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天津人，曾在河北省围场县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当年我们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子有多贫穷有多落后，说出来恐怕没人相信。好在苦日子都过去了，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我在围场的十年，最大的收获是为山村教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多少年来，我很少对外人提及当年下乡插队的往事，因为我没能信守诺言。今应好友草根作家的邀请，我把曾经的那段苦涩时光分享给大家，也算是对那段知青岁月的回忆吧。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1969年1月18日乘坐火车离开天津的，当时一起到河北承德地区的围场县插队落户的知青基本都是我们六十一中的学生，我们七名同学被分派在牌楼公社牌楼三队插队落户。

牌楼三队坐落在一条山沟里，全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基本都是汉族，好像还有一两户蒙古族。队长姓宋，四十多岁，特别善良，对我们天津知青特别关爱。当时围场山区的天气特别冷，冷到我们不敢出门。宋队长天天到我们居住的地方来，帮着我们做饭，给我们挑柴烧炕，我们知青都很亲切地叫他宋大爷。

一直过了阴历的二月二，皑皑白雪才渐渐消融，天气才逐渐转暖，我们也开始自己打柴、自己挑水、自己做饭了。那时的生活真苦，顿顿高粱面和玉米面两掺的窝窝头，隔一天能吃一顿菜已经很不错了。顿顿倒是有咸菜，咸菜也是宋队长从社员家中给我们要来的。

生活的苦倒是可以克服，劳动的苦我们真的难以承受。春耕春播开始后，往山上挑粪，耕地播种，天天都早起晚睡，真的是压肿了肩膀，磨破了手掌，累得腰酸背痛，连饭都不愿意吃。

在牌楼生活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才真正知道了乡亲们生活的贫穷与艰难，社员居住的都是破旧的土坯草房子，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的粗布旧衣。吃的更不用说，真的是半饥半饱度日。那时的牌楼大队，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更别说牌楼三队了。整个村子也没有一块钟表，天上的太阳就是乡亲们的钟表。更令人难受的是，整个牌楼大队，竟然没几个人识字，队里除了会计和记工员，宋队长竟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

当时的牌楼小学停课后还没复课，原本没几个学生的学校更是空空荡荡不见一人了。

那年秋收后，地里没什么要紧的农活了，也就到了一年一度的冬季农闲时节，我们除了跟着乡亲们上山打柴，空闲时间就教队里的社员学习识字认字，学校停课，我们也帮着孩子们温习一下功课。帮乡亲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知青心里也高兴。

第二年秋天，学校复课，大队书记安排我到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让我负责招一年级新生，担任一年级的老师。

当时已经取消了高考，上学读书也没什么出路了，乡亲们觉得读书也不能当饭吃，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到学校读书，更何况有的生产队离学校很远，上学也确实不方便。

费了很大周折，真的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八个生产队才有十一个孩子到学校来读书，离学校最远的那个生产队一个来读书的孩子都没有。二、三、四年级的学生总共才来了七个人，学校复课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等学校开学后，每天放了学，我就和校长一起到辍学在家的学生家做家长的工作，劝说他们让孩子回学校读书。也是费了很大周折，总算劝回来几个学生，在贫困的山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赶上天气不好，我就要把离学校远的孩子送回家，等我回到知青点，同学们早就吃完了晚饭，我只能自己热一下饭菜，胡乱吃几口。

为了山区孩子能好好上学读书，我们几名小学老师苦累并快乐着。 我曾发下誓言，做一辈子山村民办教师，扎根山村一辈子。

承德山区冬季黑天早，为了方便护送学生回家，我准备去公社供销社买一个手电筒，自己起夜也方便。可到了公社供销社才知道，我们公社供销社没有手电筒，只有蜡烛。那位售货员是新来的，她听说我也是天津知青，很亲切，她说她叫杨玉洁，也是天津知青，刚招工来到供销社工作。那天我俩聊了半天，她说她的手电筒平时也用不着，就送给了我，我很高兴，想给她钱，她说啥也没要。

1973年冬季回天津探亲，我买了两个手电筒和一盒电池，回到围场后，送给了我们校长一个手电筒，送给了杨玉洁一个手电筒，还给她带去了两根天津大麻花。杨玉洁很高兴，请我在他们供销社饭店吃的午饭，自掏腰包买了五十支铅笔和二十五块橡皮，让我分给学生们，她还说有时间就到牌楼小学来看我。

1974年7月份，一场大暴雨不期而至，我们周边的村庄都遭遇了严重洪涝，耕地房屋受损严重，秋季庄稼几近绝收，乡亲们的吃粮成了天大的事情。好在上级及时发放了救济粮，乡亲们都勒紧裤腰带，一日三餐变为一天两顿饭，用米糠野菜充饥，总算度过了灾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乡亲们没让我们知青受苦，没让我们挨饿，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乡亲们。

第二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杨玉洁突然来到了牌楼小学，给我送来了天津的糕点和糖果，还有几斤挂面，她回天津过春节刚回来。那天我原本想留她在我们知青点吃饭，杨玉洁说她得赶紧回去，她是利用轮班吃午饭的时间跑来的，回去晚了怕领导不高兴。

5月4日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打算到公社供销社买点生活用品，顺便看望一下杨玉洁。来到供销社，没见到杨玉洁，我就问其他售货员，那位售货员很热情，她说杨玉洁生病了，挺严重的，回天津看病去了，不知什么时间能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供销社打听杨玉洁的情况，杨玉洁还没回来，也没消息，我非常挂念她的。到了8月份，我才得到了杨玉洁的消息，她办理了病退，回天津了，户口也迁回了天津。杨玉洁说过她家也住和平区，但我不知道她家的具体位置，我俩也就断了联系。

1976年秋后，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县里参加了考试，结果没通过考核，我的数学成绩太差，考不上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恢复高考后，我连考两年，结果都名落孙山。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就打算扎根山区做一名民办教师，再也不想三想四了。

1979年春天，国家发布了知青可以返回原籍的消息，第一时间，没招工进城的知青都争先恐后地办理回城手续，生怕日后政策有变。就在我为此事纠结的时候，我接连收到两封加急电报，我父母催我尽快办理回城手续，我妈是天拖的质检员，到了退休年龄，让我回去顶岗接班。

心里虽然舍不下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可在理想和现实面前，我还是选择了后者，没能信守自己发下的誓言。

回天津那天，学校的老师、学生和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看着那些泪流满面的孩子们，我心里特别难受，真不忍心抛下他们回城。在牌楼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我是抹着眼泪离开牌楼大队的，我总感觉愧对淳朴善良对我有恩的乡亲们，愧对那些天天喊我老师的孩子们。

回到天津后，母亲办理了退休手续，我接班顶替我母亲的岗位到天拖当了一名车间工人。工作稳定下来，我到六十一中查找杨玉洁的信息，结果没查到杨玉洁的任何信息，她并没有在六十一中读过书。

过了不久，我竟然在拖拉机厂门口遇见了杨玉洁，她回城后不到半年，病愈后就被安置到拖拉机厂当了工人，已经算是老工人了。

成了工友，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得知我还没有对象，杨玉洁说她父母也天天催她找对象，她一直没有心仪的人。就这样，她回城四年后，我俩最终走在了一起。

结婚后，我和杨玉洁回了一趟围场，给第二故乡的乡亲们买了一些当地买不到的生活用品，给学校买了体育用品和教具，也给学校的学生买了学习用品。杨玉洁知道我一直惦念着第二故乡的乡亲们和我任教的那所学校，她说我什么时候想回围场，她都愿意陪我一起回去。

退休我们多次回到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看到那里翠绿的青山，看到那里整洁的村庄，乡亲们都过上了富裕生活，我们都很欣慰。当年我教过的学生，还有人在县里当了领导干部，这也是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

有关我的知青生活往事就跟大家讲述完了，知青岁月已渐行渐远，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也已渐渐淡忘，唯独当年在围场当民办教师的那段往事，我还记忆深刻。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围场认识了杨玉洁，最终我俩演绎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令我惭愧的是，我没能为党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为了回城没能信守诺言，这件事成了我永远的愧疚和遗憾。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文明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