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7日上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庄严的大法庭里座无虚席，“云南第一涉黑案”的41名成员，在法警的押解下，鱼贯而入。

走在最前面的是该黑社会组织头目，“黑老大”蒋家田，而紧随其后的则是她的“准妻子”、同时也是合伙人的杨菊芬，第三个是她的父亲，蒋家田的“准岳父”杨国应。

最终，蒋家田以9大罪名被判处死刑，而杨菊芳因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贩卖毒品罪，也被判处死刑。

经查，从2005年初到2008年被捕，该黑社会团伙从缅甸一共贩运了120斤海洛因到昆明。

在这其中，起大作用，并不是黑老大蒋家田，而是杨菊芳父女。

可以这样说，如果蒋家田不认识杨菊芬，他也许只是昆明火车站一带稍微有些江湖地位的黑帮头目，明里开个旅社、杂货铺什么的，暗里做些说不清楚的灰色行当。

自从认识杨菊芳之后，他的事业迎来了飞跃发展，江湖地位也是不可同日而语。

杨菊芳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只有小学文化，在没有认识蒋家田之前，她在一所洗脚城打工，23岁的时候认识了比她大28岁，比她父亲还大的蒋家田，从此追随。

可能连蒋家田自己都没有想到，杨菊芳会有这么大的能力，之后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财富，当然，间接的说最后也是杨菊芳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杨菊芳是云南保山龙陵县人，1981年出生，上完小学就不上了，平常在家帮母亲干点农活和家务。

1997年前后，16岁的她去了离家不远的位于中缅边境的瑞丽市打工。

此时的她，对金钱的观念还没有像后来这样疯狂，只是认为挣点钱能改善家里的生活水平，如果还有余钱的话，就为自己买点喜欢的化妆品，仅此而已。

2004年，23岁的杨菊芳去了昆明，在昆明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洗脚城上班，不久，她认识了这里的常客，黑社会头目蒋家田。

当时，蒋家田是昆明火车站周边有名的黑社会头目。

他不是云南人，而是四川人，1953年出生，上了两年小学，就辍学在家务农了，然后结婚生子，平平凡凡，安安稳稳。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外出打工热潮兴起，他告别妻儿来到了昆明。

他在火车站对面的宋旗营老村租了一间房开杂货店, 前面卖货，晚上在后面支一张床睡觉，后来还开过饭馆、做过竹器加工生意。

那时的蒋家田与村里的租客们一样，都是从事小生意的社会底层人。

虽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蒋家田确是一个很大方、讲义气的人。

他开杂货店的时候，一到中午吃饭他就会喊那些没钱吃饭的人来一起吃，或者有时候给他们点钱让他们吃饭。

从1995年开始就开始有人喊他大哥了，那个时候追随他的人都是一些吃不上饭的小混混，也没什么气候。

混迹在鱼龙混杂的火车站前多年的蒋家田，虽然已经小有势力，但由于没有什么拿手的技能，并没有挣到什么钱。

90年代中后期，一次偶然的机会，蒋家田见识到了贩卖毒品带来的巨额利润，他彻底坐不住了，小小一袋就是成千上万的利润，同时他也知道贩毒很危险，但在巨大利润面前，他终究没有抵住诱惑。

之后，蒋家田在昆明宋旗营村一带纠集了黑帮成员朱良民等人在南窑、宋旗营片区逐渐组织形成了一个批零兼营的地下零星贩毒网络。

但由于条件限制，做的都不是太大。

2001年9月，蒋家田贩毒被抓现行，并在第二年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1个月。

出狱后，他开始有了经验，知道危险的他再也不亲自接触毒品，而是严密分工，购毒、运毒、分销，各管一块儿，且每次都把毒品分开包装,分多次、少量出售。

量虽不大，积少成多，渐渐的他也有了钱，他这个原先的穷酸老大，摇身一变也成为了真正的老大。

有钱了，他也开始摆谱了，要保护自己，专门招了一批保镖，每次出行都是前呼后拥，他这样做一是摆谱，二是让同行们看看，也是有势力的人。

有了名气，投靠的人自然变多，很多劳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纷纷慕名而来，逐渐形成了一股黑社会势力。

但是，他的势力范围并不大，十几年来始终在昆明火车站对面的福德村、南窑村、宋旗营等城中村活动。

严格意义上来说，此时的蒋家田只能算昆明火车站一带稍微有些江湖地位的黑帮头目，明里开个旅社、杂货铺什么的，暗里做些贩毒的小勾当，完全没有形成气候。

但2004年杨菊芳的出现成为了他的转折点。

蒋家田平常经常去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洗脚城消费，一次，他在这里见到了刚来不久的杨菊芳。

此时，蒋家田51岁，杨菊芳23岁。

蒋家田一眼就看上了外表清纯的杨菊芳，之后几乎每天都来，在此期间，杨菊芬也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让杨菊芳不要在这儿干了，并承诺给她找一个体面的工作。

此时的杨菊芳生活困难，她以为蒋家田是在跟她开玩笑，没想到一个星期以后，蒋家田竟然直接给她在市政府小区租了一套房子，还给了她一张存有1万元的银行卡。

直到此时，杨菊芳才明白，原来这个比自己父亲还大的半大老头竟然说的都是真的。

杨菊芳生活在生活的最底层，无权无势，是最容易受欺负的人。

蒋家田的出现，让她一下子感觉到有了依靠，当然，这种依靠最主要的还是受不住来自于蒋家田经济实力和江湖地位的诱惑。

很快，23岁的杨菊芬与大她28岁的蒋家田同居了。

之后，蒋家田会给她充足的生活费，有了钱的杨菊芬会将生活费的一大部分寄回农村老家。

女儿突然有钱了，这让父母感到疑惑，问她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钱，刚开始杨菊芳还想找理由搪塞，但是父母不相信，杨菊芳没办法，只好说：“就是一个比你们年龄都大的人。”

但是，她没有把蒋家田是“黑老大”的身份告诉父母。

父母从她的口中也知道了蒋家田有家室还有三个孩子，于是就一直劝她离开蒋家田。

2006年，杨菊芬为蒋家田生育一女孩，父母得知后，很是无奈，只能接受，之后父母还去了昆明照顾她，也算是默认了这件事。

没想到，她父亲杨国应和蒋家田竟然非常聊得来，因为两个人在贩毒这一问题上很有共鸣。

因为蒋家田因为贩毒被判过刑，杨国应的儿子也因为贩毒被判了死缓，再加上他们又是同龄人，因此他们之间就没有了心理隔阂。

紧接着，杨国应的一句话，彻底让他们走上了暴富的道路，同时也彻底把他们送向深渊。

“老岳父”向蒋家田直言，自己在缅甸有些关系，能把毒品弄到昆明，但是，他要求蒋家田必须能卖出去。

蒋家田一听这话，当即表示：“你有本事背上来，我就给你找下家。”

杨国应的老家距离金三角的毒品集散地—老街，最多也就4个小时的路程。

他老家是山区，能耕种的地很少，最多也只是勉强糊口，因此村里的很多人选择外出打工，其中缅甸赌场成为了这些人的首选，在此过程中，很多人知道毒品是暴利，于是纷纷铤而走险，干起了偷运毒品的行当。

当是他们一般都是走南伞口岸这条线，因为这里距离金三角毒品集散地老街最近，虽然有警察严查，他们也不怕，因为警察只在大路上查，但是在这条线上还有数不清的小路，这些人一般都是走小路。

当时这种情况当时有多严重呢？当时在南伞附近有个村子，被称作寡妇村，因为这个村的男人，90%以上都因为贩毒被抓了。

2001年前后，他的二儿子杨枝文也走上了这条路，可是没多久就被抓了。

他家本来就穷，为了救儿子，杨国应无奈卖了一家四代居住的土屋，最后，杨枝文被判了死缓。

当年杨菊芬之所以来昆明打工，也是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里，蒋家田看上她的时候， 正是杨家老小几乎无容身之地的关头。

因此，当时每个月杨菊芳都会把蒋家田给她的生活费的大部分寄回家里，因为她知道，家里太困难了。

自从攀上了蒋家田，杨家的苦日子算是到头了，不仅赎回了租屋，不久索性直接推到，盖起了整条街上第一座楼房。

老两口有钱了，也开始显摆，当时都没钱，兜里也就几十块钱，没人用钱包，但老两口却不，每个人都有一个大钱包，天天随身带着， 一打开里面全是一沓百元大钞。

杨菊芳的母亲更是天天拿着这个大钱包，去和邻居打一毛钱的纸牌，闲聊当中还“不自觉”的把自己的手举起来，目的是让别人看看她手上的金戒指。

既然都已经是自家人了，那下一步聊的就是共同富裕的问题，谁不想过好日子呢。

但是就凭他们这点能力，靠摆个货摊收点租金尚且费劲，又何况一些正经大生意呢。

于是，聊来聊去，最终又走到了运毒这条线上，只要不出事儿，短时间即可暴富。

其实，蒋家田心里多少有些担心，“老岳父”说的挺好，但到底能不能真的把事情搞成了。

为了稳妥起见，第一次，他先让杨菊芬给了8000元，让他先去试试。

杨国应不负众望，只身一人从昆明坐班车辗转到缅甸，找到老乡，以70元1克的价格搞了80克海洛因。

然后或走小路或坐摩托车，完美躲过警察，安全回到了昆明女儿杨菊芳这里。

杨菊芳当即用暗语联系了蒋家田，说她爹上来了在她这儿，蒋家田一听就明白了。

不久，蒋家田便联系到了下家，以300元一克的价格售出。

这一单小试牛刀，净赚1万多。

这一次成功也让他们感觉到，直接从货源地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低价进高价卖，绝对是一条挣大钱的路。

但由于下线网络还不够多，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带的货都不多，平时一趟也就是几百克。

但从2007年开始，随着蒋家田连续购买的下线越来越多，运过来的货根本供不应求，“老岳父”杨国应去缅甸的频率更频繁了，带的货也越来越多，即使这样，依然不能满足市场。

而就在这时，蒋家田和杨菊芬同居并生有一女的事情被他成年的三个儿女知道了，儿女让他给个说法。

于是，在2007年夏秋之际，蒋家田和杨菊芬正式分手了。

虽然分手了，但二人依然是合作伙伴。但此后基本是杨氏父女在做，蒋家田退居二线，但是遇到无法决断的事，杨菊芳还是会找他咨询拿意见。

当时，获利后，三人的分成比例是蒋家田占有20%，负责销售的杨菊芳和负责采购的父亲各占40%。

对比，蒋家田没有意见，他后来这样说：“每次毒品生意她都会告诉我，她给我多少我就要多少, 每次分钱对我还是公平的，因为她离开我，对我有歉意所以用钱来补偿我。”

到2007年12月底，杨菊芬和蒋家田商量后，索性出资108万元直接买了一辆卧铺客车专跑南伞到昆明的线路，表面上是拉人，其实就是为了方便运毒。

该车在2007年12月至2008年9月间,运输毒品83块，每块按350克计算，共计29.05公斤。

这些毒品运至昆明后，主要交给杨菊芬的母亲保管，然后在以高价卖给下家。

至此，一个以蒋家田为首，以杨菊芬、杨国应、等家族成员为核心的，从境外到境内购、运、销一条龙的毒品网络形成，大量的毒品运往昆明后流入社会。

蒋家田与杨菊芬的相遇，使蒋家田的贩毒生意从零星贩毒转为小宗又转为大宗贩毒，而杨菊芬也由一个农家女变为大宗贩毒的主犯，她的父母哥哥也由此卷入毒品犯罪。

一个家族贩毒团伙在昆明开始了他们长达5年的贩毒史。

据杨菊芳后来交代，从2003年到2008年9月被抓获，其父杨国应经手的毒品大约有60公斤左右，盈利千万有余。

2008年中秋节前夕，杨国应拿着37万去缅甸进货。

2008年9月12日，杨国应拿着毒品偷渡回国，结果刚走进国门10多米，就被边防武警抓住了，在他的包里查获了11多公斤的毒品。

而就在这一天，蒋家田的新茶室开张，忙了一整天，晚上9点多正吃晚饭的时候，杨菊芬给他打来电话，说她父亲的电话打不通，是不是出事儿了。

蒋家田赶快于是给口岸的熟人打电话询问，但由于杨国应被抓时报的是化名，因此，并没有问出什么。

直到第二天一早才从身高样貌确定了杨国应被捕。

蒋家田紧急给口岸当地一位律师打电话，让他无论什么办法也要把人捞出来。

律师开价100万，他当即答应，随即付了21万定金。

但就在蒋家田四下活动时，杨国应最终没有顶住，全招了。

三天后，蒋家田和杨菊芬相继被捕。

2009年12月7日，蒋家田、杨菊芬、杨国应、谢明祥一审被判处死刑。

几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后经云南高院审理，改判杨国应死缓，其他三人维持原判。

2011年12月13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三人被依法执行死刑。

临刑前，有关人员问杨菊芬还有什么要说的，她想了想，只留下了对女儿的一句话，她说：“希望女儿将来不要太有钱，不要重复妈妈走过的路，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普通人就好。”

此时，杨氏一家全军覆没，只留下她5岁的女儿一人。

尚不懂事的她，只能被动的孤独的面对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