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医疗”这一话题始终是舆论焦点，免费医疗无疑是大众所憧憬的理想模式，然而，在我国的现实可行性究竟如何？现阶段是否具备实施的条件？本文就免费医疗于我国的可行性展开深入剖析及探讨。

通俗来讲，就是民众在看病、治病、开药等环节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在我国当下的实际情境中，这意味着政府承担公立医疗机构的建设与运营成本，由公立医疗机构为民众无偿提供全方位的医药服务，涵盖资金筹集与医药服务提供的全过程，个人无需承担费用或仅需支付少量费用。

但事实上，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并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真正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免费医疗。就拿那些被宣扬免费医疗的专家常常提及的典型国家来说，从个人承担医疗费用的比例来看，2020年英国为10%至13.8%，2019年巴西为24.9%，同期俄罗斯为36.6%，2018年印度则高达62.7%。

如此情形，是否能称得上是我们所理解的免费医疗呢？当然，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看似最接近高福利免费医疗制度的，当属以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HS）为代表的医疗保障模式。这种模式下，国民在接受医疗服务时基本无需自掏腰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人群看不起病的困境。

但需要注意的是，免费并不意味着没有代价，NHS 创立之初，正值二战刚刚结束，当时尚可从殖民地获取资源来支撑，但随着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一负担便转嫁到了本国百姓身上。所谓的免费，最终还是由广大纳税人买单。

或许有些朋友会认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并无不妥。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会引发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在此，我将可能面临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四大类：

医保资金能否跟得上医疗需求的增长步伐？税收收入能否及时填补医保资金的缺口？医疗资源的配置能否与医疗需求相适配？

英国权威媒体《每日电讯报》曾报道，由于对包括 NHS 在内的制度盲目投入，英国财政已不堪重负，国债规模已超过 GDP 的百分之百。为应对这一困境，政府不得不将税收负担推至历史新高。

10年前，英国政府针对极少数高收入者首次引入45%的最高税率，如今这一税种正在向普通大众蔓延。2023年3月，英国政府将45%税率的起征点降至12.5万英镑。考虑到通胀因素，2023财政年度达到起征点的人数相较于2020年将增加一倍。

有观点指出，认为我国财政有能力负担，从而主张在我国推行免费医疗，这样百姓无需存钱治病，进而能够刺激消费。

但在我看来，这一观点虽美好却不符合经济学规律。因为无偿供给必然会极大地刺激需求增长，甚至会引发浪费现象。

如今的医保设置了起付线以及审核报销制度，有效过滤了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情况。倘若医疗费用全免，可能会出现医疗资源的浪费情况。

倘若说不断攀升的税收只是经济上的压力，那么为了节省开支而牺牲效率，以漫长的就诊等候时间来弥补医疗资源的浪费，那可就着实令人担忧了。正如前文所述，免费的东西往往会引发过度需求，免费医疗必然会导致医疗服务的滥用和供不应求。

在英国 NHS 制度实施初期，街边的醉汉喝多了找不到家，都能叫救护车将自己送回。为了抑制这种过度需求，英国选择牺牲效率，其结果便是如今人们看病需要长时间等待才能获得免费的医疗服务。

截至2023年4月，在人口不足6000万的英格兰地区，就有740万人在等待转诊治疗，即便对于急诊患者，35%的人也需要等待4个小时以上。

这种严重的医疗可及性问题，即便是国家“贵宾”也难以幸免。2003年，李光耀总理访问英国时，其82岁高龄的妻子柯玉芝在伦敦突发中风，情况危急。李光耀打电话求救，然而救护车40分钟后才赶到，到医院后又等待了2个多小时仍未得到治疗，最终不得不冒险乘坐专机接回新加坡接受治疗。

不得不说，英国在这方面不搞特权，确实值得称赞，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并非人人都有专机，也并非每个患者都能经得起这般折腾和漫长的等待。毕竟，生命无价，时间紧迫。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推行免费医疗，同样也难以避免尚未得到有效缓解的看病难问题。

随着政府财政压力的不断增大，当财政筹资难以继续增加时，就不得不从医药服务供给方面削减开支，纳入免费范围的药品、耗材以及医院的床位数必然会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会持续减少。

以印度为例，公立医院不仅设施简陋，床位也严重短缺，每年等待住院的患者人数与床位数之比高达1833。在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这一比例更是分别达到了惊人的8789和6052。

除了床位供应不足，免费药品也十分匮乏。据统计，印度医疗保障的免费药品仅有348种，还不到我国医保药品目录覆盖药品总数的八分之一，医生往往只开具处方，让患者自行到药店自费购买药品。

免费医疗的初衷是让大家更便捷地获取医疗资源，但如果是以降低医疗保障待遇水平，甚至是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为代价，那显然与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

事实上，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曾尝试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模式，但随之而来的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以及严重浪费等问题。相信对于50至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这些问题仍然记忆犹新。我国滥用抗生素现象较为严重，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

此外，在职工医保试点之前，我国也曾在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内进行过政策修补，比如将公费医疗经费全部划拨给公立医疗机构，建立公费医疗医院等，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之所以放弃公费医疗制度，转而全面推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正是基于实践的考量，因为免费医疗制度确实难以持续。

除了当前面临的供需矛盾，免费医疗制度一旦实施，还必须考虑其可持续发展性。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当下，推行免费医疗制度，对于当下和未来的年轻劳动力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简单来说，老年人群体发病率相对较高，其产生的医疗费用，大部分将由作为纳税主体的年轻人承担。可以说，免费医疗的质量越高，纳税群体的压力就越大。

改革本质上是一次重大的利益再分配，其前提应当是尽可能地保证公平，而且这种公平不仅要体现在空间维度，更要体现在时间维度。

免费医疗的愿景固然美好，但有些人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和理想化，如果对医疗体系和医保制度的发展演变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就很容易被这一美好表象所迷惑，从而盲目支持一个可能并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无论是医疗保险制度还是免费医疗模式，一旦脱离了经济基础，都将成为空中楼阁。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存在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即高质量、便利性和低成本难以同时实现。

免费医疗在满足低成本的同时，必然会牺牲质量或便利性。而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无论牺牲哪一点，都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

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自1998年建立以来，无论是医保覆盖范围还是待遇保障水平，都在稳步提升。然而，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可能对此感受不深，毕竟并非每个人都频繁接触医保领域，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大家通过亲身经历去体会这些变化。

我国现行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契合我国基本国情的。而且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的医疗体系也具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在高效和低成本方面表现较为突出。

例如，在一些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出现了一种“中国医疗中介”的职业，那些在公立医院等待时间过长，又无力承担私立医院费用的患者，会通过中介介绍到我国医院就医。尤其是欧洲、澳洲的患者居多，即便医疗费用全部自费，再加上支付中介费和差旅费，他们仍然觉得十分划算。

尽管我国目前的医保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医疗体系建设仍有较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但过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福利的背后都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从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失败尝试，到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成功推行，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艰辛的逐步探索过程。

如今医保制度的逐步完善并非一蹴而就，而贸然实施免费医疗这一激进的改革方案，或许并非解决我国医疗问题的最佳选择。即便这一冒进的改革取得了成功，其背后也必然伴随着一定的代价。

最后，我并非抵制免费医疗制度，也衷心希望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尽快更加完善。但我们必须明确，终极目标与实现途径是两回事。

因此，对于免费医疗这一话题，我们应当保持理性，秉持逻辑思维，避免被不切实际的幻想所误导。人文关怀固然重要，但如果脱离实际、违背规律，最终可能只会酿成一场乌托邦式的闹剧。

【文本来源@柳行长的视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