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出生在吉林的解方入党比较晚，1936年才入党，那时他是东北军中校参谋。

解方早年生活的东北，正值张氏父子统治时期，解方聪明又爱国，上中学时就结识了东北军的少壮派张学良、张学铭、孙铭九等人，后被张学良看中，高中未完，就保送他东渡日本，考入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此为解方从军之始。

回国后进入东北军，职务一再被提升，到1939年，31岁的他已经是第51军114师参谋长了，军衔少将。

1940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在东北军中大肆抓捕共产党，党组织为保护解方，安排他撤离东北军，来到延安，从此脱离国民党军。

之后，解方历任358旅参谋长、东北挺进支队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12兵团参谋长等职，由于参谋长一职的特殊性，解方很少有直接带兵打仗的机会，纵观他的战斗生涯，总是出谋划策的角色多，而直接指挥作战的角色少。

他总想直接带兵打仗，横刀跃马，冲锋陷阵，但总没有机会，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解方才有幸得到了一次直接带兵作战的机会，上级任命他为四十军的副军长。

虽然是副职，但他倍加珍惜，竭尽全力，在两广战役，衡宝战役，特别是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作战指挥才能，同“旋风司令”韩先楚军长一起，创造了木船渡海，解放海南的奇迹。

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方入朝，从此成为彭老总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彭老总称之为“诸葛亮”，在朝鲜，解方简直成了美军的克星，不管是前期的战争布局，还是后期的双方谈判，美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处处被解方拿捏，连后来的美国军事史专家都说他“多智多谋”，令人“望而生畏”……

解方

打完海南岛，解方被安排到武汉休养，可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

作为一个“老牌参谋长”，解方立刻将此战与我国进行了联系，他预感这场战争将严重威胁国东北边境地区。

于是，他顾不得继续休养，连夜给四野司令员林彪写信，请缨北上，保卫东北边疆。

但是，信发出后，迟迟没有回音。

其实，此时中央也在讨论是否派兵到到东北边境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在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第十三兵团和部分炮兵、工兵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向鸭绿江边集结。

解方的请求也被批准了，他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十三兵团参谋长。

接到任命，解方来不及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不到满月的儿子，就匆匆随部队北上了。

1950年7月中下旬，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的第十三兵团各部队陆续集结东北，在鸭绿江畔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解方向邓华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报到后，立即开始战前的准备工作，迅速拟制的战前训练方案。

最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解方拟制的战前训练方案的指导下，部队就完成了战术，技术和排、连、营的进攻战术训练，还以研究朝鲜地理状况熟悉美军作战特点，明确我军作战方针为内容，集训了兵团营以上军政干部。

在入朝前的部署会议上，解方向彭总提了两条建议：

一、志愿军过江时，为防止敌机轰炸桥梁，需将志愿军入朝部队全部集结江岸待命，在夜间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三路过江，防止过江后兵力不足，陷入被动；

二、入朝作战难以就地取给，应充分准备一切靠国内供应，有计划地建立固定的战役供应点、线。

这两条建议之后均被彭总采纳。

志愿军入朝后，解方一直伴随彭总左右，深得彭总的信任和器重，每当彭总筹划一次战役，调整一次部署，都会让人叫来解方，说：“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

第一到第五次战役期间，解方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彭总的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第二次战役，解方根据彭总“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歼敌”的方针，制定了一个周密、详细的诱敌深入方案，最终使第二次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这次战役，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收复了原三八线以北（除襄阳）的全部土地。

美联社，合众社为此惊呼：“这是美军历史上“最丢脸的失败”，“最黑暗的年月。”

此战也成就了三十八军，彭总亲笔“三十八军万岁！”。

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解方时刻伴随彭总，出谋划策，协助彭总指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常常布满血丝。

有人说彭总爱训人，但很少有人见彭总训过解方。

有一回，有位同志说解方是旧军人出身，话没说完彭总就火冒三丈，气愤地说：“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彭总

五次战役先后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赶到了“三八”线，迫使美伪集团不得不从战场转到停战谈判桌上来。

一天上午，彭总把解方叫到办公室说：“我建议让邓华和你代表志愿军参加停战谈判，中央已经同意了。听说你懂点外国话，谈判也不外行，相信你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别的就不多说了，我只有一句话：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解方精通日语，粗通英语，也参加过军事谈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促成他就参加了曾泽生、陈明仁起义的谈判，所以说这个身份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这次谈判，毛主席、周总理在后方坐镇，李克农、乔冠华临阵指挥，邓华、解方公开露面，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举行，共五项议程：

一是通过议程；

二是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

三是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

四是战俘的安排问题；

五是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但当谈判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就谈不下去了。

我方代表提出了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但美方不同意，他们提出“海空军优势补偿论”，竟无理地要我方后退出1.2万平方公里。

美方的这一强盗逻辑，立刻遭到了我方严厉的驳斥。

解方当场指出：“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在讨论停止战争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讨论停火一下再打更大的战争呢？”

此言一出立马弄得美方代表哑口无言。

就这样，我方据理力争，对方胡搅蛮缠，代表团会议谈了十几次也毫无结果。

为了探索打破僵局的途径，从8月15日开始，谈判转入小组会进行。

双方各派两名代表出席：我方是解方和朝鲜人民军的李相朝，美方是美第八集团军少将参谋长霍治和美远东海国少将副参谋勃成。

小组会议开始后，美方代表仍然喋喋不休地为他们的“海空军优势补偿论”寻找各种莫名其妙的根据，妄图不战而侵吞北朝鲜的大片土地。

解方立即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你们海空军确实有优势。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就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

在连续几天的小组会上，美方代表耍尽了花招。但对美军代表这套惯用的把戏，解方早有准备，每次交锋都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

仅仅几个回合，美方代表就深感解方实在不好惹。

敌人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狂妄地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你们今天不给，将来我们自然会有。”

而解方则针锋相对地说：“炸弹、大炮、机关枪有什么可怕，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你们在战场上也休想得到！”

会后，解方及时把敌人准备挑起“大炮与机关枪辩论”情况电告志司首长。

8月18日美军发动了“夏季攻势”，8月23日谈判被迫休会。

美军司令李奇微曾得意忘形地说：“用我们联合国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的处置。”

但是，从8月18日到10月22日的两个多月时间，“联合国军”被歼15.7万余人，损失惨重。

这时，美军又想起了谈判。

你想打就打，你说谈就谈，没问题，一切随你。

解方（前左一）出席谈判

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

美方代表霍治一上来又是“海空优势”的老调，解方则直接说：“我劝你还是不要谈那套刺激感情的什么补偿论吧！如果一定要谈，那么地面部队的优势难道不要补偿？现在的问题是，你们不同意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我们决不能接受你们的无理主张，难道我们就这样僵持下去，无所作为吗？”

霍治无话可讲，会议陷入僵持。

为了谋求下一步谁先打破僵局，霍治提出了一个十分可笑的办法：“我建议现在丢硬币，各自选择一面，以丢硬币的结果来确定谁先走下一步。”

话音刚落，解方便大笑起来，在座其他代表甚至捧腹大笑。

这方式着实可笑。

面对美方代表，解方就一条，不要再讲什么“海空优势补偿”，“让他们的海空优势见鬼去吧！”

美方在事实和公理面前，被迫放弃了要求我方退出1.2万平方公里的荒谬方案，谈判终于可以往下进行了，可是，美军又盯上了开城，意思是我们不要1.2万平方公里的路上面积了，但1500平方公里得开城必须给他们。

美方说，把开城划到他们一边，是为“防卫汉城”。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开城地区谈判前就在我们手中，而且是谈判的会场所在地，我方自然不会答应。

面对美方的无理要求，解方当即驳斥：“你们提出索取开城的理由之一是防卫汉城，这种话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你们借口防卫，侵占台湾，侵占日本的许多岛屿，这种论据是说不通的。”

美方一看这招不行，就颠倒黑白地说：“谈判开始前，开城就不在你们手中。”

解方立即揭穿说：“你们太健忘了。讨论谈判会址的时候，你们曾争辨说，你们从来不愿在开城谈判，一定要改变会址，理由是开城在我们手中，于你们不利。如今，时间才过去两个多月，就改变了你们自已原来说的话，又说不在我们手中，难道当初是信口开河吗？”

美方无可奈何，只得承认开城在谈判前为我方占领，但又狡辩说：“开城之所以被你们占领，是因为我们没有进攻，这表示了对停战的诚意。“

解方笑道：“难道你方没有进攻鸭绿江，也是表示对停战的诚意？”

美方急了，凶狠狠地说：“要不是因为开城是中立城市，我们原可以很容易把它拿过来的。”

解方提高声音回敬道：“请不要忘记了，你们在所谓秋季攻势中，曾企图绕过开城，进犯该城东北，因而使第一骑兵师的大部分士兵丧失了生命。这就是你所说的‘很容易’吗？”

经过几场辱枪舌战的较量，美军代表终于败下阵来。

索要不成，那就强取。

一场争夺开城的战役随即展开，双方打了一个多月，最终以敌人被我方歼灭一万余人而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美方终于放弃了他们索取开城的无理主张，被迫同意了我方提出的方案，即以现有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

谈判进行的十分艰难，第二项议程的谈判，从当年7月26日开始，到11月27日达成协议，整整化费了四个月时间。

停战谈判从1951年11月27日转入第三项议程，内容是“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

这次谈判，解方原以为大头都已经解决了，接下来就应该顺利多了，但是，他想的太简单了，第三议程不比第二议程容易。

中朝谈判代表合影，解方（左一）

谈判开始后，我方本着公平合理的精神首先提出了五条原则建议：

一、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武装人员，应自停战协议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二、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后三天内，自非军事地区撤出。

三、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五天内，以军事分界线为界自双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如逾期不撤，又无任何延期撤走的理由，则对方为维持治安，对于此类武装人员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四、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区，亦不得对该地区进行武装行动。

五、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

按说，只要有诚意停战，对这五条是无可厚非的。

美方代表也提出了七条主张，其中有一些与我方原则没有多大差别，但有一条我方断然不能接受，那就是“停战后限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自已国土上修建飞机场和停战后坚持到对方的空中及地面自由观察”，这明显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犯。

之后经过多天的辩论，期间我方也多次让步，对方案进行修改，可美方就抓住这一条死死不放，导致谈判无法推进。

面对敌人无耻行径，解方一针见血的指出：“朝鲜人民在自已的境内修不修建飞机场，那是朝鲜人民的内政和主权，一切外国势力都无权干涉。美方非要粗暴地干涉朝鲜的内政和主权，那就是有意给停战谈判设置障碍，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美方见狡辩不成，又开始恫吓，声称，在朝鲜可以建机场，但建一所，他们就炸一所，还称，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条件，“就让大炮、炸弹和子弹去继续辩论”。

此后，谈判陷入僵局，并开始不断骚扰我国领空，期间还竟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此外，美军地面部队也开始发动局部攻势。

面对美军的挑衅，我方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经过四个多月的斗争，1952年5月2日，美军不得不放弃限制在朝鲜修建机场的主张，第三项协议终于达成。

关于战俘问题的第四项议程的小组会谈判，同第三项议程的小组会谈判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解方因此未能参加。

但四、五两项议程谈判的事先研究和事后总结都有解方，他贡献了自已的智慧和力量。

解方在朝鲜战场看望伤员

对于这段唇枪舌战的历史，李克农曾给谈判桌上的解方以很高的评价，说他：“立场坚定，善于动脑子，讲话有水平，非常机敏，是个难得的人才。”

彭总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办公室主任杨凤安说：“回国后，我要把解方推荐给周总理，让他干外交。这样的外交人才不多呀！”

美国军事史专家赫姆斯说解方在谈判桌上“足智多谋”，令人“望而生畏”。

美军谈判首席代表乔埃在回忆录中，说解方“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是谈判的“主要对手”。

1953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轮换部队和干部的指示，解方从朝鲜战场返回祖国。

为了表彰解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朝鲜政府授予他自由独立一级勋章和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5年，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在798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将领中位居首位。

解方后历任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等职。

1984年4月9日，解方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