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勇属于是晚上山的一批人。会上发言，杨勇是发言比较中肯、就事论事的一类，没有过分遮掩，也没有过激批评。说起来杨勇跟彭德怀确实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从小时候参加革命、进入革命的队伍，就是在彭德怀的领导下。

杨勇诚恳地说起自己对彭德怀的看法：“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对他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是有意见的。”杨勇没有任何遮掩，直接举例说明，讲自己在团里工作的时候，就挨过彭德怀两次骂。骂完彭德怀对杨勇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骂战士。”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杨勇不畏上，指名道姓贴了彭德怀的大字报。彭德怀看到后没有生气，反倒很高兴，说：“杨勇同志提意见是善意的。”说完这些好话，就该说说坏话了。杨勇说自己这位老首长，身上有两个“自以为”的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为功劳很大。

说完这些，杨勇说起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很多人说他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代表了很多干部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不左不右、不偏不倚，讲出了大实话：“‘大跃进’同打仗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能没有伤亡。胜仗越大，伤亡也相对增大。如果对‘大跃进’一大堆批评，对勇敢作战的部队扣下一大堆帽子，这就会瓦解士气，没有人再敢勇敢作战了。”

不少后来人以为，庐山会议没人说彭德怀好话，说好话的都惨遭不幸，其实这是不对的，像杨勇这样说好话、说实话的不少，如张爱萍、王震、李志民、董必武等等。可惜这些比较客观公允的发言，越到后面越跟整个会议的气氛不相适应。他们的发言，成了滔天巨浪中的一朵浪花。

要不是看毛主席讲话了，气氛很是不对头，杨勇也要讲讲自己看到的不良现象。上山的几个月前，杨勇在《战士报》上看到：军区某部后勤生产小组的战士，仅用1斤豆子，生出27斤豆芽后仍不满足，再三努力过，终于用1斤豆子成功生出32.9斤豆芽。

这则消息，让农村长大的杨勇震惊不已，根本不敢相信。他先是问开车的司机，你听说过1斤豆子能生出30多斤豆芽吗？司机听后直摇头。回家后，他又问做饭的师傅，这事行不行。做饭师父直说不可能，自己活这把年纪，天天跟菜打交道，根本没听说过这事。

对于庐山会议前后彭德怀遭遇的种种，杨勇无法理解，更不能接受。7年后，让他更不能接受、更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了，火逐渐烧到他身上。搭档廖汉生被抓后，杨勇预感到不妙，试着逃过去——他让警卫小孙，将自己在庐山上的发言稿烧掉。他已经意识到了：没有批判彭德怀，很可能是一条很大、足以压垮他的罪状。

杨勇的补救措施并没什么用，他很快还是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被抓了。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期间，杨勇依旧拒绝写彭德怀的假材料。他说：“我什么都可以批，唯独彭总我批不了，批他是不公正的！”

最后实在躲不过去，必须交东西上去，杨勇就抄了一通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交上去。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勉强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