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和他的父亲朱标一样,自小就受名师教导,系统的接受了儒家思想,有着浓厚的儒家风范,立志成为儒家所推崇的明君圣主。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21岁的朱允炆即皇帝位。朱允炆即位后,崇尚儒家仁政,一改朱元璋的严政苛刑,他宽刑省狱,平反冤案,改变了动辄诛杀的严酷的政治空气。他减轻赋税,尤其是解决了“江浙赋独重”的积弊。朱允炆改变了朱元璋时代重武轻文的倾向,开始优容文士,力图实现文官治国。他重用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这些儒家出身的文士,让他们参与军国大事。
建文帝推行宽仁之政,努力纠正朱元璋的严刑苛政,缓和一个王朝立国之初治国用重典导致的尖锐矛盾,力图规避秦、隋二世亡国的命运。可惜的是朱允炆的变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永乐帝恢复了太祖的严刑苛政,因为朱棣造反打的旗号就是清君侧恢复太祖遗训,大明朝因此有了不一样的走向。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这里,因为一个人、一个事件,历史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走向。事实证明,建文帝在政治、经济层面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削藩举措暴露出了他的不足:年轻燥急,太过相信文士,缺乏治国理政和军事经验。相对于朱棣来说,朱允炆缺少了朱元璋和朱标的长期教导。朱标早逝以及朱元璋的年迈,没能给与朱允炆更多的学习时间。
在政治和财政改革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后,朱允炆把目光看向了镇守边境的藩王。朱元璋在世时曾对朱允炆说:“ 朕将抵御胡虏的大任托付给诸王,可令边境不乱,留给你安宁”。朱允炆却问:“胡虏不安定,让诸王防御,可若是诸王不安分,谁去抵御呢?”。朱元璋默然,问朱允炆的意见,朱允炆认为应该“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朱元璋认为自己的孙子确实能当大任。
但是所有的理论在没有得到验证前都只是理论,所谓的以德怀之、以礼制之,在绝对实力面前都不堪一击。
朱允炆以削藩的事情询问黄子澄,黄子澄说:“诸王的护卫兵只足以自守,倘若有变,发六师出征,谁又能抵抗呢?汉朝叛乱的七国并非不强,还是灭亡了,势力的大小强弱不同,而顺逆之理也不同啊。”朱允炆深以为然。朱允炆轻信了黄子澄的鬼话,他本人不是汉景帝,黄子澄也不是晁错,李景隆更不是周亚夫。朱允炆没有一个靠谱的能臣给他分析形势和出谋划策,用的都是一些虽才高八斗却不知变通又自尊心极强的书生。
治国需要的是杨士奇、李东阳、徐阶、张居正这种既才高八斗又懂权术斗争的多面手,只有才高八斗很难抵定乾坤。
朱允炆本质上是个儒生,和一生征伐战场的朱棣不可同日而语,而朱允炆任用的大臣又都是一群固执的文士,和朱棣手下能真善战的将领也不在一个层级。
靖难之初,朱允炆一开始任命耿炳文作为主将,但耿炳文是个善守不善攻的将领,让他去主动进攻完全不是朱棣对手。之后朱允炆弃用耿炳文,选择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作为主将,可李景隆却是明朝赵括,纸上谈兵可以,实际带兵就是个怂包。朝廷指挥不当、缺乏果断的领导、周密的计划和首尾一贯的战略方针。直至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李景隆开门献城,朱允炆自食恶果。
缺少能臣良将,是朱允炆失败的关键。这也不得不归功于朱元璋对功臣的屠戮,将最能打的蓝玉、傅友德、冯胜等人杀了个干净,自此无人再能抗衡朱棣。
假设朱允炆晚一点削藩,等朱棣老死之后再削藩,是不是他的皇位会更稳固?假如朱允炆有一个周亚夫,是不是朱棣也不会造反成功?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靖难之役后,朱允炆下落不明,作为一个儒家皇帝,他本可以纠正明太祖的治国缺陷,将大明朝转到一个相对温和的儒家治国的轨道上,可惜历史不容假设,四年帝位如同黄粱一梦,大明朝在他意想不到的轨道上一去不返,最终梦断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