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那会儿，邓小平摆脱了舆论的风波，党内职务也恢复了。他成了第二代领导的核心人物，以后每当高层领导岗位有空缺，大家头一个就想到了他。不过呢，这些情况他大多都客气地推辞掉了。

上世纪80年代，当国家着手再次修改宪法时，中央做了个重要决定，那就是要重新设置国家主席这个位子。党里面的大家伙儿都特支持邓小平同志来当这个国家的第三把手。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又一次婉拒了这个提议。

很多人心里都琢磨着这事儿，就连特别敬仰邓小平的金庸也感到不解。所以1981年他见到邓小平时，就直接把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听完邓小平的解答，金庸心里头五味杂陈，感触特别深。

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庸坦言道，邓小平的风骨，甚至超过了他笔下塑造的那些英雄人物。

为啥邓小平一辈子功绩卓越，却老爱当副手呢？还有啊，文学圈的大咖金庸，咋就这么喜欢邓小平呢？

【邓小平的多次“不当”】

邓小平这辈子，有好几回能当上大官，可他基本都给客气地拒绝了。

中共七大落幕之后，党内职位有了大变动。以前，咱们国家的头儿叫中央总书记，但到了八大，就整了个新头衔——中共主席。

这次不只是换了个名字那么简单，相同职位的工作细节也都有了新的调整。就拿总书记这个职位来说吧，以前既要定政治方向，还得想可行的战略计划，但八大之后，做决定这部分工作就不再归总书记管了。

毛主席当上了主席后，总书记的位置就空缺了出来，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位子得从那些大家都觉得行的人里面挑。所以，毛主席就跟邓小平说了，想让他来当这个总书记。邓小平一听这话，心里头直打鼓，觉得按资历和入党的时间来算，怎么也轮不到自己啊，周恩来和刘少奇同志都排在他前面呢，怎么就先想到他了呢。

在八大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那个主意后，邓小平连忙推却了好几次。不过，多亏了周恩来和刘少奇的耐心劝说，邓小平这才勉强答应担起这份“大担子”。

说起来，邓公不光拒绝了总书记这个位子，就连国务院总理和中央主席的职位，他也都婉言谢绝了。

1954年之前，邓小平一直都是国务院的副总理。他其实完全有能力当总理，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所以，每当周恩来总理出国去忙国家大事时，他都会放心地把国务院总理的活儿交给邓小平来干。这充分说明了周恩来是多么信任邓小平。

在1976年，周恩来总理的离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人事顺位，接下来接任总理一职的理应是被广泛认可的邓小平。然而，那时邓小平正深陷舆论的漩涡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为了稳定大局，暂时选择了华国锋作为代理总理，以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华国锋在这一时期承担起了重要的领导责任，为国家的稳定运行做出了贡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邓小平终于摆脱困境，重新回归政治舞台时，他已经是一位74岁的老人了。此时的邓小平身心俱疲，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波折，他选择以一种更为低调和谦逊的态度面对政治生活。他以自己的高龄为由，主动将总理一职让给了更有活力和冲劲的华国锋，展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局意识和牺牲精神。

1980年的时候，本来邓小平都琢磨着要退休了，结果党内突然传来消息，说职位有变动，得重新琢磨下谁来当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这次，邓小平又一次成了大家心目中的不二人选，大伙都觉得党中央急需像邓小平这样威望高、看得远的领头人。但邓小平还是婉拒了大家的推荐，转而推举年轻有为的胡耀邦来接手。为了让胡耀邦心里踏实点，邓小平故意板着脸跟他说，这是安排，得照着做。

于是，胡耀邦就没有再拒绝。

【互相欣赏的邓与金】

虽然不当主席了，但邓小平还是特别关心国家大事。他很快就发现了，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很多发展难题得解决。像港澳台那边，就一直有党外势力在捣乱，好多同胞还跟大陆隔着海呢，要把中国领土完整给搞定，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党内搞定了个大决定，说接下来得赶紧处理那些历史留下来的问题。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咱们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大团结。中央有了这个打算后，就见了好些社会上挺有分量的人物，想让大家知道，咱们国家对台湾这些地方是个啥态度，不光是让国内明白，也得让国际上都知道。

不久，金庸老先生接到了来自内地的邀约。

大家往往只知道金庸是个拥有大堆粉丝的武侠小说大师，却不晓得他还有个身份，那就是社论家。金庸对国内政治特别上心，几乎天天都会写一篇立场明确的社论。据说，金庸写的社论加起来超过了五百万字呢。

所以，他在文学圈子里面名气很大，同时在政治方面也收获了不少好评，那时候的台湾政府对他特别敬重。

接到来自中央的邀请后，金庸高兴地点头答应，心里盼着能见见邓先生。没多久，他的这个心愿就有了回音，邓小平先生也很愿意跟他见上一面。

没想到，金庸先生竟然是邓小平先生的铁杆支持者。金庸力挺邓小平，不光在他风光无限好的时候为他鼓掌叫好，就算他遇到低谷困难的时候，金庸也站出来为他说话。

七十年代那会儿，邓小平遇到了大麻烦，舆论压力特别大，日子过得很不容易。听说他碰到这么多倒霉事儿，却没有被打垮，反而很从容地接受了党里的安排，对别人的指责也不去争辩。金庸知道后，特别佩服他，觉得邓小平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大英雄，哪怕天塌下来，脸色都不会变一下。

因此，他很多次都在自己办的《明报》上称赞邓小平。

这次我被邀请到大陆，金庸过来的目的可不简单。他不仅是作为一个在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来见见他的政治偶像；也是以知名评论家的身份，专门去探望中央的副主席。更重要的是，他像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现在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有种衣锦还乡的感觉。

金庸本来是浙江人，1948年，他被安排到香港去做《大公报》的电文翻译工作，结果这一去就是大半辈子。跟亲朋好友分开了好多年，当年那个年轻小伙子现在也已经老了。他心里头一直有个大愿望，就是希望在活着的时候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

1981年的时候，金庸先生一听说能去大陆，心里头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他带上家里人，先到浙江走了一趟，看望了好多亲戚朋友。到了7月18日那天，他又专门去拜访了邓小平先生。

这天，金庸老爷子换上了笔挺的西装，领着家里人一块儿往人民大会堂走。等他们到了福建厅那儿，发现邓小平老先生已经早早地站在门口候着了，这可是金庸老爷子一直很想见的人呢。

他俩热情地握了握手，谁承想邓小平一开口就叫他“老相识”。这明明是头一回见面，咋就成了“老相识”呢？

邓小平平时很喜欢读金庸的武侠书，碰到人生大变故时，他也会联想到金庸小说里的那些大英雄，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经历坎坷。这些起起落落，其实就是人生的常态。

【不愿做国家主席】

两人一番交流，都对彼此很是赞赏。邓小平瞧见天气这么热，金庸还穿着全套西装，就跟他说别太讲究了，干脆把外套给脱了。金庸没想到，身为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一点架子都没有，反而这么平易近人，这让他对邓公又多了一份敬重，两人聊起天来也更加自在随意了。

邓小平不仅读金庸的小说，还他写的社论。他们俩都是特别有主见的政治家。邓小平对金庸的多数社论观点都挺赞同，聊着聊着，就谈到了些很敏感的话题。

聊天时，邓小平聊到了中国往后该怎么发展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接下来国家得把劲儿往经济增长上使，还说到中国可以利用市场来搞经济。市场嘛，它就是个搞经济的法子，不带啥社会性质，社会主义国家也能拿来用。

另外，他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教育成长。邓小平回想起早些年那些年轻人的处境，心里很不是滋味。在高考还没恢复的日子里，年轻人想上学没门路，对未来一片茫然。由于环境不好，不少人在青春年华里还沾染了一些坏习惯。但自从高考恢复后，年轻人的状况改善了不少。往后，培养人才依然是国家要重视的关键一环。

邓小平对国家事务洞察秋毫，这让金庸深感佩服，心里头有好多感想。

聊到最近那个大会结束后的事儿，金庸回忆起，一听说党内人事有变动，他立马就在《明报》上发声，力挺邓小平当国家主席。不光金庸这么想，党内好多人也都觉得，这位置就得是邓小平的。可当他们提出这想法时，邓小平又一次给婉拒了。

一连好几次都不愿往上爬，这事儿在中国甚至全球都少见得很。金庸心里直犯嘀咕，这到底是因为啥呢？

邓小平听完之后笑了笑，直白地说，论能力，他当主席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眼下自己都快八十岁了，去年就琢磨着该退休了。可国家还需要他再撑撑场面。要是真当上了主席，那接待外国客人、出国访问这些事儿都得他亲自来，想想都觉得累。他琢磨着，还是让自己过得轻松点，少些压力，好多活几年，这样就有更多时间为国家出点力了。

金庸对邓小平的评价极高，说他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这种品格真的很让人佩服。金庸说的品格，就是说邓小平心里头始终有杆秤，知道自己该干啥，哪怕碰到再大的困难，也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做对的事。而不像有的人，虽然骨头硬，但一根筋，死守着那些错的想法不放。

邓小平继续讲道，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比原计划晚了点，主要是因为会议上那个重要的《决议》准备得比预计时间长了。但咱们中国往后怎么走，得从过去的经验里找根儿。只有把历史好好琢磨透了，才能更明白以后该往哪儿使劲儿。

聊到这儿，邓小平就问了，你说说，这世上到底能有多少种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呢？

金庸没给出确切数字，只是说从社会主义理论被提出以来，应该已经有很多种了。接着，他把问题推给了邓小平，请邓小平来解答。

邓小平简单地提了个大概数字，然后深有感触地说，各国都有各自的特点，咱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那也是别具一格的。

金庸对那份《决议》大加称赞，他说邓公引领中国走上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所未有的，比起以往历史上的各种尝试，这条路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他们俩聊得特别投机，会议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小时。到分手的时候，邓小平紧紧握着金庸的手，真心希望金庸以后能常来走走，最好能一年见上一次。

这下子，他们俩算是真正搭上伙，成了“老相识”。

【还是要有国家主席】

但国家主席的位子总得有人来坐。国家主席就是咱们国家的头儿，跟外国的领导人是一个级别。在1969年之前，这个位置上有过两位大佬，他们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

不过呢，刘少奇主席走了以后，国家主席这个位子就一直空着。所以到了1975年他们改宪法的时候，干脆就不设国家主席了。那以后，国内好像也没啥非得要“主席”不可的事儿，像接待外国客人这些，都是由人大常委会的会长来干的。

不过，这么做也有不少麻烦。比如说，在接待外国领导人时，咱们国家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就显得有点不太匹配了。毕竟在国外，跟咱这职位干的活儿差不多的，都是议长啥的。这样一来，跟“国家代表”比起来，气势上就弱了点，搞不好还会让人觉得咱们不够尊重人家。

在1982年宪法修订之际，国家主席的设立问题再次被提上议程。然而，有人担忧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如邓小平，那么设立国家主席便显得意义不大。

对于那些没玩没了的争论，邓小平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觉得国家主席这个位子还是得留着，他不干的话，可以选别人来干。要是怕能力不够，那就把具体的权力写得模糊点儿。

1982年，咱们国家出台了新的《宪法》，也就是历史上的第四部，这次修订呢，又把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给设上了。到了第二年的6月份，李先念就被大家选为了咱们国家的第三位主席。

对于邓小平而言，职位或许仅仅是个虚名，甚至可能成为一种负担。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老人，在历经数十年的风云变幻后，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视野与气度，宛如一位超凡脱俗的大侠。正如他自己所言，此生“名声”已足够响亮，无需再借由这些附加的头衔来增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