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前面我们探讨了粟裕与林彪关系研究第三篇文章“十年特殊时期林彪到底有没有整粟裕”后，接着我们探讨第四篇，题目是：粟裕为何保持自我没站到林彪集团中去？

相信对粟裕与林彪关系有一定研究的军迷们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林粟两人那样谈得来，林彪那样高看粟裕，那样器重粟裕，甚至林都曾提醒过粟，说他缺少党内斗争经验。话都谈到这个程度，可谓是推心置腹了。然而，为什么十年特殊时期，也就是林彪在政治上最为走红、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时，粟裕为何还能保持自我，没有站到林彪集团当中去呢？这个问题尽管说来复杂，但我们还是不难找出缘由和逻辑的。

首先，源于粟裕从来不喜欢高攀依附。

按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特别是他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当红”时期，林彪主动找粟裕交谈，且相谈甚欢。特别是让粟裕积极到部队跑一跑，在政治上解开限制粟裕接触部队的禁锢。粟裕本该对林彪感恩戴德，本该顺势自然而然地与林彪的关系走得更近一些，甚至成为他的重要支持者。还有就是，林彪特别派他的秘书看望粟裕，常理来讲，粟裕或是亲自回拜一下林彪，或是电话或是写信表达感谢之情。但我们通过林彪秘书的回忆看，粟裕有点“不知趣”，他“很坦然，从不说感激之类的话”。

透过粟裕“很坦然，从不说感激之类的话”，这说明在粟裕的性格和行为世界里，有的只是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根本就没有拉山头、搞宗派的主观意识，根本就没有高攀依附的意识。否则他也就不是粟裕了，否则1958年他也不会因得罪一些人而受到那样重的错误批判了。

其二，源于粟裕挨批后更加慎重行事。

1958年粟裕挨批扣的“帽子”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帽子”与刘伯承、肖克等人的“教条主义帽子”不同。他们是执行和落实军事政策问题，而粟裕则是个人行为和操守问题。特别是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为避免打成敌我矛盾，粟裕不得不违心地检讨，并把所有的不实之词都接了过来。于是这顶“帽子”便如大山一般，在政治上给粟裕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于是，粟裕更寡言少语了。据粟裕的一些老部下回忆，粟裕挨批后，这些老部下都想去看望一下粟裕，但粟裕均予以拒绝。粟裕当时的心理由此略见一斑。

不过，经历1958年那场教训，显然也给粟裕不少启迪启示，也使得他在十年特殊时期，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这一点，我们从他那些年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时便可充分地体现出来。当时，粟裕对周总理的指示，“不管大事、小事都详细认真传达，亲自抓贯彻落实。国防工业系统中的情况和问题，他都及时如实地向周总理汇报”。有一次周总理甚至这样说道：“你们现在也不给我反映情况了，只有粟裕同志胆子大，还是常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个电话”。

特别是在对待当时各个派系问题上，当他们要粟裕明确表态时，粟裕这时总是斩钉截铁地说道：“总理要求搞大联合，我们应按总理的指示办”。透过这些事例，不难看出，粟裕绝对忠诚，坚定地跟着主席和周总理这条线走。

其三，源于粟裕醉心于军事少问政治。

如果论起开国将军，哪个是最纯粹、最本色、最职业的军人，粟裕肯定是名列前茅。这种纯粹与本色，使得1958年挨批后的粟裕更不愿介入政治纷争，更不愿与哪个派系有所沾连，无论是十年特殊时期前半段的林彪集团，还是后半段的江青集团，粟裕都能保持高度自我和洁身自好。不过，对于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粟裕始终能够保持初心不改。这一点，哪怕是十年特殊时期他已“靠边站”、脱开军事指挥第一线，但他仍醉心于备战打仗。我们不妨择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1962年6月，当粟裕得知蒋军拟窜犯大陆的消息后，他抱病从上海赶到福建，亲自到福建沿海部队调研，积极向福州军区韩先楚、叶飞等人献计献策。我们看，粟裕挨批后原本上是限制他接触部队的。但当战争即将来临之时，粟裕却偏偏接触了部队，并且还是未经任何请示的接触。由此足见其醉心于备战打仗之意识有多么强烈。

第二个是1973年2月的农历春节期间，粟裕抱病给军委写报告。当夫人楚青担心粟裕直率地提出自己观点会否招致不测时，粟裕严肃而又激动地说道：

“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粟裕的这段话，无疑是一个纯粹职业军人思虑战争谋划战争的最深情最生动的写照。历史证明，醉心于军事少问政治，粟裕的这一性格和行为，虽使其在某一时期，受到了伤害和影响。但纵观粟裕的整个人生，他的这些纯粹刚直的品德品格，恰恰使他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考验。透过粟裕的这些品德品格，我们也便不难找到了林彪那么看重粟裕，但粟裕却为何没有站到林彪集团中去的逻辑和答案了。

下一个研究粟裕与林彪关系的文章，题目是：林粟相谈甚欢聊什么？粟给林上何报告？欢迎条友们关注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