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新年那会儿，陈香梅带着美国总统里根的使命，来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晚宴上，邓小平特意把陈香梅安排在了最尊贵的位子上，而跟她一起来的美国参议员史蒂文斯，就坐在了第二把交椅上。他还挺幽默地开了句玩笑：“陈香梅坐头把交椅，史蒂文斯先生紧随其后。为啥呢？因为美国参议员有一大堆，100个呢，可陈香梅啊，别说美国了，全世界就这么一个独一份儿！”
陈香梅被邓小平的话语深深打动，眼眶不由自主地泛红，泪水在眼帘里打转。她透过这层朦胧的泪光，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过去的那些日子......
1925年6月23日，陈香梅来到了这个世界。但她的出生，没让老爸脸上露出半点笑容，就因为她又是个女娃，老爸特别失望，连正眼都不想瞧她一下。
陈香梅的老爸陈应荣，家里头也是当官的，而且他还出过国留学。不过呢，他心里头那些老思想，就想着要个儿子来传宗接代。可遗憾的是，接连生了两个都是闺女，这让他心里头别提多失落了。对于这个新来到世上的二丫头，他真的是喜欢不起来。
陈香梅在老爸不怎么搭理的环境里，悄悄地就长大了。她一直琢磨着，只要自己拼尽全力，老爸总有一天能注意到自己，给自己一点爸爸该有的疼爱。
但她想错了，老爸并没有因为她天真无邪、惹人喜爱就给她一点关怀，还是一门心思地想着要生个儿子。
那一年，陈香梅生了一场大病，整天躺在床上，好多天都没起来。她妈妈廖香词急得团团转，到处找医生给她看病，但都没什么效果。就在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的时候，爸爸却说，别白费力气找医生了，干脆找个好人家把她嫁出去吧。
廖香词一听就火了，气呼呼地骂他对闺女太不上心。可陈应荣却想不明白，为啥她非得守着这个“亏本”的闺女不放，干脆放弃算了，再努力生个儿子多好。
他们吵架的声音逐渐升级，吵得昏昏欲睡的陈香梅都给惊醒了。她心里头那个难受啊，失望也涌上心头。她明白，这辈子大概是无缘体会那种浓浓的父爱了。她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小孩，孤单又忧郁。
那时候，外面阳光灿烂，但她心里却像下着倾盆大雨。
还好，她身边有深爱着她的妈妈、姥爷姥姥。她妈妈精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好几国语言，音乐、画画也都特别在行。姥爷以前是个外交官，姥姥呢，是在旧金山长大的华裔美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她学会了要坚韧、独立，遇到事情敢于反抗。
我妈廖香词和我爸陈应荣的婚姻是家里安排的，两人一开始就没啥深厚感情。陈香梅出生后，我妈接着又生了四个姐姐。因为一直没有儿子，这段本来就没什么感情的婚姻，基本上就只剩下个空壳子了。
那时候，日本开始打咱们中国，到处都在打仗，“北平那么大个地方，连张能安心放书的桌子都找不到了”。外公担心她们的安全，就把外婆和她们姐妹七个送到了香港。到了香港，陈香梅和她的妹妹们就在那里的教会学校上学了。
在香港，廖香词每天还是闷闷不乐，而陈应荣呢，他仗着自己是外交官，老待在旧金山，很少往家里回。家里头那气氛，沉闷得让人心里头直憋屈。可能就是心里头太压抑了，廖香词结果得上了子宫癌。
廖香词只能带着两个大女儿去医院看病，那时候，小女儿陈香梅才13岁。这本该是她无忧无虑、被宠爱的年纪，但她却早早地扛起了不属于自己的重担。医生问起她们的父亲时，她们没法回答，只能说爸爸在国外当使臣，不能随便回来。
妈妈生命即将走到最后时，没了另一半的依靠，只能把几个年幼的妹妹交给两个大姐姐，就是陈香梅和她的姐姐陈静怡。打那以后，这两个姐姐还稚嫩的肩膀，就扛起了家里的所有事儿。
这是一份心痛，也是一次蜕变。就在那一刻，陈香梅觉得自己成熟了，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幸福的转瞬即逝，还有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尽管她们现在住在香港，不再过以前那种奢侈的日子，但好在父亲还会定期寄钱来，所以日子过得还算安稳，没有啥大风大浪。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代，能有这样平稳的生活，已经算是很不容易的幸福了。
不过，这种安宁日子没过多久就变了。珍珠港事件一闹，香港也成了日军想要攻打的地方。
那天清晨，巨大的炮火声猛地撕破了安静，楼房在轰隆隆的响声里颤抖，好像马上就要塌掉。圣保禄女中的学生们吓得大喊大叫，人群乱哄哄地往下冲，陈香梅死命拽着妹妹们，跟着大家伙儿往防空洞方向狂奔。
冬天香港挺冷的，防空洞里面又湿又闷，冷得让人直打哆嗦。陈香梅把原本打算给妹妹们保暖的毛衣拿了出来，几个女孩就挤一块儿，互相取取暖。
隔三差五，灰尘就从天花板上撒下来，上面的灯也摇得猛烈，好像马上就要砸下来，所有人都心里发慌。修女们只能攥着念珠，不停地祷告，一遍遍向圣母玛利亚求助，这是她们唯一的盼头。
没过几天，那个曾经夜夜笙歌、灯火通明的不夜城，就变成了个冷清破败的荒城。街上的店铺大都上了锁，没了以前的热闹劲儿。
日本把香港占了之后，通讯虽然慢慢好起来，但香港已经像个被孤立的岛，很多人开始拼命离开这儿。陈香梅和她姐妹在修女们的帮忙下，好不容易搞到了离开香港的证明，然后又踏上了她们人生中另一段艰难的旅程。那时候，她才仅仅十六岁。
她们从香港出发，先到澳门，然后又去了广州。这一趟行程下来，陈香梅真切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贫穷生活。书本里写的那种男耕女织、充满诗意的美好画面，在现实中却很难遇见。她亲眼见到的是，农民们衣着破旧，全家人挤在一间破烂的茅草屋里，连饭都吃不饱。
可能从那一刻起，陈香梅心里头的爱国火苗子就被点着了。亲眼见到自己同胞那种最朴实、最接地气的日子，她忍不住眼泪就掉了下来。
她们压根没想到，更大的灾祸正悄悄逼近这个已经历不少磨难的小姑娘。
在去桂林的途中，突然爆发了一场疫情，在慌忙逃难的人群里迅速扩散，好多人都因此病倒，再也没能起来。陈香梅觉得自己在姐妹里身子骨最硬朗，就主动挑起了后勤保障的担子。每次找吃的都是她去，虽然她已经特别小心讲卫生了，但不幸的是，她还是被病毒给盯上了。
她开始走得慢悠悠的，脑袋也没以前转得快了。细心的姐姐很快察觉出了不对劲，马上提议停下来歇会儿。但陈香梅担心会影响大家赶路，就没答应。然而，病魔并没因她的硬撑就放过她，不仅染上了常见的疟疾，还添上了痢疾。
她肚子疼得厉害，根本站不起来，脸蛋也从红润变得惨白。姐妹们围着她，眼里都含着泪花。这时候，一起出行的男同学站出来说，他要去镇上找大夫。虽然她心里过意不去，不想给人添麻烦，但现在也没别的招了。于是，她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了他，让他帮忙买些中药回来。
真是幸运，吃了药以后，她身体状况逐渐好转。没过几天，她就能站起来走动了。这次从死神手里逃过一劫，让她对生命有了更深一层的尊重和珍惜。
到了桂林，她们总算是能稳定下来了，这时候又接到父亲找朋友帮忙转交的信，信是由美国飞虎队的头儿陈纳德送来的。她们没见到陈纳德本人，是他的手下副官给送来了父亲的信还有生活费。陈香梅压根儿没想到，从这一刻起，自己的人生就和这个叫陈纳德的美国人紧紧连在一起了。
1944年那会儿，陈香梅靠自己打拼，进了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工作，还当上了中央社头一遭的女记者。有回，她逮着机会给陈纳德做了个专访。不过呢，两人之后也没啥太多来往，就像是人生路上碰了下肩，转眼就各奔东西了。
他们真正擦出爱火，其实是在上海一次碰巧的采访活动中。
战后，陈纳德回到了老家美国，而陈香梅的工作也从昆明变动到了上海。有次，陈香梅出门去采访，没想到碰上的采访对象竟是来中国搞中美航空合作的那个陈纳德。那次碰面，说来也怪，他们俩好像有聊不完的天，就像是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缘分这东西真挺玄妙，两个岁数差了三十多岁的人，莫名其妙就被对方迷住了，展开了一段热热闹闹的跨国爱恋。他们的感情不图钱，不图啥好处，就是纯粹地互相欣赏——他崇拜她的英勇，她敬重他的独立漂亮，两个人因为志趣相投走到了一起。
1947年，他们在上海虹桥美华新村，陈纳德住的那栋别墅里，办了一场婚礼。结婚后，她就不再做记者了，转而去陈纳德开的航空公司工作。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他们跟着陈纳德的民航公司一起离开大陆，搬到了台湾。
1958年，陈纳德去世后，陈香梅很快就被民航公司的新东家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了。那个公司原本是陈纳德一手打拼起来的，他从一个小本生意，慢慢经营成了现在拥有几万员工的大企业。但没想到陈纳德刚走没多久，他的妻子就受到了这样的对待，真是让人觉得太过分了。
可陈香梅压根不知道，陈纳德费尽心思创办的那个民航公司，在几年前就已经因为美国当局的压力，被迫转给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他只是不想让陈香梅操心，所以一直都没跟她说起过这事儿。
当大家都为陈香梅感到不公时，陈香梅果断地收拾行囊，带着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离开了台湾，独自前往美国华盛顿，去开启全新的生活篇章。
美国表面上讲究民主，但实际上种族歧视问题很严重。像咱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根本没法跟白人女性享有同样的福利待遇。陈香梅想找份合适的工作，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现在，她正处在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举手投足间尽显迷人魅力，引得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动起了歪脑筋。他们打着出版书籍、做秘书这些幌子，妄想着能把她悄悄藏起来，独享这份美好。
可他们都没料到，她对陈纳德的感情那么深，更没想到这女人如此倔强。而且，她早熟得很，心思敏锐，他们的那些小手段根本迷惑不了她。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她最终在乔治亚城大学谋得了一份翻译的差事。为了能让自己的英语水平更上一层楼，她特地挑了个公共演讲课来上。出乎意料的是，演讲这事儿后来在她生活中占了挺大一块地方。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中国相关话题为内容，在全美国到处演讲，空闲时间呢，她就用来码字写文章。
尽管她现在有能力给自己和女儿营造一个温馨的小家，但肤色差异导致的歧视还是时常让她碰到不少难堪的事。就像停车这事儿，明明那个车位是她的，就因为她是黄种人，结果却被白人副手给占了去。
就在这时候，美国四年一次的大选拉开了帷幕。民主党和共和党，美国这两个大头党派，都派人去找陈香梅，想让她加入他们的队伍，帮他们一把。
陈香梅其实对党派斗争没啥兴趣，她就随口那么一说：“哪个党能帮我搞定车位，我就站哪边。”共和党一听这话，立马行动起来，查了查情况，很快就把车位给她腾出来了。这样一来，陈香梅自然也就站到了共和党这边。
她加入了共和党，协助尼克松进行那一年的选举活动。刚开始涉足政治圈的她，自然没办法直接插手重要的政治决策，只是负责一些动手干的活儿，例如组织选民参与竞选活动、筹备演讲这些。不过，这对她而言，真的是个宝贵的学习经历。
尽管尼克松最终没能赢，但她展现出来的政治魅力和本事，还是让人眼前一亮，为她日后踏入政界铺平了道路。
肯尼迪当了总统后，因为是民主党嘛，他就请陈香梅去参加他的就职晚宴。陈香梅一去，可就站到了政坛的最前沿。后来，肯尼迪又让她去白宫工作，这样，陈香梅就成了第一个在白宫上班的华裔女性。
肯尼迪让她当上美国难民救济总署的头儿，她去帮那些过得非常艰难的难民，还有那些被生活重担压得没了童真的小孩。瞧见那些命悬一线的人们，她心里头真是疼得要命。
身为华人，她凭着自己的打拼，最终在美国站稳了脚跟，接下来，她心里有了更大的盘算。她盼着更多的中国人在美国能挺直腰杆，她觉得中国人别再只是干洗衣工这类活了，得走出唐人街，去更大的天地闯荡一番。
不管她的梦想能不能成真，她都已经成为了全球华人心中的标杆，一个不怕困难、不惧挑战、勇往直前的刚毅女性。
后来，她在尼克松政府里头当上了共和党的行政委员，还兼职财务副主席；到了里根政府，她又变成了白宫出口委员会的副主席；布什政府那会儿，她更是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还坐上了美国内政部环保委员会的委员位置。这一路走来，总共有八位美国总统都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座上宾。
她人在美国，但心始终跟中国的土地连在一起。那时候通讯不方便，她就靠看报纸新闻来了解中国的事儿，还老给在国内的舅舅廖承志写信，这样能更深入地知道当时中国是啥样。就因为这么关心，她后来还成了中美交流的桥梁。
白宫那边想知道真正的中国啥样，光靠外交那一套可不够用，这时候陈香梅就成了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的一个好帮手。陈香梅也抓住这个机会，牵线搭桥，为中美两边多交流出了不少力。
1972年，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访问，还有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大事里，她都出了不少力。因为这些，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中美民间的大使”。
她讲道：“只要咱们中国人能够挺直腰杆、精神焕发，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她虽然政务缠身，但一直坚持写作。到了1962年春天，她的心血结晶《一千个春天》在纽约问世了。这是一本讲她自己的故事的小说，里面讲了她的一辈子，特别是跟陈纳德那段传奇爱情，真的挺让人感动的。
那会儿，洛阳的书价猛涨，人们抢着要看。就连好莱坞的大导演都找上门来，想商量把这事儿拍成电影，但她直接拒绝了。
她现在可不是老爸眼里那个不值钱的普通丫头了，而是个长得漂亮、脑子聪明，甚至还带点神秘色彩的传奇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