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陕西老太太回忆过这么一段往事:

我父亲是中学教师，1966年被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我母亲本来就有癌症，被刺激的一病不起，那种疼痛看了让我心如刀割。

我还有弟弟妹妹，三个人当时都没成年。因为我最大，必须承担起责任，借自行车带母亲去医院，还学会了给母亲打针。

1968年8月的一天，母亲有所预感，拉着我的手说:无论你到哪里，一定要带着你妹妹，我不放心她……

我含泪答应。

这话说完刚两天，母亲就去世了。

当时上山下乡的声音到处是，我安顿好上学的弟弟，不到两个月就拉着妹妹下了乡。

因为要从坡底下往上挑水，山路要拐三道弯，搞不好半道就翻了，所以我们两个专门在下雨的时候洗衣服，这样能接雨水，省体力。

别的知青还隔着一年半载回去看看，我们家的房子早收走了，逢年过节知青点就剩我们两个。

一个劳动日（十分）当年一角七分，我们顶多一天六分工。后来队里给涨到六分五。每天三顿都吃苞谷面，一年能分三十多斤麦子，我们苦习惯了。

我带着妹妹把所有农活都学会了，清晨四五点起来去砍柴，跟大家盖起了房子，两年多以后谁也看不出我们是从西安来的。

1970年6月，大返城的消息到处传，同时招工开始了。

这是由贫下中农推荐，他们可不管出身，谁劳动卖力就推荐谁。

七个小队仅仅分配了3个名额，我作为妇女队长被推荐了。然而，我因为父亲的问题就刷了下来。这时，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同学找我，要这个名额，我知道自己走不了，就答应了。

几个月后，大队长叫我，给了我一个招工表，说这是第二次招工，我们跟建筑公司的推荐了你，问题不大。

我拿着这张表，刚兴奋了几分钟，就想到妹妹怎么办？我走了，她能自己挑水吗？黑夜里一个人怕不怕？难道让她一辈子待在贫瘠的山沟里？

我一想起母亲的眼神，就赶紧在表上写了妹妹的名字，第二天带着她去找了大队长。

妹妹后来在建筑公司上班，还找到了合适的对象，组成了家庭，单位后来改房产公司，生活非常幸福。

生产队可能还是同情可怜我，后来公社特招把我送到了粮站上班。我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但内心很安宁平和，我没有让母亲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