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卿心君悦

1925年，鲁迅沉重地写下了小说《弟兄》。

对这篇小说的解读，多基于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兄弟失和”的背景。

据现有的多方资料（鲁迅两兄弟及亲人、好友的文字材料）表明——

在1923年到1924年间，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在周作人媳妇羽太信子的挑唆下，其乐融融的两兄弟分崩离析，也由此鲁迅从八道湾大宅被迫搬到了西三条胡同。

当年的事，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构陷，以“性”为重点；而在鲁迅的眼中，问题的根源却在于“金钱”。

用这个创作背景介入去阐释《弟兄》，有一定合理性；但将《弟兄》这篇小说完全看作是鲁迅对当年“失和”之事的“泄愤”、“映射”与“解释”，却又有失公允。

毕竟，批判“国民性”，揭露人性的愚昧与卑劣，以期唤醒“沉睡的人”，才是鲁迅的第一要务，而作者自身的经历不过是创作的素材而已。

这篇文章对《弟兄》的阐释，则基于小说情节，分享鲁迅借小说意欲道出的人性真相——

在金钱面前，亲情有多可笑？！

小说《弟兄》的主要人物有四个：张沛君和张靖甫两兄弟，公益局办事员秦益堂和汪月生。

故事开始于公益局里的日常——

公益局平时没有什么公务，几个办事员成天闲在办公室里聊家常。

说话间，老烟枪秦益堂猛然被水烟筒呛得剧烈咳嗽，办公室里聊天的声音立马停了，直等秦益堂咳嗽完，长叹了口气，气恼地抱怨道：

“到昨天，他们又打起来架来了，从堂屋一直打到门口。我怎么喝也喝不住。”

秦益堂口中的“他们”，是他的两个儿子——老三和老五，而二人打架的原因则是：老五所购买的“公债票”赔了钱，老五要求所赔的钱算家里的开销，由家庭公账出，而老三反对，认为老五赔的钱就应该由老五自己承担。

听了秦益堂的抱怨，躺在坡腿躺椅上的张沛君站了起来，眼中露着慈祥的光，不理解地说道：

“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都一样？……”

秦益堂看了张沛君一眼，眼神移动，感叹道：

“像你们的弟兄，那里（哪里）有呢。”

张沛君笑着继续说道：

“我们就是不计较，彼此都一样。我们就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这么一来，什么事也没有了。

“有谁家闹着要分的，我总是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劝他们不要计较。益翁也只要对令郎开导开导……。”

秦益堂摇了摇头，旁听着的汪月生觉得张沛君把事情想简单，其理由是：

“像你们的弟兄，实在是少有的；我没有遇见过。你们简直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这就不容易……。”

说罢，汪月生问张沛君，他的弟弟仍旧在忙？

张沛君应道：弟弟靖甫还是忙，一星期18点钟功课，外加93本作文，但这几天弟弟请假了，说是浑身热，应该是受了风寒。

汪月生听完叮嘱道，这可得小心点，从早上的报纸看到最近在流行“时症”。

张沛君急问，什么时症。他见汪月生答不上来，只说是“什么热”的病，便连忙到阅报室去找那张报纸。

张沛君走后，汪月生又向秦益堂称赞起张沛君和张靖甫两兄弟的感情：

“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要是所有的弟兄都这样，家里那里（哪里）还会闹乱子。我就学不来……。”

秦益堂听后，更是恼怒家里两个孩子为“钱”大打出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张沛君的声音在走廊响起，话语带着颤抖，仿佛大难临头，只听他连连呼喊听差，要其立刻打电话给普悌思普大夫，让大夫去同兴公寓张沛君那里去看病。

普悌思普大夫是当地最有名也最贵的西医，汪月生一听便知道问题很严重，否则收入一般的张沛君决不会请这位大夫。

于是，汪月生迎了出去，见张沛君脸色铁青，连问发生了什么事。

张沛君一边向汪月生解释，报上说的“时症”是“猩红热”，跟靖甫的症状很像；一边听到听差在电话里告知医院，等普悌思普大夫回来立马让其去同兴公寓。

随后，张沛君匆忙走进办公室取了帽子，对跟进来的汪月生说：

“局长来时，请给我请假，说家里有病人，看医生……”

从公益局出来，张沛君没顾价钱，看到一个强壮能跑的车夫，就一步跨上了车，让其快些赶路。

等张沛君走进弟弟靖甫的房间，见弟弟脸色更红并有些发喘，心倏地剧烈跳动起来，他伸出手摸了摸弟弟的头，直感烫手。

靖甫从哥哥的神情之中，隐约察觉到了点异常，问他的病是不是很重？

张沛君躲着弟弟眼神，支吾地安慰弟弟没事，然而在心里，一向不相信什么封建迷信的他，却从弟弟的身上感到了某种不详，这种发现令其更为不安，退出弟弟的房间，轻声招来寓所的伙计，要其打电话给医院，问找没找到普大夫。

听到否定的答案，张沛君坐立不安。

焦急慌乱中，张沛君想到了同寓所的一位中医，他对其是极为不信的，还曾言语冷嘲热讽过这位中医，然而，束手无策中还是硬着头皮地找了这位中医白问山。

白问山一听缘由，倒并没有难为张沛君，戴上玳瑁边的墨晶眼镜来到靖甫的房间，一通诊疗过后，白问山从容且高深莫测地离开，张沛君忐忑地跟随其后。

回到白问山的住处，张沛君问他弟弟究竟是什么病。

白问山肯定地回复道：红斑痧。

听到这，张沛君松了一口气，又确认地问道：

“那么，不是猩红热？”

却没想到，白问山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张沛君的心从高空直接坠了下来：

“他们西医叫猩红热，我们中医叫红斑痧。”

张沛君失神地从白问山的住处出来，路过电话机他再次想到普大夫，连忙打电话给医院，问找没找到普大夫。

医院回复说，找到普大夫了，但正在忙，很可能要明天早上才能去。张沛君听后，再三叮嘱医院，不论多晚，都让普大夫过来一趟。

再次进屋去看弟弟靖甫，张沛君发现弟弟的脸似乎更红，还出了一些红色的点，眼睛也跟着肿了。他坐在房间的椅子上，如坐针毡。

在房间与夜的寂静里，他仿佛能听到寂静的声音，也因此每一辆车的汽笛声，都听得更加分明。几次听到汽笛声，张沛君都以为是普大夫来了，然而他还没有走到门口，车却早已驶过，就这样次次失望地返回弟弟的房间。

期间靖甫醒来一次，听到哥哥进屋，以为是有他的信，知道不是来信，又闭上了眼睛。（请记住这一情节，有特殊的含义。）

坐在房间中的张沛君，听着一辆辆从寓所开过来又驶离开的车的声音，多次失望变得绝望，绝望中紧张的情绪却慢慢地舒缓了——

慢慢的，张沛君对弟弟靖甫的病已下了定论，必是“猩红热”无疑，也不再去关注寓所外经过的汽车，所有的心思逐渐集中于之前一再逃避的问题：

“那么，家计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

“虽然住在小城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他的两个，养活尚且难，还能进学校去读书么？只给一两个读书呢，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

就这样，在外人看起来“极重兄弟情义”的张沛君，在弟弟靖甫重病之后，自利的心思终于真实地呈现了出来。

脱下一直以来披着的“兄弟怡怡”的外衣，可能引来的外界评议，非张沛君所愿；而为了维护一直以来所塑造的对外形象，而让自己吃亏，也非张沛君所想。

就在这挣扎与彷徨之中，远远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等待已久的普大夫终于来了……

经普大夫一番诊疗，最终确定张靖甫所得的并非什么“红斑痧”“猩红热”之类的“时症”，而只是起了疹子而已。

张沛君激动地再三向普大夫确定，得到的答案都是起了疹子，这让张沛君彻底放下心。

普大夫开了药方，叮嘱了一番注意事项便离开了。

张沛君将药方交给寓所的伙计，让其一早就去指定的地方买药，随后便将这一好消息告知弟弟，然而弟弟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带着喜悦的心情，张沛君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醒来时，阳光已透过窗户照了进来，朦胧中，张沛君只见自己床前站着一个满脸流血的女孩，而他似乎正要去打这个孩子。

定神看了看，刚才呈现在眼前的一切又都消失了，张沛君仍在他自己的房间，身上满是汗。他若有所思的换好衣服，到弟弟靖甫的房间看望了一下，见弟弟状态没有恶化，伙计尚未将药送来，便在屋内的椅子上坐下。

昨晚的梦境片段陆陆续续在脑中的呈现出来——

在梦中，弟弟靖甫就躺在眼前这张床上，死了。他忙着收殓，期间，独自一人背着棺材从大门外背进里屋，外面见到这种情形的人，纷纷给予了他赞颂。

弟弟死后，他让自己的三个孩子去上学了，弟弟遗留下的两个孩子哭嚷着也要去。他被哭闹声吵得心烦，用力抽了其中一个孩子荷生一个嘴巴，将其打得满脸是血。

荷生满脸是血的来找张沛君，张沛君跳到了供奉祖宗排位的堂桌上，他看到荷生的后面跟随了一群人，这些人都是荷生找来指责他的。

张沛君激动地向跟荷生进来的那些人辩解道：

“我决不至于昧了良心。你们不要受孩子的诳话的骗……。”

说完这些话，张沛君看到满脸是血的荷生站在面前，（这一幕正是张沛君醒来时呈现在眼前的那一幕）张沛君伸出手，再次狠狠地打了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伙计进来了，手里拿着药，还有一包书。

躺在床上的靖甫，瞥了一眼，问张沛君拿来的是什么？

张沛君说是“药”，靖甫追问另一包是什么？

张沛君喂靖甫吃完药后，告诉靖甫另一包是“书”。（这是靖甫找人去借的书，也是在上一段中，重病的靖甫最在意的东西。）

张沛君把书递给了靖甫，靖甫摸着书露出了微笑：

“等我好起来，译一点寄到文化书馆去卖几个钱，不知道他们可要……。”

对于张沛君听完这句话后的态度，鲁迅在小说中没有描述。

但结合张沛君的梦境、一直努力塑造的形象，也不难猜出鲁迅在这一处埋下的“留白”——必是张沛君的惭愧与羞赧，而在这种情绪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则是人性的自私与卑劣。

回看上述的情节，一些事已经不言自明了——

张沛君与张靖甫两兄弟是群居的，两兄弟一同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计。在这里，张沛君的工作，不过是每日到公益局“点卯”，喝喝茶水、聊聊天、看看报，适时地塑造他那对外“兄弟怡怡”的形象，而他的弟弟靖甫，每周都有忙不完的工作，连生病都不忘“翻译新书”来增加整个家庭的收入。

由此则可看出，在为家庭的付出中，张靖甫的付出大于张沛君的付出。

而在家庭财产的索取中，不谈张沛君在外应酬所需的花销，但讲孩子的数量，张沛君有三个孩子需要养，而张靖甫却只有两个孩子要养，所以，在家庭整体的财产的使用与索取上，张沛君却是大于张靖甫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内占了极大便宜的张沛君，对外言称，兄弟不应分你我，更不应该在钱上斤斤计较，是多么可笑、虚伪，又多么卑劣的一件事；尤其是当联系张沛君的梦境，这种无耻的程度更会加深。

同时，张沛君这种虚伪的思想与态度，对张靖甫来说也是一层道德的绑架，迫使着张靖甫只能忍受被压榨的命运，而在这一点，也正是鲁迅所要批判的封建家庭伦理制度对人的压迫以及其特有的“吃人”特性。

张沛君在弟弟靖甫生病之前，已被自我塑造的光辉形象进行了自我催眠；然而，在弟弟靖甫心中，对张沛君的内心却是有所了解的。

于是，张靖甫才会在重病中仍念念不忘“译书挣钱”的事，他清楚一旦他死了，或是失去了挣钱的能力，那个看起来极为重视“兄弟情”的哥哥，首先就会一脚踹开他及其两个孩子。

在私利面前，在金钱面前，兄弟之情的可笑，由此可见一番！

小说《弟兄》的结尾，鲁迅安排张沛君回到了公益局。

当经历了这些事后，尤其是做过那个“不敢示人”的梦以后，再次听到秦益堂对自家孩子争斗的抱怨，张沛君已不敢发声。

在秦益堂的叙述下，他的两个孩子，老三与老五之所以大打出手——“老五要把他公债票的赔款由家庭公账支付，而老三又极为反对”——的背后真相却是：

老三比老五多两个孩子上学，由此老三一家的日常花销远超于老五，因而引起了老五的积怨与不满，所以才非要把他赔在公债票上的钱由公账支付，以此来讨个心理平衡。

在金钱面前，人与人的感情不堪一击，这似乎是一个现实，然而导致这个现实的根源是什么，却很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缘由所在——

是在生存面前，金钱的重量不断增加，唯有“仓廪足而知礼节”，还是人所处的环境影响，亦或者是人性所具有的某种“卑劣”特质在暗中作祟？

这需要每个人深思、反省，而非将既定的现实当作人生的经验与准则来抚慰自己，教育后人。

毕竟，“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和“人与人之间隔着厚障壁”的世界，并非你我所愿，但却会因你我而坚固，亦或破碎！

卿心君悦，读别人的故事，过自己的日子。用文字温暖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