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果实，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杀，4月袁世凯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看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从日本回国，力主武装讨袁 ，7月李烈钧正式宣布江西独立，电告讨袁二次革命爆发。7月16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推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这祥岑春煊在名义上成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袁力量的总指挥，岑春煊俨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岑春煊
岑春煊1861年5月2日出生于广西省泗城府西林县，岑春煊少年时就读于泗城（凌云）云峰书院，后随父亲岑毓英赴任地读书。1879年时岑毓英命岑春煊到北京学习，客居北京的岑春煊是一个有名的纨绔子弟，被时人称为“京城三恶少”之一。
岑春煊因其父恩荫，由监生加捐主事、签分工部学习行走，1885年参加广西乡试，考中举人，奉旨到部候差，1888年他奉旨以郎中归本部即补，同年光绪帝大婚，岑春煊充派办处帮总办，由于这是一个实缺，因而他备受瞩目。
1889年岑毓英死于云贵总督任上，岑春煊回广西守制，1892年再赴北京，授其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卿。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战事吃紧，岑春煊两上奏章自请效力前敌，被派到刘坤一营中当差，不过刘坤一因岑春煊早年放荡声名，不予重任。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时，岑春煊又主动请缨，被派往烟台总理营务，布置防务，颇尽职守。后来日军猛攻营口，岑春煊又请求率军赴援。
清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岑春煊对此愤懑难平，辞职离京，隐居桂林，甚至产生了遁入空门、不再出山的念头。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岑春煊目睹国事日非，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中，于1897年2月亲自和康有为等人筹议成立了维新变法运动中广西最具影响力的维新社团——桂林圣学会。
1898年夏岑春煊陪其幼弟岑春荫进京赶考，在此期间受光绪帝召见，他除了提出兴学校、练新兵、讲吏治、信赏罚诸条外，还上专折吁请皇帝要操掌实权，不要徒有其名。
1898年8月31日岑春煊被擢为广东布政使，他在广东吏治改革作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裁撤各闲散机构和人员，甚至把谭钟麟总督衙门中的文案也予以裁并，并拟对谭钟麟的亲信、贪财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罢官严惩，欲杀一儆百。新旧之争势不可免，岑、谭二人互相参奏，乃至拍桌相骂，在京的维新派人士也遥相呼应。
岑春煊还十分关注北京的形势和全国的变法大局，在外交方面，他认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和康有为的联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对列强瓜分，只有“固民”才能“御侮”。在内政方面，他提出查禁米粮出口，抑平粮价，防止白银外溢，设彩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粤汉铁路，这些建议被光绪帝部分采纳。
由于岑春煊在变法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戊戌政变后亦受牵连，多亏荣禄保全，方得幸免，改调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在甘肃期间，仍不忘上奏弹劾谭钟麟，最终谭钟麟被免去两广总督之职。
1900年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岑春煊在甘肃率2000兵马星夜兼程赶来“勤王”，到了北京后被调到张家口驻扎以备俄。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岑春煊赶来救驾，被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
在此期间，慈禧太后因岑春煊雪中送炭而对他极为信任，授其为陕西巡抚，翌年调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审时度势，力言“山陕大灾之后，万不能再开战衅”，令娘子关、固关守军后撤，以示讲和诚意，并解决教案遗留问题，拨银两给传教士，杜绝联军进兵口实。后来这笔钱被传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学堂创办费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学。
岑春煊
1902年7月岑春煊改任广东巡抚，结果四川哥老会蜂起，清廷又命岑春煊赴成都署理四川总督，平定了变乱，并处置了一批贪官污吏。其后又平息广西会党起义，清廷令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
民国时的风云人物龙济光、陆荣廷等就是这一时期被岑春煊收编的。除了平息会党起义之外，岑春煊还在两广大力惩办贪官污吏，使“官屠”之威名远扬，他大办军事学堂，成立了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中小学堂、警备学堂等，同时还兴建新式学堂，在广州设立了“学务处”专管教育，创办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以及测绘、蚕业、农林等专业学校，并改两广师范学堂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又选派士子去日本留学，为两广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岑春煊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预备立宪上谕刚一颁布，岑春煊便特派亲信到上海，写信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怂恿他们拉人结社，并捐出开办费一万元，还表示愿每年提供经费一千元。1906年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由岑春煊手下的老幕僚郑孝胥充任会长，是清末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岑春煊作为该会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纵者，其作用不言而喻，岑春煊与海外保皇党人的关系亦迹象昭然。
岑春煊在两广惩办贪官，损害了庆亲王奕劻及其同党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利益，而朝中清流领袖军机大臣瞿鸿禨欲扳倒庆、袁，便与岑春煊相联结，引发了“丁未政潮”。1906年9月庆、袁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岑春煊没有赴任，却前往上海治病。
1907年3月有旨调任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岑春煊认为这又是庆、袁的诡计，于是坐船从上海到武汉电请入觐，又不待上谕而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径自赴京。慈禧太后四次召见岑春煊，岑春煊痛陈时局之非，并弹劾庆亲王纵容贪腐，还声称要留在北京作皇上、太后的“看家恶犬”。
慈禧虽未惩办庆亲王，但也嘉奖岑春煊的忠诚，任命他为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刚接受任命就弹劾了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侍郎朱宝奎，使其革职，后又劝说慈禧罢斥袁世凯另一亲信段芝贵。瞿鸿禨也趁机动员江春霖等言官上章弹劾庆、袁，为岑春煊造势鼓劲，甚至坊间传闻庆、袁将倒台，岑春煊将接替袁世凯来坐镇北洋。眼看岑春煊就要在京师站稳脚跟，庆、袁立刻展开反击，对慈禧说岑春煊是康梁一派，居心叵测，慈禧便怀疑起岑春煊，将他外放为两广总督。
岑春煊
1907年4月17日岑春煊出京不去广州，往上海伺机反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得此消息后，专程回沪等候。袁世凯通过上海道蔡乃煌抛出了一张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递慈禧，使慈禧震怒，将岑春煊开缺。丁未政潮后，岑春煊赋至上海就医，1908年冬慈禧、光绪相继驾崩，袁世凯亦被罢黜，岑春煊得以在上海静养三年。
1911年9月15日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9月29日岑春煊前赴四川时途经武昌电请病假回沪，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岑春煊未作停留于次日乘轮离开武昌。
清政府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十分惊恐，决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凯，于10月14日发布了岑、袁分别补授四川、湖广总督的任命，岑春煊对这一任命再三辞却。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岑春煊公开站在了革命阵营一边，通电要求清廷及袁世凯顺应形势，实行共和，这标志着他从清廷官僚到民国政客的蜕变。
岑春煊
1912年2月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1912年5月袁世凯让岑春煊担任贵州宣慰使，他毫不客气的拒绝，也和革命党人保持一定距离。
1912年3月由清末立宪派组成的国民公党成立于上海，岑春煊为名誉总理，后该党与同盟会等合并组成国民党，岑春煊当即宣布退出。1913年初岑春煊接替了黄兴的粤汉川铁路督办职，打算借“护路为名，寄以军令”，成立两师听命于他的军队，也因袁世凯作梗而搁浅。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发生，辛亥革命后表面平静的政局又剧烈动荡起来，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集结。4月间，孙中山、黄兴、汪精卫、李根源等与岑春煊多次秘密会晤，此后岑春煊便积极开展反袁活动，他接连发出通电，严斥袁世凯掩盖‘宋教仁案”与政府的关系。岑春煊力图扩大反袁统一战线，与章士钊、谭人凤专赴武昌策动黎元洪反袁，并做上海唐绍仪、广西陆荣廷、广东龙济光、龙觐光等人的工作，他与袁世凯公开决裂，在胡汉民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旗帜鲜明地与南方革命党人并肩反袁。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6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推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22日各省议会联合会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开会补行正式选举手续，全票通过举岑议案，“凡独立省分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岑春煊在名义上成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袁力量的总指挥，各地分散的反袁势力有了一面统一的公开旗帜。
岑春煊制定了联络广东、广西、福建三省“与南方各军一致进行誓师北上”的计划，1913年8月1日上午岑春煊在广州召集高级军事会议，举行北伐誓师大会。
但二次革命的形势却急转直下，龙济光部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由梧州东下进攻广州，岑春煊固守不弃，广州民军发生哗变，岑春煊的北伐计划未及发动便宣告破灭，8月4日夜他仓促出逃香港，流亡南洋。岑春煊亡命新加坡以后，与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成立了“中华水利促进社”，进行反袁活动。
1915年12月袁世凯决意称帝，蔡锷等在云南掀起护国运动，岑春煊闻变后于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启超处，与国内的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李烈钧，香港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潜，美国的黄兴等人保持频繁联系，一时间，梁启超在沪寓所成为海内外反袁势力进行联络的一个最重要据点。
云南独立后，岑春煊在促使两广独立上起了特殊作用，他致书广东督军龙济光，要求其“审机立决，迎合时势人心，起而为滇黔后劲，结成一气，据以号召全国义声”，在各方压力下，陆、龙先后宣布独立，滇黔桂粤连成一片，护国运动的声势顿时大增。
为了协调动作，岑春煊、梁启超等人打算成立一个具有独立各省联盟性质的组织，4月19日岑春煊由香港抵达广东肇庆，在肇庆筹备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统一了两广军权。
在筹组军务院的时候，独立各省内部却产生了分歧，龙济光、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甚至孙中山都认为以岑春煊出任领袖最为合适，唯独蔡锷却激烈反对。为了打破僵局，避免内讧，岑春煊以唐继尧“首义功高，力主推戴”，最后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副之，兼摄行抚军长职，1916年5月8日军务院在肇庆如期诞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以反袁为目标的军务院失去了维系各派团结的凝聚点，梁启超建议撤销军务院，岑春煊等则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倒袁只是成立军务院的目的之一，他特别提出恢复约法和国会两大问题，但最后迫于梁启超的压力，岑春煊、唐继尧于7月14日宣布撤消军务院，护国运动结束。
岑春煊
1916年10月岑春煊回桂林扫墓后就返回上海静居，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护国运动使岑春煊的政治地位陡然增长，就不可能轻易摆脱政治。
1917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掀起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西南军阀极力想把岑春煊作为一杆大旗抬出来和孙中山相对抗。1917年11月桂系军阀莫荣新公开通电，商量湘粤桂三省建立都司令部问题，推岑春煊当都司令，企图将护法军政府挤出广州。与此同时唐继尧也连发两电，提出在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政务委员会的计划，并由岑春煊总揽筹商事宜，企图以岑春煊来取代孙中山。
此时岑春煊的权力欲极度膨胀，他亲自出马发起所谓“西南自主各省联合会”，该会网罗面极广，李烈钧、方声涛、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章太炎、陆荣廷均在其内，另外还同北方直系的冯国璋、李纯、陈光远“早通声芥”。1918年1月15日“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东成立，奉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孙中山对此强烈抗议。
以岑春煊为首的反孙派见联合会不能取代军政府，便准备以改组军政府的办法来推倒孙中山，1918年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被迫辞职，非常国会推选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8月21日军政府举行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他名副其实地当上军政府的头号人物，成了西南军阀的代理人，而孙中山则意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离开广州，远走上海。
其后岑春煊开始主导南北议和，1918年10月7日北洋政府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和岑春煊以交战双方最高领袖身份发表主和通电，1919年2月南北和会在上海开幕，虽然不久便无果而终，但岑春煊仍未死心，继续委派章士钊、刘光烈等人在沪同北方徐世昌的代表秘密谈判。
岑春煊没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他的得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各派势力中的“平衡”，而由于各方势力的勾心斗角，这种平衡非常脆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率先举起反岑反桂大旗，1919年6月在国会中倾向孙中山的“照霞楼议员”提出不信任主席总裁案，岑春煊被迫一度辞职，同年8月孙中山正式宣布与军政府决裂，并开始绸缪武力讨桂计划。
1920年岑春煊与唐继尧闹翻，3月24日唐继尧将岑春煊秘密与北方议和的内幕文件全部公开，指责此与护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并邀约国会议员来滇。军政府后院起火，岑春煊气急败坏地违宪派兵搜查国会，引起舆论大哗，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三总裁宣告脱离军政府，军政府七总裁所剩无几。8月11日岑春煊孤注一掷，命令桂军进攻福建陈炯明军阵地，粤桂战争开始，桂军兵败如山倒，1920年10月23日陈炯明部兵分三路总攻广州，桂系大势已去，当天岑春煊通电辞职，次日军政府被宣布取消，岑春煊再次离粤赴沪，他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终结。
岑春煊退居上海以后，仍与章士钊、杨永泰、李根源等多有往来，但都是私人应酬。
1932年淞沪抗战时，岑春煊捐助十九路军三万元以支持抗日。
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于上海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