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俄乌战争，让纳粹话题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

和欧洲人不同，大国人对二战的记忆更多的是来自日本军国主义，自身的伤害让大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深恶痛绝。与之相反的是，因为没有受到纳粹德国的直接伤害，大国人中的许多人对纳粹德国非但没有厌恶之心，反而还有些仰慕的情绪在里面，华丽帅气的军服和战争初期德军的赫赫武功，更是让许多人津津乐道。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纳粹在给欧洲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德国带来了沉重打击，相比于盟军对德国的物质摧毁，纳粹本身对德国造成的伤害，影响恐怕更为深远。1934年4月30日，伯恩哈德·鲁斯特被希特勒任命为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长。

鲁斯特是希特勒的老朋友，一度担任过汉诺威党领袖，在1933年2月被任命为普鲁士科学、艺术与教育部长后，他曾夸口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希特勒一直对德国现有的教育体系非常不感冒，当他掌握了德国的权力以后，马上任命自己这位具有狂热纳粹主义思想的老朋友出任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长。在希特勒看来，伯恩哈德·鲁斯特是改造教育领域的最佳人选。希特勒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绝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造就十足强健的体魄。”他强调教育不能仅仅局限在拥挤的课堂里进行，还要在各级青年团体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至于理工类教育，大学只需要招一小部分人就行了。在鲁斯特的领导下，德国所有学校，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大学，很快就开始全面纳粹化。教科书匆匆忙忙的重新编写，想尽办法把纳粹思想揉进去。每个学校的课程表也全都改了，《我的奋斗》被吹捧为“在教育方面绝对正确的指南星”。能够感受到这颗指南星光芒的教师留在了学校，看不到这种新星光的教师则被清除出去。为了加强教师们的思想教育，他们被送到特别学校集中学习纳粹原则与思想，其中学习的重点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担任教职的人，都必须加纳粹教师协会，这个协会根据法律有“责任按照纳粹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1937年纳粹德国《公务员法案》规定，教师必须是“纳粹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并且准备“随时无保留地保卫国家”。所有教师，都必须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凡是没有在冲锋队、劳动服役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服务过的人，一律退出中小学教师队伍，连幼师都要如此。大学教师也一样，如果想在大学里任教，必须先在观察营里待上六个星期，他们的见解和性格由纳粹专家加以研究并报告给教育部，教育部根据申请者的政治“可靠性”发给教书凭证。不可靠的直接踢出去去。为了强调德国的优越性，纳粹种族理论也被引入教学中，所有自然科学必须冠以“德国”的前缀，即所谓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等等，纳粹理论被普遍运用到了纯粹的科学之中。在纳粹的改造之下，德国多年以来一直非常杰出的自然科学教学迅速退化了。一些著名的教授如爱因斯坦、弗兰克、哈贝尔、维尔施泰特和瓦尔堡等人，或是被解雇或是被迫提前退休。

还在任教的人中，则开始运用纳粹理论来讲授自然科学，其中不乏有各领域著名的人物。这些纳粹科学家的妄幻之深，已经到了连外行人看来都难以置信的地步，海德堡大学教授菲利普·莱纳德是德国较有学识、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科学家之一，他曾公开宣称“科学并不是国际性的”，”科学像别的每一项人类所创造的东西一样，“是具有种族性的和以血统为条件的。”莱纳德多少还要点脸面，德国国家物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约翰内斯·施塔克教授的说法可谓是厚颜无耻，他说“不难发现，物理学研究的奠基者们，从伽利略到牛顿的伟大发明家一直到我们时代的物理学前驱们，差不多都是雅利安人，其中主要是属于北欧种族”。德累斯顿物理研究所所长鲁道夫·托马希克认为，“现代物理学是犹太人用来毁灭北欧科学的一种工具……纯正的物理学是德国精神的产物……事实上，整个欧洲的科学是雅利安民族的成果，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德国思想的成果。”为了迎合纳粹理论，或者说自己本身就是纳粹分子，纳粹德国的大学教授们盲目地支持纳粹主义思想，把讲堂变成了培养纳粹主义的温床。按纳粹官方数字，在希特勒上台的前五年，解雇的教授和讲师达到2800人，约占全部人数的四分之一，许多德国学术界的知名人士逃往国外，先是取道到瑞士、荷兰和英国，最后到达美国。纳粹德国为这种错误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经过了六年的纳粹化以后，纳粹德国大学生的数目减少了一半以上，从127920人减少到58325人。为德国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各理工学院入学人数减少得更多，从20474人减少到9554人，学术水平更是直线大为下降。到1937年时，不仅科学和工程界缺乏青年，他们的技术水平也下降了，在战争爆发后，技术人员数量和能力的同步下降，直接导致了纳粹德国生产技术水平的下降。后来的结果表明，纳粹德国的损失对于他的对手来说是相当有益的，特别是在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竞赛上，从德国出走的科学家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美国能够顺利制造出原子弹，多亏两个由于种族关系而被驱逐出来的人：一个是来自德国的爱因斯坦，另一个是来自意大利的费米。1933年5月27日，二十世纪最伟大哲学家之一的马丁·海德格尔教授，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讲话时，发表了著名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演讲。

在这场使他终身蒙羞并在以后为之付出代价的演讲中，海德格尔热情洋溢地赞美希特勒为未来德国的真理和法律，并称希特勒掌权为“伟大庄严的破晓”。到19世纪30年代时，德国大学拥有最高水准的教学和研究，许多大学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在经历了纳粹的摧残以后，德国大学直到今天再也没有达到它们曾经达到的高度，而那些接纳了德国教授的美国大学，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德格尔所说的“伟大庄严的破晓”并没有错，只是这个破晓是世界的破晓，而非德国的破晓。纳粹教训在于，谁推走了世界，谁就将自绝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