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从目前已知的史料看，极可能属于“野史”，但二人曾“过从甚密”似乎是真的。
“孝庄太后”，即清世祖顺治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她生于极为显赫的蒙古大贵族家庭——其祖父科尔沁蒙古贝勒莽古思，被追封为和硕福亲王。父亲塞桑贝勒追封和硕忠亲王。
然而，更使这一家族“扬名于世”的，是曾“一门四皇后”。“孝庄”，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八。
明万历四十二年，其亲姑嫁与清太祖之子皇太极贝勒，后尊称“孝端文皇后”，顺治六年去世。她的亲姐于天聪八年入宫，崇德元年封关睢宫“宸妃”，深受太宗宠爱，崇德六年卒，追封“敏惠恭和元妃”。
“孝庄”十三岁时，于天命十年二月初二日，由其兄乌克善台吉陪伴送入宫内，比她姐更早，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正月，在“盛京”生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
她的两个侄女，均嫁与顺治，一为皇后，后被废，降封“静妃”，一为“淑惠妃”。
“孝庄”的侄孙女，也嫁给了顺治，封“孝惠章皇后”。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驾崩，多尔衮议立五岁的福临为君，而没立最有资格继位的其兄豪格，也没立地位高于庄妃的麟趾宫贵妃之子博穆博果尔，这大约是引起所谓“太后下嫁”传言的重要原因。
传言说，“孝庄”与多尔衮举行了“下嫁大典”。记载此传言的，主要有两种“文本”。
一是冠名“古稀老人”于1919年编写的《多尔衮轶事》。
其《太后下嫁》条目云：世祖福临年幼，“军政大权实在多尔衮一人之手，倘怀异志，莫敢谁何，当时朝廷情势，危于累卵”，“太后时尚年少，美冠后宫，性尤机警，知非有以羁縻而挟持之，不足以奠宗社于泰山之安，故宁牺牲一身，以成大业”。
多尔衮则“涎太后之色”，“时以陈奏机密为由，出人宫禁，奏事既毕，辄纵谈市鄙事以尝试之”。孝庄后遂提出，若尔（多尔衮）“诚意见爱”，“务矢赤心，为国驰驱，卫我母子，待天下统一之日，即我二人因缘成就之日”。多尔衮悚然敬服，两人对天立誓，各刺臂作血书，互执一书。自此，多尔衮便“奋勉图功，精勤倍常，以冀媚于太后”，间有劝其自立为君者，“多尔衮皆以念及血书而止”。
后天下大定，多尔衮屡求太后实践盟誓，且以死为要挟。“太后鉴其诚悃，不忍背之”，遂召幼帝，告诉事情始末，但如践约，则碍于体制，若背约，“则国基未固，祸不旋踵”，乃秘密设策，数日后宫中忽传太后驾崩，隆重办理丧仪，不久又降旨以帝之乳母某氏指婚于摄政王，命满汉大学士为媒；襄办婚礼，嫁奁之多，空前罕有，自宫门到王府，绵延数里，彩舆所经，沿途皆设锦障，禁止窥探。多尔衮在门前恭候，引入正殿，先叩拜，然后行交拜之礼，空前之太后下嫁大典，至此告终，“于是天下臣民莫不心知其故矣”。
二是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
其《卷一》中，有《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下嫁贺诏》、《太后下嫁后之礼制》三条说到了“太后下嫁”之事。
归纳起来说，对多尔衮诚心拥戴福临即位，满朝王公大臣深感钦佩。多尔衮与大学士范文程密议后，使范倡议众臣说：摄政王功高望重，皇上应予报答，王乃帝之叔父，视帝为子，“则皇上亦当以父视王”，认王为父，可否？众人议定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
范文程又说：今闻王之福晋刚逝，“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皇上既以王为父，“不可使父母异居，宜请王与皇太后同宫”，众臣又皆赞同。
于是顺治颁发太后下嫁恩诏，宣示天下，大意是：“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分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备办”。
乾隆朝时，“纪昀见之，以为此何事也，乃可传示来世以彰其丑乎，遂请于高宗削之，是后遂鲜有知者”。明臣张煌言作满洲宫词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咏此事云”。“闻当时百官贺表，出钱蒙叟笔，藏虞山瞿良耜大令处”。
对以上两项文字，清史学者皆哂之而不以为然。
关于《轶事》所云——
第一，所谓“太后扮作帝之乳母嫁与睿王多尔衮”，且大办婚礼，致天下臣民皆知“太后下嫁”，查遍清廷《实录》等“官方档案”，绝无“蛛丝马迹”记载，且当朝大臣文人学士之笔记文集，亦无“只言片语”。
这件事，为《轶事》作者杜撰当无疑问。
第二，“孝庄太后”逝于其孙清圣祖玄烨的康熙二十六年，享年七十五岁，举行了隆重丧仪。
此时距多尔衮死已过去三十七年。一是多尔衮当政时，从未办过“太后葬礼”；二是太后也不可能去世两次。
第三，所谓“多尔衮以陈奏机密为由入宫”亦不能成立。
其摄政之时，全权代行帝权，无须也从未向太后奏呈诸事，请予裁决，且太后也无权过问国政。
关于《大观》所云——
第一，多尔衮福晋于顺治六年十二月亡卒，第二年正月，他便强娶了已逝肃王豪格的福晋为妃，且举办了重大典礼，对此史有明证。
《大观》当以此次典礼“鱼目混珠”，说成是“太后下嫁”。
多尔衮之后再无婚娶典礼，太后也没正式下嫁。
第二，《大观》所记“下嫁恩诏”，文辞俚俗不通，定非真实帝诏。
其言睿王为“中国第一人”更为荒唐，既违规制，又与清代诸帝诏书皆称“我大清国”，“我大清”所不符。
第三，若有此宣示天下之“恩诏”，且经顺、康、雍三朝，至乾隆三十八年编《四库全书》纪昀尚可目睹，时距所谓“下嫁大典”已历百年，可推想见过此诏之人绝不在少数。
然而，《清实录》等官书从未记此事，百余年里没有一万也有数千亲阅此诏之大臣文人学士，何以从未记述过这件大事。
清史学者们还提出了两条几乎无可辩驳的“论据”——
一条是，清兵入关后，“反清”活动曾长期存在。若清廷臣僚不敢触及“太后下嫁”这等避讳之事，那些著名的明朝遗臣，如顾炎武、黄羲之、王夫之等一大批人，何不借此“堂堂一国之母后竟下嫁臣王”之事，痛加谴责。
多尔衮死后被焚骨扬灰，顺治帝欲剃发出家等不为官书所载秘闻，均被文人学士僧道等著述纷纷扬扬传播，但却对“太后下嫁”悄无声息？
显然，当时及之后，很长时间内不无此传言。
第二条，当时鸭绿江对岸的朝鲜国，在清朝派有史臣。此时该国仍忠于故明，表面上对清廷不得不颂扬，但“内心”却视满清为夷狄，其国内官书和文人称清为“胡”为“虏”，称明为“大明”。
其所派史臣，对清帝及摄政王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随时报告与国内，且常予贬斥。
比如，顺治九年五月，朝鲜国王孝宗与臣言及清军时说：“予曾见虏人治兵之术：练整军务，惯习兵法，行阵肃然，弓镞劲利”，“胡骑则如烈风骤雨，仓卒不可当矣”。
可是，遍览《朝鲜李朝实录》，丝毫没有任何关于“太后下嫁”的记述。
如此大事，若确实发生，不记载和不予以评论，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前面说到，“孝庄”与多尔衮二人曾“过从甚密”似乎是真的。
乾隆朝著名史学家蒋良骐在其《东华录·卷六》载，顺治八年二月，世祖福临颁诏斥责多尔衮的罪状中，有一条是多尔衮“又亲到皇宫内院”。
朝鲜《孝宗实录》记录此诏时，也有“又亲到皇宫院内”这一罪状。
不过，《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记载此诏时，却删去了这一句话，明显有为尊者讳之意。
有学者认为，多尔衮为何要“又亲到皇宫内院”，且此事被列为其谋逆的罪状之一，但于《实录》中删掉，答案不难得出的，就是其极可能进宫与太后“约会”。
如若仅是他与其他嫔妃来往，《实录》当不必删去此话，甚至可能说他调戏妃嫔。
不能不说，多尔衮素有称帝之心。摄政后，尤其入主中原尊称“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后，权势薰天，完全不把顺治这个“幼君”放在眼里。
此时，若太后丝毫显露出违逆多尔衮的意图，很可能这母子俩就会死于非命了。
才高貌美、聪睿绝顶的孝庄太后绝不可能坐以待毙，而必然然会虚与委蛇、深谋以对。
况且，西部北部游牧民族中，长期存在“父妻子继，兄死娶嫂”的习俗。太后为巩固儿子的帝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采取某种策略，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