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苦命人,十五岁那年母亲病逝,高中没毕业就到遵义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山村生活的艰难让我苦不堪言,乡亲们的淳朴善良令我感动又温暖。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当年老队长帮我挑着行李步行近二十里山路送我进城上大学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
永远忘不了1969年的3月下旬,就是在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的上海。分别时,父亲和妹妹在月台上哭喊着我的名字,我躲在车厢里呜呜痛哭,月台上的哭喊声令人心碎。
汽笛一声长鸣,知青专列缓缓启动,为了减少别离的痛苦,一名男同学用力闸下了车窗。列车驶出了很远,车厢里的哭泣声才渐渐平息下来,一些性格开朗的同学开始说笑起来。
历时三天的时间,我们几十名同学来到了贵州省遵义地区的同心大队,我们五名男生和三名女生被分派在同心三队插队落户,王队长安排我们临时住在了队里的两间房子里,让他婆娘帮我们舞饭(做饭),王队长还安排社员在队部院子的角落修建了两个厕所,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老乡们管厕所叫茅子。
同心大队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距离公社驻地近二十里的山路,距离县城九十多里路,公社驻地每天一班发往县城的客车。同心大队的耕地多为山坡地,平坦的耕地不多,水田更是少之又少。
春意盎然的三四月间,正是农村春耕春播的农忙时节,我们上海来的知青安顿好吃住的地方,就跟着社员们往山上挑粪拉犁耕地了,刚开始我们不会干农活,也没力气,社员们看我们挑两半筐土杂肥还摇摇晃晃的,都笑话我们,说我们笨得像鸭子。
经历了一个春耕春播生产劳动的锻炼,我们学会了挑担子,学会了栽种红薯,学会了使用锄头,也渐渐适应着繁重的生产劳动和艰苦的生活环境,王队长和乡亲们对我们知青非常关爱,我们心里都很感动。
经过了几个月的朝夕相处,我们和乡亲们渐渐熟悉起来,对乡亲们的生活状况也有了基本的了解,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勉强能解决温饱问题。因为贫穷,村里的孩子基本都不读书,社员们基本都是文盲,队里的记工员陈小明只读了一年书。小队会计文化程度最高,是高小毕业。
知道了这个情况,劳动间歇时间,我们几名知青就主动教社员们认字,男知青教男社员,女知青教女社员。社员们先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再教他们认识简单的字,就连大妈大伯,也都跟我们学习识字。一位大伯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他很高兴,逢人就说他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是上海知青教他学会的写名字。
那年初秋,山上的高粱、玉米和红薯长势都很好,队长就安排几名社员夜间去看坡(看护地里的庄稼),防止人为的破坏和野猪糟蹋庄稼。那天收工回家的路上,王队长对我说:“卫平,夜里你跟我上山看坡吧,咱俩一组,去了也就睡觉,不耽误第二天出工劳动,队里一晚给记三分工,也不吃亏。”
知道王队长是关爱我,我欣然同意。
那天刚吃过晚饭,王队长就扛着草苫子和铺盖来知青点喊我,他手里提着一盏马灯,还拿着一根磨棍(推磨的木头棍子)。我赶忙扛起一床被子,腋下夹着枕头,拿起手电筒就跟着王队长往山坡上走。
大约半个钟头,我们来到了沟东的那片高粱地和红薯地中间的地堰上,那里正好有一片荒坡,王队长铺开草苫子,把我俩的被子铺在上面,我们就坐在被子上说话。王队长说我困了只管睡觉,他觉少,有啥事就喊我。王队长还说,抽空在这搭一个窝棚,赶上风雨天不遭罪。
秋天的夜空高远,躺在被子上,望着深邃的夜空,闻着山野里庄稼的味道,我感觉心里很舒服,空气很清新,就如置身世外桃源一样惬意。别说队里还给记工分,就算不给记工分,我也愿意跟着队长来看坡。
第二天夜晚,我们就遇到了情况,吓得我汗毛倒立,差点没尿了裤子。
半夜的时候,我正在熟睡中,忽听王队长喊道:“卫平,快醒醒,地里有动静。”我慌忙爬起来,穿上鞋,摸起枕头下面的手电,跟着王队长就往坡上红薯地里跑。
跑到红薯地里,我用手电一照,只见一头野猪正在拱红薯。那头半大的野猪发现了我俩,先是一怔,紧接着就呲嘴獠牙地向我冲来,吓得我汗毛倒竖,两腿发软,差点没瘫坐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王队长挥起手中的磨棍,照着野猪头上就是一磨棍,只听野猪一声惨叫,转眼间就跑进了那片高粱地。
后半夜,我再也没敢合眼,手电也没离手。王队长和衣躺在铺上,也没脱鞋,手里握着磨棍,快天亮时我才听到了他的呼噜声。
第三天中午,王队长在队部找出一把四齿钢叉,有的社员还把自己家的火药枪收拾好,准备消灭那头野猪。可自那以后,那头野猪再也没出现过,等秋收结束了,才听说下坝大队的社员打死了一头野猪,一户社员还在自己家的猪圈里活捉了一头野猪。
那年冬季农闲,我们上海知青办起了农民夜校,义务教社员们学习识字,其他生产队的社员也有到我们知青点来学习识字的。因为这事,我们三队知青点被公社评为先进知青点,公社革委会还为我们发了奖状。
第二年秋天,我被大队书记安排到小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负责教一年级的新生。那个年代读书没有什么出路,入学率很低,我教的一年级只有六名学生,二三年级一共十一名学生,学校就我们两名老师,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
后来在我的动员下,一年级的学生达到了十九名,全大队的适龄儿童差不多都入学了。看我放学后或星期天就到社员家中做动员,王队长也帮我到社员家中劝说让孩子去学校读书,有时还拉着我去他家吃饭。王队长和王大妈对我特别关爱,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们。
一晃就到了1975年冬季,我们三队知青点还剩下四名知青,两名男知青去遵义化工厂当了工人,一名女知青去县邮电局工作,还有一名女知青到公社供销社饭店工作。进了腊月之后,那几名同学要回上海探亲过春节,考虑到往返的路费也不少,我就不打算回上海过春节了,我把积攒的钱寄回了上海一部分,想让我父亲给我妹妹买件新衣服穿。
那天晚饭后,王队长来到知青点,从衣兜里掏出十五块钱塞给我说:“卫平,回上海过年吧,你爸也盼着你回去过年,谁家的父母都盼望着能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过个团圆年……”
来贵州插队落户六年多的时间里,我那是第二次回上海过年。王队长给我的那十五块钱我一直装在贴身的衣兜里,过完春节从上海回来,我给王队长家送去了上海的糕点糖果和挂面,把那十五块钱也还给了王队长。王队长为两个儿子办婚事,嫁了闺女,他家还欠着饥荒呢。
每天晚饭后,批改完学生的作业,我就翻看高中课本,虽然自学完了高中课程,但我还有好多问题没弄明白,特别是高中数学,有的题我还不会解。我总觉得,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多学一些知识,尽管那时读书还没有出路。
恢复高考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高考,没想到我竟然考上了贵州大学,我成了全公社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上海知青。
去贵阳读书前,我把自己用不着的生活用品和剩下的口粮都送给了王队长家,王队长竟然给我折成钱,非让我收下。王队长说,我上学需要钱,他帮不上我什么忙,不能累赘我。我不收下那些钱,王队长说就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没办法,我只好佯装收下,又找机会偷偷把那些钱放在了王队长家厨屋的盐罐子里。
离开同心大队那天,乡亲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都来为我送行,老队长用扁担挑着我的行李,步行十八里山路,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一路上,老队长都不让我挑担子,他苦笑着对我说:卫平,你这进城上大学,不定什么时候再回来了,就算我想帮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我还真舍不得你走……”说着说着,老队长还抹起了眼泪。九年的时间里,我是第一次看到老队长流泪。
在车站分别时,老队长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五块钱,硬是塞给了我,他说钱不多,是他的一点心意,不收下,他就生气。我含泪收下老队长的那五块钱,跑到汽车站对面的饭店给老队长买了几个馒头。我知道老队长一向很节俭,他自己宁肯饿着肚子回村子,也舍不得花钱买个馒头吃。
老队长扛着扁担,一步三回头地挥手和我道别,看着老队长远去的背影,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打湿了双眼。
读书期间,因为学习紧张再加上手头不宽裕,我没回过上海,也没回过第二故乡。
参加工作后,第二个月开了工资,我买了一些学习用品和烟酒食品,装了满满一提包和一挎包,高高兴兴回到了第二故乡,看望了老队长和大妈,看望乡亲们,看望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
一别四年,乡亲们的热情令我感动,老队长和大妈的关爱令我温暖,回到第二故乡,我就像回到了家、回到了亲人身边一样。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当年老队长帮我挑着行李送我进城上大学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第二故乡,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地方,老队长的音容笑貌,永远镌刻在我心中。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陆卫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