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那会儿，李鹏和他的夫人朱琳一块儿去了中南海的西花厅，探望邓颖超老人。这张照片真的挺难得的，李鹏穿着笔挺的西装，他和朱琳一边一个扶着邓颖超。那时候，邓颖超已经82岁了。要是知道李鹏的经历，就能明白他和邓颖超感情有多深，所以他们两口子一直管邓颖超叫“邓妈妈”。

邓颖超心里，西花厅是个特别的地方，她和周总理在那儿共度了26年的时光。1976年1月，周总理走了之后，邓颖超还是选择留在西花厅生活。转眼到了1984年4月，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得满园都是，邓颖超望着那些盛开的海棠，心里全是周总理的影子。

接着，邓颖超亲自讲述，秘书赵炜和周总理以前的卫士高振普就负责把她说的话记下来，一起写了《从西花厅的海棠花说起》这篇文章。一开始，邓颖超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春天来临，花儿们都争着开放，西花厅里的海棠也再度绚烂起来。那位赏花的人已经不在了，一晃就是12个年头，他离子就被海棠花迷住了，连带着也喜欢上了这个小院，决定住在这里，在这个海棠盛开的地方安家。你在这儿住了整整26年，而我呢，比你住的时间还长，到现在都38年了。

所以，李鹏和朱琳在西花厅跟邓颖超照了张相，这事儿本身就显示了这张照片的分量不轻。说到李鹏和邓颖超之间的关系，外面一直传得五花八门。到了2014年6月份，李鹏在他的《李鹏回忆录（1928—1983）》里头，把这事儿给讲明白了。

周总理和邓妈妈跟我的联系，就是老一辈和英雄后代的那种情谊。外面有人说我是周总理的干儿子，这其实不对。因为周总理和邓妈妈心里挂念的烈士孩子，不只是我一个，他们对其他战友的娃也是同样的疼爱和关怀。我们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李鹏的老爸李硕勋，那可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英雄，他和周总理关系铁得很，是过命的交情。1927年的时候，李硕勋作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参与了南昌起义那场大事件。起义之后，他又一路升迁，担任过中央军委的委员，还管过浙江、江苏等地的军事工作。

1931年9月，李硕勋不幸在海南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当时他仅28岁。在即将离开人世之际，他给爱妻赵君陶留下了一封诀别信：

我在海南已经坦白了，估计没几天就要宣判了，我马上就要和你们永别了。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每天都有很多人牺牲，我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我走了以后，你们别太伤心，只希望你们能好好抚养我的孩子。你得想办法把他送回家，你自己也要努力自立。我死了以后，遗体自然会有人处理，你们千万别来，我反复叮嘱你们。

赵君陶在老公离世后，听从组织吩咐，把3岁的李鹏从香港接到了上海。没过多久，她又带着李鹏和刚出生不久的李琼，回到了成都。那时候，赵君陶一边拉扯着俩孩子，一边还得忙着地下党的工作。到了1939年，周恩来直接给赵君陶安排了新任务，让她去重庆战时儿童保育会干活，还当上了直属第三保育院的院长。那会儿，日军老轰炸成都，6月份的时候，正在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念书的李鹏，不幸在敌机轰炸时受了伤。

那时候，邓颖超来到了成都，然后带着李鹏去了重庆。由于周恩来已经前往延安，为了确保安全，邓颖超就让李鹏跟她住在一起。这事儿李鹏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邓妈妈让我住在她屋里，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她还专门给我找了大夫，给我查体、换药，我的伤口也慢慢好起来了。”

1941年2月份，李鹏踏上了前往革命热土延安的旅程。那时候的延安，日子过得挺不容易，但李鹏和一群同学还是满腔热血地投入到了延安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活动中。这一经历对他来说是种巨大的磨练，让他慢慢掌握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技能，也让他明白了要朝着更高的人生理想去努力的重要性。

后来，李鹏跑到苏联去深造了。他回国后，二话不说就申请去最前线工作，一点点地努力，最后当上了国务院总理。李鹏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多亏了当年周总理和邓颖超的悉心栽培。在他的回忆录里，李鹏总是把周总理和邓颖超当作自己的指路明灯。

1992年7月10号那晚，大概8点过后，李鹏带着他夫人朱琳去了医院，探望邓颖超。赵炜秘书凑近邓颖超耳边，轻声告诉她李鹏夫妇来了。邓颖超用很细很哑的声音，勉强挤出了“李鹏”这俩字。赵炜记得清清楚楚，这是邓颖超临终前留下的最后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