其功勋之厚重。

【第三个左宗棠】

在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序列中，左宗棠与曾国藩均占据重要地位。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历史事件里，曾国藩功勋卓著，堪称首屈一指。与此同时，胡林翼、左宗棠以及李鸿章等，亦凭借各自卓越表现，为清廷平定太平天国贡献非凡力量，其功绩同样不可忽视。

在湘军的历史进程中，左宗棠与曾国藩均堪称湘军的重要奠基者。左宗棠于湖南之地，凭借卓越的统筹能力，稳固后方，为湘军的战略推进提供了坚实支撑。从湘军整体的军事布局而言，倘若缺少左宗棠在湖南对后方事务的精心擘画与全面把控，曾国藩极难获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成果。

若言仅太平天国运动及后续对捻军的清剿行动，尚不足以使左宗棠具备配享太庙之资格，那么，光绪年间所发生的收复新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疑将左宗棠与曾国藩置于同等历史地位层面。

在乾隆统治时期，兆惠因完成新疆地区的统一大业，傅恒凭借在大小金川之役的功绩以及统领军队出征缅甸，阿桂依靠平定金川之乱与镇压回民起义，福康安鉴于平定西藏局势和台湾林爽文起义等卓越勋绩，皆获封爵位并得以配享太庙。以同样的功勋评定标准考量，左宗棠亦当配享太庙，实乃名副其实。

然而，历史的真实境况往往冷峻而严苛。在清朝的政治格局之下，诸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这般功勋卓著的汉族官员，尽管他们为清廷鞠躬尽瘁，建树非凡，却因族裔为汉的缘故，始终无法获享入祀太庙这一至高殊荣。这一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满汉畛域，直至清朝覆灭之际，依旧盘根错节、难以撼动。“满汉一家”的口号，在实际的政治待遇与历史进程中，更多地沦为一种表面说辞，未能真正消弭民族之间的固有界限。

颇为意外的是，后世常被斥为“卖国贼”的李鸿章——尽管御史对其并无偏见——险些获得配享太庙的殊荣。

李鸿章辞世后，慈禧太后曾萌动将其列入太庙配享之念。然而，此议甫出，便遭朝臣强烈反对。朝臣所持理由为：若李鸿章得以配享太庙，其师曾国藩亦当获此殊荣，此论颇具逻辑关联。面对这般汹汹舆论压力，权衡之下，慈禧太后最终无奈放弃该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