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使与帝国政府之间恢复了外交关系；我利用由此带来的军事行动暂停的时间（第281页），从天津调来了物资和弹药，对部队进行了重新补给，并把空船送回了天津。因此，我已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在重新开始的外交关系将我们带入战役的最后阶段时，能够向北京进军。
英国额尔金勋爵在八里桥战场（1860年9月21日）
（一位英国军官的速写）
9月22日，葛罗男爵给我送来一份他刚收到的恭亲王的急件，内容如下：
钦命全权办理事务恭亲王，向葛罗男爵传达如下内容。
由于载垣亲王和兵部尚书穆荫办理事务不善，皇上已降旨革去他们的职务，另有旨意，任命我为钦差大臣，并授予我全权，以便根据情况进行谈判。
我已立即命令恒祺、蓝蔚雯及其他人员前往阁下处商谈和平事宜。恳请阁下暂停敌对行动，以便我们能够缔结和平条约。
此急件之目的即在于此，1860年9月21日致葛罗男爵阁下。
《1860年中国远征记：蒙托邦将军库赞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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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我们的大使让我随时了解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将他给恭亲王的回复送给了我：
1860年9月22日，于八里桥
签名人已收到昨日之急件，恭亲王殿下在其中告知他已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拥有全权与签名人就两国恢复和平进行谈判。
签名人首先必须向殿下提醒，法兰西皇帝陛下和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的多名臣民已被中国当局逮捕，据说目前他们在北京。
盟军总司令已要求通州的上级当局，责令被拘押的法国和英国的文职或军事官员尽快归队。
签名人尚未从这些官员或中国当局处收到任何有关此事的消息，恳请殿下将随信附上的信件转交给在北京被拘押的一名法国人，以便他能将信件传达给他的同胞；这封信邀请他们立即回到签名人身边，签名人在此向殿下声明，只要所提及的人员不被送回法军司令部，签名人就无法暂停敌对行动，也无法重新开始和平谈判。
盟军总司令已通知通州道台，如果这些人员的返回受到哪怕一丁点阻碍，中国政府将承担最严重的责任。
葛罗男爵
我自己也还不确定外交急件的往来会持续多长时间，因此也不确定我在八里桥会停留多久。
《1860年中国远征记：蒙托邦将军库赞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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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大使收到恭亲王告知他新的钦差大臣头衔的急件之前，前任全权代表载垣亲王和穆荫，在张家湾事件发生后，立即写信给葛罗男爵，让他考虑到通州来商谈和平事宜，就好像自从他们上次与我们的大使通信以来，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事情一样。葛罗男爵写了一份照会以回复这两位钦差大臣的信，但在收到恭亲王关于其权力的通知后，他认为应该将这份照会寄给恭亲王，并请恭亲王将其视为是直接寄给他本人的而加以考虑。照会内容如下：
签名人已收到两位阁下通过其大使馆一等秘书转交给签名人的信件，该秘书有幸在通州见到了两位阁下，但自那以后发生的严重事件使签名人未能及时回复。
当法兰西和英国的盟军部队满怀信心地向前推进，准备在商定的地点安营扎寨，以执行两位阁下与签名人之间达成的协议（而所涉急件正是钦差大臣对该协议的充分确认）时，在他们离营地还很远的时候，鞑靼军队背信弃义，违反了国际法和最基本的荣誉观念，致使一些作为谈判代表从通州平安返回的欧洲人受伤或死亡，他们前往通州是为了就和平将带来的局面做一些安排；僧格林沁自恃傲慢，以为可以攻击盟军的先头部队，结果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由于僧格林沁的不光彩行为，盟军摆脱了他们曾光荣履行的承诺；他们转而进攻八里桥营地，僧格林沁在首次战败后逃到了那里，并迫使他再次逃跑，在无谓地牺牲了他最优秀的士兵后，将整个营地拱手让给了盟军。
《1860年中国远征记：蒙托邦将军库赞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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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阁下曾多次写信给签名人，称他们说话算数，不会像桂良那样食言，签名人对此坚信不疑；
因此，他的希望不会落空。和平仍可像双方商定的那样在通州签署；僧格林沁部队的两次战败以及盟军的驻扎地点从张家湾移至通州附近，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局势。因此，会议可以像商定的那样在通州举行，在签署和平协议后，签名人可以前往北京进行1858年条约的换约仪式。驻扎在首都附近的法军部队将在一切在北京结束后返回天津。
签名人将等待两次24小时，以获取对这一重要照会的回复，这仍为中国政府提供了缔结和平的途径。
签名人必须正式向两位阁下声明，法兰西皇帝陛下真诚希望当今统治中国帝国的尊贵王朝能继续稳坐皇位并巩固其统治；然而，在签名人看来，盟军占领北京可能会给王朝带来真正的危险，签名人希望在让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再尝试最后一种和解的办法。所以：要么在通州实现和平，要么盟军向北进军。
葛罗男爵
这份写于9月22日的照会于23日寄给了恭亲王。从这份（第284页）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我无法预测自己何时能够离开八里桥。9月25日，葛罗男爵告诉我他收到了恭亲王的一份急件，并附上了他对该急件的回复。以下是这两份文件的译文：
《1860年中国远征记：蒙托邦将军库赞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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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9月23日
大清王朝钦命全权大臣恭亲王，向葛罗男爵阁下传达如下内容。
为回复我刚收到的阁下的急件，其中要求贵国尚未返回营地的官员立即返回，我在研究此事后，要告知阁下，这些官员前往通州，与前任钦差大臣载垣亲王及其同僚讨论了已提交并被接受的八条条款，我们认为这想必能让阁下满意，当时只剩下将贵国国书呈递给皇帝陛下这一问题有待商讨，而由于这个问题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相关官员便表示不满并离开了该城。
但是，在途中，他们遇到了两支正在交战的军队，在混战中他们被冲散并被俘，这并不表明中国拒绝恢复和平。
如今，这些人在北京，他们并未受到虐待；但是，由于和平尚未恢复，目前还无法将他们送回。
既然贵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天津城和大沽炮台，而且尚未撤离，贵国几位官员不在又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损害呢？
如果两国能够缔结和平，停止敌对行动，并且贵国的战舰撤出大沽河，之后在我们讨论并确定了所提议的各项条款后，在确认他们的身份后，我们会将这些官员送回，以此巩固和平。至于阁下写给这些人的信件，由于敌对行动尚未停止，现在交给他们会有些不便，只有在军队撤离后，我们才能将信件转交给他们。
此重要照会于1860年9月23日致葛罗男爵阁下。
（第285页）以下是葛罗男爵对这份令人难以理解的急件的回复：
《1860年中国远征记：蒙托邦将军库赞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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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9月25日，于八里桥
签名人已收到恭亲王殿下本月23日荣幸地写给签名人的急件，这似乎会使中国政府的处境更加恶化。如果中国政府受文明国家所秉持的荣誉和公平观念的驱使，当时就立即将那些违反国际法和荣誉原则、在作为谈判代表从通州返回时被拘押的人员送回盟军营地，那么和平本可在几天内签署，这个国家也就不必再遭受战争必然带来的苦难了。
盟军指挥官们已经俘虏了许多鞑靼士兵，并释放了他们。至于在战场上找到的敌军伤员，他们在我们的医院里，接受着与我们的士兵同样的治疗。让中国政府将其行为与我们的行为做个比较，也许它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为回复恭亲王的急件，签名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写给钦差大臣载垣亲王的信件寄给他，原本在恭亲王本月21日向签名人发来照会时，他就打算将此信转交给载垣亲王。签名人现在赋予这封旧信其应有的全部效力，并将其寄给恭亲王，只是请他将钦差大臣载垣亲王的名字换成他自己的名字。
签名人无法相信殿下会认可中国某些当局的不光彩行为，这些行为似乎意在将王朝推向覆灭，签名人请求殿下避免可能仍会发生的不幸事件。请他立即释放那些被拘押的、违背公平和国际法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并将他们送回盟军总司令处，而盟军总司令已释放了因战争而合法落入我们手中的俘虏；请在通州开启谈判；请在那里签署和平协议；请像本月18日背叛事件发生前商定的那样，在北京进行1858年和平条约的换约仪式，这样法军就不会再向前推进；相反，一旦北京的一切事务结束，法军将撤离首都周边地区。
《1860年中国远征记：蒙托邦将军库赞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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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6页）签名人认为有必要正式向殿下和帝国御前会议的成员声明，法国政府希望当前的王朝继续统治帝国，它不愿看到首都被毁，它希望两国恢复和平；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由于一种只能用致命的盲目来解释的拒绝态度，或者由于其屡见不鲜的背信弃义行为，拒绝了两个盟国强权的合理要求，那么就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了。
中国政府不应忘记，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处于不利地位，签名人认为自己对中国政府仍然怀有善意，他向中国政府保证，如果中国政府不给予签名人今天就停止敌对行动的可能性（而这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那么战争对中国政府来说将比迄今为止更加致命。
签名人将在这封急件发出之日起的三天内等待殿下的回复。如果中国政府接受其中包含的提议，一旦在通州和北京的一切事务都结束，法军将撤至天津，或者不得不就地过冬，因为中国政府的背信弃义以及由此造成的延误，现在使得盟军在冬季来临前撤离变得非常困难。中国政府必须为其过错付出代价。
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届满时，签名人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回复，盟军总司令将被要求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措施，进驻帝国首都，并向中国政府证明，侵犯法兰西皇帝陛下的臣民和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的臣民的权利，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
恭亲王的急件中充满了中国政府所独有的那种狡诈的精神；但是，在明眼人看来，很明显亲王已经无法再控制我们那些不幸的同胞了，不管他们是全部还是部分遭遇了悲惨的命运。事实上，很容易反驳中国谈判代表所使用的论据，如果有些官员对于我们继续战争来说并非不可或缺，那么这些被俘的官员对他们来说也毫无用处。亲王为解释俘虏我们官员的行为而提出的那些理由，充分证明了这位谈判代表的背信弃义，而且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在10月12日的一份后续急件中，他的话是多么自相矛盾：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和地点指出这一点。
我们大使的回复是在25日发出的，他给了亲王三天的期限来接受回复中包含的提议。
我不能让通州城留在我们附近而不确保对它的控制；为了使居民免受军队强行入城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与格兰特将军达成了一致，我们与通州道台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他将把这座城市的城门交给我们，我们在那里部署了卫队和治安岗哨。这一预防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以避免我们的官员与我们有往来的居民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士兵们被禁止进入城市内部；我们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设置的岗哨，确保白河和八里桥之间的联络畅通。
我不得不命令许多中国俘虏承担繁重的劳役，掩埋他们在21日被杀的同伴的尸体，这些尸体的数量将近3000具；大量的尸体被扔进了运河，必须把它们打捞上来；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下，这是一项既累人又必要的工作；这项悲惨的工作完成后，由于我无法养活这么多俘虏，而人道又不允许我让他们挨饿，我把他们送回给了通州的官员，在他面前，我用慷慨的外衣掩盖了这一出于必要的行为。
我预计外交谈判仍可能以失败告终。葛罗男爵收到的那些充满背信弃义意味的信件让我预见到，为了解决最后的难题，我们向北京进军将是不可避免的，基于这种想法，我向格兰特将军提议，派一支由两国盟军组成的大规模侦察队一直到北京城下。
我们的部分部队向北京进军（第288页）有双重好处，既能让我们了解通往北京的道路情况，知晓哪些地方可以进攻，同时也能促使中国政府最终接受大使们的要求。
因此，我命令我的参谋长在26日上午，派一支由总参谋部骑兵中队长坎佩农指挥的强大侦察队出发，坎佩农是一位非常聪明且精力充沛的军官，我之前曾有机会提到过他。这位高级军官一大早就出发了，当晚完成任务返回后，给我发来了如下报告：
1860年9月26日，于八里桥
将军，遵照您的命令，我今天早上5点带着猎兵营、第101线列步兵团的一个营、一个四门炮分队和一个由25名炮兵组成的排离开了营地；6点，两个锡克骑兵中队走在法军纵队的前面，我们按照以下顺序沿着通往北京的石板路前进：一个锡克骑兵中队在道路上；另一个锡克骑兵中队部署在道路的左右两侧作为侧翼；炮兵排也作为侧翼；猎兵营；炮兵分队；第101团；步兵也守卫在道路的两侧。
在离我们营地8公里的地方，我留下了第一梯队，由炮兵分队和布洛指挥的第101团组成。
两门炮的布置可以纵向射击道路，同时也能轰击道路左右两侧的地面。步兵埋伏在花园里，如果有必要撤退，能为炮兵和其他部队提供坚实的支援。
于是我继续带着锡克骑兵、炮兵排和猎兵营朝着北京的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