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11月份到兴化县西庄大队插队落户的，当时到林潭公社插队落户的知青，除了本县的知青，大多数都是我们扬州知青。我所插队落户的西庄七队，三分之二是扬州知青，本县知青不足三分之一。
时间过得飞快，似乎就在转眼间，我已来到西庄五年了，也从一个毛头小子长成了健壮的大小伙子，跟着父老乡亲学会了干各种农活，也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热情，对我影响很大，也令我深受感动。
1974年秋天，我在田里往船上挑水稻，不小心崴了脚，脚脖子肿得厉害，一时半会不能下田劳动，当时在渡口摆渡的李大伯哮喘病复发，队长就安排我到渡口接替李大伯，摆渡过往的行人过河。
当时的渡口基本是公益行为，渡船是集体财产，本大队的社员群众过河是免费的，各个生产队年末统一把艄公的口粮和红利交到我们生产队，艄公的口粮和红利也就有了保障。本大队以外的社员过河，要适当收取几分钱的摆渡费，起初是每人每次二分钱，后来涨价了，单程三分钱，往返五分钱，再后来就变成了单程五分钱。我在渡口当了一年艄公就招工回城了，后来的事情我也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在渡口当艄公看似轻松自在，实则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随时都会有人过河，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渡口，吃住都在渡口，渡口旁边那个用竹竿稻草搭建的窝棚，就成了我的临时住所，吃住都在那个窝棚里。锅灶是李大伯的，我只从知青点搬来了铺盖和口粮，一盏马灯是队里的，我夜晚习惯熬夜看书，买灯油的钱要我自己承担。
每天一大早就有人来乘船，我每天迎来送往的基本都是老面孔，新面孔也有，但不多，一天也就有十几二十多个人，每天能有五毛钱的现金收入也就算不错的了。队里有规定，现金收入要上缴，但队里不清楚每天具体能有多少收入，到底要上缴多少也没有具体的规定。我每天留下一毛钱用作买灯油或买菜的钱，其余的如数上缴。会计知道我们知青实诚，他也不怀疑我会截流这少得可怜的一点摆渡费。
一天早晨，我端起饭碗正要吃饭，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要过河，听那个姑娘喊妈妈爸爸，我断定他们是一家三口。他们看我正在吃饭，就坐在船上等候。我赶紧撂下饭碗，一瘸一拐地来到渡口，走上渡船，划动棹子，驶向对岸。
站在船舱里的那位中年大叔打量了我一下，笑着问我：“小伙子，老李咋没来摆渡？”“李大伯哮喘病犯了，我来替他几天。”我笑着回答。
渡船很快就靠岸了，那位中年大叔掏出一角钱递给我，我笑着说：“既然你认识李大伯，就不用付钱了。”“那不行，乘船付钱，天经地义嘛。”那位中年大叔很有礼貌，也很有风度，坚持要付钱。我接过他手里的一角钱，随手找他五分钱。那位大叔笑了笑，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分钱递给了我。
看着他们一家三口远去的背影，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三个人不像本地人，从他们的外表看，他们更不像农民，难道他们是来这走亲戚的？
一个星期以后，那天傍晚接近黄昏的时候，我看两岸都没人乘船了，就回到窝棚里准备生火做饭。刚点上火，忽然听到对岸有人呼喊：“喂！我们要过河……”
听到喊声，我赶紧熄灭灶膛里的火，快步来到渡口，跳上渡船，划动棹子驶向对岸。对岸等着过河的是三个人，渡船抵达岸边，我才看清那三个人就是前几天乘船过河的那一家三口人。
那位中年大叔最后走上渡船，问我吃饭了没有，还问李大伯好些了没有。刚好队长昨天来过渡口，我问了李大伯的情况。队长说李大伯患病一次就得挺长时间好利索，这个冬季就不让他来摆渡了。我如实把情况告诉了那位大叔，那位大叔苦笑着摇摇头说：“老李是个热心肠，他心眼实诚，人品也好，这里的老乡都很淳朴很善良……”
船靠岸后，那位大叔给了我六分钱的摆渡费，然后又从他的那个黄帆布提包里掏出两瓶药递给我说：“小伙子，麻烦你把这两瓶药转交给老李，能缓解他的病情。你告诉老李，发病的时候饭后服药，一天三次，一次一片，这两种药一起服用。”
目送那一家三口走远了，我才忙着烧火做饭。吃过晚饭，刷洗完碗筷，我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看书，一边等候着过河的行人。
因为晚饭后也有过往的行人，有时很晚了也会有人乘船过河，所以我不能擅自离开渡口。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熟人，就让他帮我在渡口值守一下，我小跑着去给李大伯送药。
李大伯的病情还不见好转，喘息声很重，说话都有些费劲。听说我是来给他送药的，李大伯说肯定是那位住在唐林大队的下放干部老王，他说老王可真是个热心人。看着李大伯迫不及待地服下药片，我才匆匆赶回渡口。
自那以后，给李大伯送药的那位大叔和和那姑娘时常会乘船过河，每次过河他们都主动付钱，不收都不行。因为彼此都不很熟悉，我和他们交流的并不多。
那年秋后的一天早晨，我刚要做早饭，那位大叔的女儿独自来乘船。过河时，她主动问我是不是扬州来的知青，还说她叫王红梅，刚招工到公社供销社工作，每天上下班都要乘船。就这样，我和王红梅算是认识了，每天早晨和黄昏，我都盼着她来乘船，她天天都准时来乘船。
初冬的一天早晨，王红梅刚来到渡口，空中突然下起雨来。雨不大，但很快就能把衣服淋湿。我看王红梅没带雨具，赶紧跑回窝棚，拿来李大伯的蓑衣和斗笠，帮王红梅披在身上。王红梅好像很感激，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这时我才发现，王红梅长得特别漂亮，双目清澈的就像一泓清泉，牙齿洁白如玉，我们同学中还真没有这么漂亮的女生。
冬天天短，王红梅下班来到渡口，天就黑了，每当看到对岸晃动的手电光亮，我就赶忙划船去对岸。每当渡船靠回岸边，就会听到呼喊红梅的声音，王红梅的父亲天天都来渡口接她回家。
临近春节的一天深夜，我正在睡梦中，突然听到了急促的呼喊声：“快！快点，我们要过河……”我慌忙穿好衣服，一边系纽扣一边往渡口跑。到了岸边才看清，几个人用门板抬着一个人，说是要去公社卫生院。
抬门板的四个人三个男人一个女人，其中有王红梅的父亲，还有王红梅的母亲。
原来，躺在门板上的是一位临盆的妇女，有难产的征兆。王红梅的母亲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也有接生经验，可产妇胎位不正，她怕出现意外，才建议送产妇去公社卫生院。
看王红梅的母亲抬门板有些吃力，我就把渡船拴在岸边，追上去替下了王红梅的母亲，一口气把产妇送到了卫生院，值夜班的医生让我们把产妇抬进急救室，我就一个人往回赶。万一再有人过河，我怕误事。
第二天下午，头天夜里送医院的产妇回来了，母子平安，她男人抓着我的手深深给我鞠了一躬，说了好多感激的话。过了两天，产妇的男人还专程给我送来了喜糖和喜烟。和王红梅的父母认识那么久，他俩那是第一次乘船没交钱。
渐渐地，我就跟王红梅熟悉了，有时她会送给我一支牙刷或牙膏，有时也给我一些糖块或点心，都是她自掏腰包给我买的。但每次乘船，她都会付钱，有时没有零钱，就几天一起付。我说不用付钱，她说这是集体的收入，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后来我说我替她垫付摆渡费，她欣然同意了。
春节过后，李大伯到牲口棚当了饲养员，我就继续在渡口摆渡，王红梅继续在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她天天来乘船过河，我俩天天见面。
夏天天长，王红梅下班回到渡口，太阳还老高，有时渡口没人乘船过河，她就在船上和聊天，有时还帮我做饭，我俩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王红梅还送给我一本塑封日记本，扉页上有她的题字和签名，写的是赠给张曙光同学（我叫张曙光）留念，页脚是王红梅的名字和日期，字体清秀又工整，就像印刷体。
一晃就到了1975年冬季，我和王红梅已经相识一年多了，彼此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发现王红梅对我越来越热情，看我的眼神跟以前都不一样了。说句实话，面对这样漂亮又有修养的姑娘，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也畅想过美好的未来，可一想到人家是吃国库粮的公家人，我是插队知青，是农民身份，我心里就有一种自卑感，暗自嘲笑自己不知天高地厚，所谓的美好未来顿时化为了泡影。
快过年的时候，我被招工了，招工单位是扬州农药厂。和王红梅分别的时候，她流泪了，用钢笔工工整整写下了她南京的住址和当时供销社的通信地址，折叠好塞到我手里，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哭着跑开了。那一刻，我心里就像针扎一样难受，我真想放弃回扬州当工人的机会，继续留在渡口摆渡。
回扬州参加工作之后，我始终和王红梅保持着书信联系，通过书信相互关心相互鼓励，也通过书信诉说别离后的相思之苦。有一次王红梅在信中说，她多么想变成一只小鸟，飞到我身边来。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我还是那么渴望她能飞到我身边来。
1977年秋天，我接到了一封南京的来信，字迹很熟悉，打开一看，是王红梅写给我的，她说她爸妈结束了下放劳动的生活，他们全家都回到了南京，她父母都到原单位报到了，她在等待着安置工作。
过了不久，我又接到了王红梅的来信，她说她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马上就要恢复高考了，让我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全力备战高考。好在我平时经常看书学习，也经常翻看课本，我对参加高考充满了信心。
没几天，我果真看到了恢复高考的正式文件和各大报刊的头版报道，我备战高考的信心更足了。
1978年春天，我接到了南京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王红梅却落榜了。我去南京上学时，王红梅和她爸到车站接的我，一直把我送到学校，陪着我办理完报名手续，他父女俩才回家去。
那年夏季，王红梅再次参加高考，终于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她专程跑到学校找我，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
在南京读书期间，王红梅给了我很多帮助和照顾，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们一家人。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园林部门工作，留在了南京。王红梅毕业后，我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等她参加了工作，我们就领取了结婚证，王红梅的父母为我俩操办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的生活幸福又甜蜜，几十年来，我俩几乎没吵过架，偶尔会有小矛盾，她都会主动和我和好，我对自己的婚姻生活很满意，我也很知足。为了报答第二故乡乡亲们的恩情，我和王红梅多次回到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每次回去都会给老队长和艄公李大伯买很多礼品。
感谢那段在渡口当艄公的时光，西庄渡口的那只小船，就是我和王红梅爱情的摇篮。感谢队长和乡亲们的关爱和照顾，当年要不是队长照顾我让我去渡口负责摆渡，我也就遇不上王红梅，是老队长和第二故乡的乡亲们给了我一生的幸福。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曙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