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行政区划语境中，尚未出现“省会”这一称谓，彼时普遍以“省城”指代。光绪朝之前，全国划分为十八行省，各省均将总督衙署或巡抚衙署之所在地，确定为省城。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省的情况较为特殊。两江总督衙署设于江宁，而江苏巡抚衙署则位于苏州，如此布局致使江苏省城的定位在当时颇具复杂性与模糊性。

或许有读者心存疑问，此点为何难以理解。江宁设有总督衙门，苏州置有巡抚衙门，依此而论，江宁与苏州这两座城市理应皆为省城。

从宏观层面审视，该观点具有一定的正确性。然而，当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情境中加以考量时，便会发现存在某些细微差异。

【江苏省城有一个变化调整的过程】

明朝时期，江宁府以应天府之名存在，隶属于南直隶。清朝入关并完成中原一统后，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南直隶改制为江南省。不过，江南省辖区范围相较于此前的南直隶有所缩减。

江南省建制确立伊始，即设置“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一职，衙署设于江宁。历经数载，该职衔更易为江南江西总督。与此同时，另行设立江南巡抚，其治所位于苏州，所管辖区域涵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以及镇江五府。

顺治十八年，江南地区实施行政区域调整，析分为安徽与江苏两省。在此需加以明确的是，尽管分省举措始于顺治十八年，然而这一行政区划变革的最终完竣，实赖康熙帝执政期间的统筹与推进。

自行政区划重新划分、分省之后，原任总督一职改设为两江总督，衙署定驻江宁。与此同时，江南巡抚亦更名为江苏巡抚，其驻地依旧为苏州。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即从分省直至雍正二年，整体行政架构并未出现显著变动。

在该特定历史阶段，两江地区高级官员的设置状况颇为繁复。回溯至康熙六年，行政建制发生重要调整，彼时江南右布政使一职被重新定名为江苏布政使，而江南左布政使则相应更易为安徽布政使。

在当时，江苏布政使与安徽布政使的衙署均设于江宁。由于布政使主管一省政务，这使得江苏诸多政务汇聚于江宁一地。同时，江宁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基于以上因素，在该特定时期，江宁依旧被确立为江苏的省城。

雍正二年，行政区域的官署设置发生重要变革。彼时，安徽布政使司衙署迁至安徽省会安庆，与此同时，江苏布政使司衙署移至苏州。不仅如此，基于当时行政架构的整体考量，还增设江宁布政使一职，进一步完善地方治理体系。

如此，江苏省便设立两位布政使。其中，江宁布政使负责统辖江宁、淮安、扬州、徐州、海门、通州此六府州；而江苏布政使则依旧执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这五府。

自雍正二年起，苏州地位因两位布政使的设置而得以擢升，自此亦被视作省城。由此，一省双省城之格局应运而生。

【直隶省也有两个省城，但情况与江苏不同】

在同治朝之前，直隶总督府驻地为保定，保定由此成为直隶省城。彼时，直隶地区未设巡抚一职，这使得布政使相较于其他省份的同职官员，权力稍显突出，在一定范围内可行使部分近似巡抚的职权。

同治九年，李鸿章获任直隶总督，同时膺任首任北洋大臣。自此，在逾二十载的漫长岁月中，李鸿章始终肩负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责。

晚清时期，李鸿章的莅任，使直隶省城保定的地位发生转变。彼时，清廷与列强的通商交涉等事务均聚焦于天津，李鸿章身负重任，往返奔波于保定与天津之间，极为忙碌。

天津，作为举足轻重的通商口岸，于晚清时期，其经济与战略价值日益彰显。光绪年间，李鸿章奏请朝廷获准，得以常驻天津。自兹而后，直隶总督一职，大部分时间履职于天津，仅当每年酷寒之际，港口冰封之时，方才暂返保定。

在历史进程中，直隶省一度出现保定与天津两座城市并立为省城的局面。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天津在直隶省的地位愈发凸显，而保定虽仍保留总督府这一象征，但实际上已徒具省城之名，其在直隶省内的重要性与天津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晚清时期福建也有两个省城】

依据清代对于省城的定位准则，倘若一座城市设有总督衙门抑或巡抚衙门，那么该城市便可被界定为省城。

福州，长久以来作为福建省城，向来为各界所公认，彼时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同驻于此。然而，自光绪元年起，福建巡抚奉旨移驻台北，直至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省，这一情形方有所改变。在此期间，福建实则存在两座省城，分别为福州与台北。

台湾建省之后，所设台湾巡抚，其正式全称为“福建台湾巡抚”，衙署依旧设于台北。与此同时，朝廷颁令裁撤先前之福建巡抚一职，改由闽浙总督兼理巡抚事务。从严格的行政隶属关系角度而言，彼时之台湾省在本质上仍归属于福建辖区，此即“福建”前缀冠于台湾巡抚名称之前的根源所在。

在行政区划体系中，多数省份的省城设置相对稳定，然而亦存在若干特殊情形。以广东省为例，在历史沿革进程中，早期两广总督衙署设于肇庆，嗣后迁移至广州；四川省亦复如是，其省城初始位于保宁，后续则移至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