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视他为“最可靠的自由盟友”；索罗斯视他为人生导师，并以他的思想，践行投资和政治选择。作为一名奥地利犹太人，他凭着哲学贡献，被伊丽莎白女王授封爵士。他就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波普尔的最伟大之处，不在于这些赞誉与荣耀，而在于，从知识到政治，从理论到实践，从个人到社会，为现代文明的多个特征，找到了一个扎实根基——理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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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要能证伪的

科学革命、思想启蒙以来，理性强大改造世界的能力，让很多人有了世界已经被洞穿的错觉。

在波普尔看来，人类的理性永远有限。 科学的最宝贵之处，根本不在于发现了所谓的“终极真理”，而是提供了一套“疑问-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和研究方法。

他认为，一条所谓的科学理论，必然能够在逻辑或经验上，证明它是错的。在没有证明其错的之前，我们只是姑且接受它，一旦有足够多的证据将其证伪，就要接受新理论。这就是著名的“可证伪理论”。

因此，人类的知识增长和科学进步，不是简单的数量累积，而是新理论不断突破、乃至取代旧理论的过程。

比如牛顿力学对亚里士多德力学的取代，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取代，量子力学在微观领域对爱因斯坦理论的取代，无不如此。

而很多自称“科学”的东西，比如弗洛伊德心理学，宏大叙事的哲学，就像算命一样，只是一些“左右都对”的模糊结论，是不能被证伪的“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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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不确定的

阅读历史，最容易滑向历史主义的深渊。热衷于宏大叙事的人，经常如此。认为人类能够理解“历史的本质”，发现“人类社会的总规律”，并以此预测未来。

波普尔同样从“理性有限”的角度，揭示了其荒谬。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他指出历史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历史是每个人选择、互动的结果。

而“人类只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没有‘事实如此’的历史”。人类对过去的理解，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我们看到的只是光束照亮的那部分。

同样如此，知识的增长对人类的认识有着决定性影响，我们不能用科学理性，来预告未来知识的增长。因此，人类永远不可能预测未来。比如，明天发生的事，我们只有根据明天才获得的信息，才能做出解释。

他进一步警告说，历史主义不仅在知识上不可能，在道德上同样站不住脚，在政治上更贻害无穷。一句“我们知道历史车轮的方向”，顿时让人们丧失了道德责任，将人类矮化成“命运”支配的工具，也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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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要受限制的

一般而言，很多人是从“统治者有可能昏庸残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等视角，要求限制政府权力。

波普尔却独辟蹊径，从“人类理性能力有限”的视角，推导出有限政治。他认为，即使是英明而仁慈的统治者，也会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

例如他无法弄清，政策实施的效果，是否符合最初的意愿；如果权力过于集中，他不容易听到对政策的批评意见，甚至还会下意识地压制、打击异议者，强推其政策。此外，独 裁统治的继承问题，也会引发危机。

所以波普尔说，我们应为最差的统治者做好准备。政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应当统治”，而在于“统治权是否受到制约”；“之所以选择民主，是为了避免独裁，避免不自由，避免不遵法治的统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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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不能整体改造的

哈耶克说，建立人间天堂的企图，带来的往往是人间地狱。波普尔和哈耶克一样，也是站在理性有限、知识不确定的角度，反对计划经济。

波普尔把那些“整体改造社会”的政策，称为“乌托邦工程”。他认为，人类唯一能做的是“零星社会工程”。

比如一种新的税收政策、人寿保险、刑罚改革，一个人开一家新店，预定一张戏票，都是小规模实验。零星社会工程并不奢望所有政策措施，都一贯正确、一步到位，而是允许反复试验，在试错中及时做出调整，工程即使出错，损害也不会很大。

波普尔以裁缝做比喻：乌托邦工程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是主张毁掉重做；而零星社会工程，只是基于已有的材料和款式缝缝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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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要开放的

常见对人类文明的划分，有很多种，如按形态的农耕、游牧、渔猎、工业文明，按阶段的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但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为，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孤独弱小的个体想要生存，需要合作、开放、包容。

所以，人类文明只有两种社会。一种是封闭社会，那是封闭、狭隘、原始、集体本位的部落社会，是一个崇尚巫术与权威的社会。

与之相反的是开放社会，那是一个开放、人道、文明、个人本位的社会，是一个崇尚平等、理性与自由的社会。

人类脱离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就是拥抱文明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