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相当与重刑主义：网络断案逻辑之思】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有讨论意义的事儿——罪刑相当和重刑主义。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在网络上那种断案的逻辑中，好像常常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一开始就觉得得判死刑。好多人心里都有这么一种重刑主义的固定想法。那各位有没有想过，这种重刑主义的想法到底是咋来的呢？它又会往啥样的方向变化发展呢？
首先咱们来聊一个既基础又重要的事儿：难道只有刑法才能算法律吗？前阵子，有个朋友找我问离婚财产咋分，说是因为有小三掺和，他老婆要他净身出户。这事儿我跟他说我不太懂。朋友不太信，还挺迷糊，我就问他：“你犯法没？”朋友一下就急了，直说自己是守规矩的好公民，不可能犯法。
其实我本来想含蓄地提醒他，包养小三这种事儿是违背民法典的。可他那么生气，我就换了个问题问他：“你开车时驾照被扣分过没？”他说扣过。我笑着跟他讲：“那交通违章不也是违法行为吗？”他特别吃惊，直接说道：“难道违法就得坐牢啊？交通违章也算违法？”实际上好多人都没法清楚地把违法和犯罪的概念弄明白。
违法是个范围较广的概念，像交通违章、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在公共场合吸烟这类行为，都属于违法，但不是犯罪。只有那种特别严重的违法，也就是触犯了刑法的，才会被看作犯罪，才得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处罚。在平常说话时，和违法意思相近的是犯法，犯法就是触犯了各种法律，不管是民法、行政法、经济法或者刑法，只要触犯了，那就是违法，也就是口语里说的犯法。很明显，犯法不一定就是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为啥有那么多人觉得只要犯法就是犯罪，只要违法就得坐牢呢？这其实和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有很深的关联。
【法家之法：并非现代意义的法律】
不少人觉得法家看重法律，这种看法其实不太准确。要知道，法家所说的法，和当下所说的法律不是一回事。法家的法只是限于刑法，其他部门法并不在其中。如今的法律体系里，起码有七个大的部门法，像宪法及跟宪法有关的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还有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刑法在七大部门法中属于规模不大的一个，且处于最后法的位置。除非是迫不得已的紧急情况，否则不能随便启用这最后的、起补充作用的法律。据《汉书》所写，法家的法没有丝毫仁爱之意，不注重教化、亲情和恩赐，只是通过刑法来进行社会管理。所以有学者归纳表示，所说的法家，其实就是明目张胆地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刑名法术之学，把它称作“刑家”可能更合适。
实质上，法家思想还是归属于人治的范畴，并非当下所说的法治。法家特别看重“以刑去刑”，坚持轻罪重罚的想法。商鞅曾讲过“禁奸止过，最好用重刑”。那法家为啥会迈向重刑主义这条路呢？这和法家对法的认识观念有很大关系。在法家看来，法只是用来维护和扩大君权的一个手段，不用考虑仁义道德。法家着重突出法术势，君主既要制定且公布清晰的法令，又要拥有内心的权谋手段。尤为重要的是，君主得凭借暴力强权的力量来管理民众。所以法家笃信强权至上，觉得力量决定一切。就像商鞅说的：“国家之所以被看重，君主之所以被尊崇，靠的是力量。”法家特别厌恶儒家的仁义道德，觉得那特别虚伪，明明是利益的交换，却非要打着仁义道德的幌子。
不知各位有没有发现，这和《理想国》里相对主义者色拉叙马霍斯的看法挺像的，那就是“强权就是正义”。法家的法，不讲究啥道理，就看重强力。只要君主强大有力量，那他就占理。要是君主不够强大，就算再有道理也没用。而刑罚是最能体现君主力量的厉害手段。按照商鞅的说法就是：“刑能产生力，力能带来强，强能造就威，威能促成德，德是从刑中来的。” 意思就是道理就在刑罚里面，因为我强大，所以我能用刑罚，这样我就永远是对的。
韩非子曾表示，靠仁义道德没法治理国家，得用严刑峻罚才行。法家觉得人性本恶，他们认为民众就知道趋利避害，所以管理民众就跟驯服野兽差不多。得用奖惩的办法，民众犯错就惩罚，有功就奖赏。拿刑罚和赏赐当利益驱动的手段，这样就能让民众按君主希望的方向走。在法家看来，民众特别愚昧，跟畜生没两样。君主越强大，民众就越崇拜；君主对民众越严厉，民众就越对他敬服。就像韩非讲的：“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心怀仁义。”民众都有慕强的心理，要是君主对他们仁慈，民众会觉得君主软弱，然后就会引发祸端。
总的来讲，法家觉得“仁义会让国家受损，得靠重刑来树立权威”，所以想凭借严酷的刑罚，让民众害怕，觉着自己弱小，把这当成让国家强大的办法。要是刑罚太宽松了，民众就不能切实体会到国家的强大力量，这样就会让违法乱纪的情况变多。法家有一种很奇怪的逻辑，就是“用重刑是爱护民众”，意思是刑罚越重，越能显示出君主对民众的爱护。反过来，法家认为实行宽松的刑罚、减少牢狱之灾是残暴的做法。他们的理由是，重刑能有力地威慑民众，让他们不敢随便违法，这样就能让民众规矩生活，过得安稳。要是君主老是讲仁义道德，不愿意用重刑，民众就会高兴，一高兴就会产生很多欲望。
法家觉得：“乐会让人放纵，放纵就会产生异常。”因为要满足欲望，就会导致许多麻烦事。所以说是为民众着想，就得用重刑来吓唬人，使民众老是处在害怕当中，这样的话，他们心里就不会有太多欲望，也就能够满足于当下的情况了。这就好比一个有家暴行为的老公，每次打老婆的时候都会讲：“我爱你，才打你。我爱你，所以不能给你自由，不然你就会变心。我得让你感到害怕，就因为我太爱你了。”甚至也许为了那所谓的“完全的爱”，把老婆给彻底打死了。
同时法家觉得采用重刑的目标是让以后不再需要动用刑法，也就是“用杀戮来制止杀戮，即便杀戮也是可行的；用刑罚来消除刑罚，即便重刑也是可以的”。这就是商鞅提倡的“杀一儆百”，借由严厉惩治一部分人，期望今后不必再进行杀戮；对一部分人施以重判，以此达成天下安宁，不再有刑罚的情况出现。
韩非子对商鞅此言论的阐释为：通常来讲，人们不易犯下大罪，却容易有小过错，故而以重罚来惩治人们易犯的小过错，如此一来，人们便不大可能去犯那些不常出现的大罪了。也就是“施行刑罚，对轻罪施以重罚，轻罪就不会出现，重罪也不会产生，这就叫用刑罚来消除刑罚”。法家的此种构想看似美好且充满辩证意味。他们施用重刑的意图是期望未来不再需要刑法，然而在我看来，这大概只是一种狡辩。针对这种狡辩，老子仅用一句话就能进行回应：“民众连死都不怕，又怎能用死来恐吓他们呢？” 要是偷一只鸡就得被判处死刑，那人们索性去杀人算了。
【重刑主义的危害：秦朝重刑主义之殇】
毫无道理地胡乱使用重刑，不仅不能切实降低犯罪的发生，还会致使更多犯罪行为出现。那么，法家面对这种情况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持续增强刑罚的强度，让刑罚变得越来越残酷。没有最狠，只有更狠。他们在死刑的施行方式上想尽办法，像绞杀、斩首、车裂、凌迟，乃至牵连三族、九族、十族（这里说的十族，就是把朋友圈里的人都给牵扯进来）。
不过呢，任何事儿都有好有坏，刑罚作为治理社会的一种办法，跟药品差不多。就拿普通感冒来说吧，明显不该用最强效的抗生素，也没必要做手术。要是老是下猛药，可能短时间内好像有点用，可时间一长，就会把人体的免疫系统给破坏了，不光治不好病，还会给人体带来损害。同样的道理，要是过分依靠加大重刑的投入，虽说短期内能有一些治理效果，但是有可能会让社会的免疫系统完全崩溃失效。这样一来，法律不但没办法有效地管住犯罪，还会让犯罪变得更多。这就像司马迁说的：“法令越多，盗贼反而越多。”
秦朝短短二世就灭亡了，这当中重刑主义的影响极为关键。为啥陈胜、吴广要举旗造反呢？就是重刑主义造成的直接后果。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秋天，朝廷硬要征调百姓去渔阳戍守，陈胜、吴广领着900来个百姓，走到大泽乡的时候被大雨拦住了，没法按时到那地方。依照秦朝的法律，误了期限的都得砍头。反正怎么都是个死，那还不如拼命反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