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红楼”曾是赖昌星用来走私和行贿的地方,金碧辉煌的红楼却是暗藏龌龊之地,多年过去,赖昌星仍然难以走出监狱大门,可他的“接任者”们却也是前赴后继。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有一个名为赵富强的黑老大同样搞起了赖昌星的老路子,他这个人也算“人如其名”,很“富”也很“强”。
小裁缝“闯荡”上海滩
“70后”的赵富强出生于江苏泰兴,家人希望他能靠着读书出人头地,可他却不是个读书的料,勉强混完初中后就外出闯荡了。
为了能有在社会立足的一技之长,他去学了裁缝。
此后近10年,他都立身于裁缝行业,由于技术确实还可以,生意也从江苏一路做到了上海。
新世纪之初,上海也凭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成功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不少商人一夜暴富的故事也渐渐冲昏了赵富强的头脑,靠着针线活缝缝补补很难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明明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可赵富强却活得非常痛苦。
“不想当老板的裁缝不是好裁缝。”
他能够赚钱确实是因为他足够“狠”,相比于其他依靠暴力发家再去控制涉及黄赌毒的娱乐行业的黑老大们,赵富强属实与众不同:他靠他自己投身于涉黄行业来赚取第一桶金。
最为离谱的是,他手下的第一个“小姐”,竟然是他自己的妻子。
第一单生意做完后,他就发现靠着这条路挣钱速度实在太快了,妻子躺在那几十分钟,就够他手中忙碌很久,从此他就盯上了这个暴利行业。
为了“走量”,他必须得为自己扩充人手,于是便把目光瞄准了那些只身来到大城市打工的农村姑娘。
很多因找工作而被骗来的姑娘不愿从事这个行业,赵富强则动用了“三板斧”:劝说、拍照威胁和殴打。
当姑娘的数量规模扩大后,他立即去寻找了门面房,开始了皮肉生意,且把生意越做越大;那些受害人不仅要忍受“客人”们的折磨,面对赵富强本人的凌辱时更是不敢反抗,先后有5名被害人遭到了赵富强的奸淫。
待到手上有了初步资金,他便想着再去做一些其他来钱快的事情,由自己租赁门店的事情上有了很多启发。
从2004年开始,他介入商铺租赁行业,先后注册了多家公司伙同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不断扩充组织成员,以此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
积累了巨款后,他的一些小偷小摸的劣行仍然没有改变,那就如同他的本性那般;离谱的是,他还指使他人盗窃了其他公司的财物,价值约为7.9万。
门店扩张、皮肉生意在上海遍地开花对赵富强而言是“打江山”的过程,生意做得这么久,他也很清楚一个道理:想要把生意持续下去,就一定得做到“上面有人”。
位于杨浦区许昌路632号的创富大厦,就是他的秘密基地,人称“小红楼”。
跟当年赖昌星在厦门搞的那个红楼比起来,他这个完全是小巫见大巫,问题是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只要抓住了为官者的把柄,就可以迫使对方心甘情愿为自己服务。
“红楼”的建造目的就是为了彰显差异性,这在哪里都一样。
若是单纯搞一个金碧辉煌的娱乐场所,那些达官显贵自然是不会堂而皇之光顾的,他们做苟且之事最重要的需求是“隐蔽”,只有他们能来,其他人都进不来才行。
当时上海已经有了很多高档娱乐场所,赵富强另辟蹊径,把“小红楼”装点成乡村外装风格,颇有些“大隐隐于市”的感觉,这就导致很多在楼附近住了几十年的居民都不知道楼内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座6层的小楼,一楼有个普通的电梯口,外面连个摄像头都没有,没有门卡或者密码是无法乘坐电梯上去的。
5楼才是客房所在楼层,这里有几间面积较大的客房,可装修标准仍然只是经济型酒店的水平,后来有几年这里还以“旅店”作为掩饰。
6楼才是最为夸张的,这里的天花板都是鎏金装饰,到处都用浅色大理石和黑色花岗石包裹,房间都是没有编号的,也没有房间名。
“1号套房”阳台落地窗时常处于关闭状态,奢侈的天花板与吊顶将房内外隔成了两个世界,内部设置的卫生间都有顶级泡澡区,搭配共同营造出了“皇宫”的氛围。
而这样的房间在6层一共有6套,也很难搞清楚最初消防验收是如何通过的;而整个6层都没有任何摄像头,充分保障了“客人”的隐私性。
7层才是姑娘们的美妆间,这里同时能够容纳7个人化妆。
“小红楼”修建完成后,赵富强便开始物色起了姑娘。
以前靠骗涉世未深的农村姑娘那条路在“小红楼”中是行不通的,这些姑娘不一定会得到青睐,这样一来事情就办不好,很快他就灵机一动:还有另一类涉世未深的群体,她们的姿色要好很多,那便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赵富强注册了空壳公司,专门招聘刚毕业不久找工作的学生,一旦进入“小红楼”就是狼入虎口。
他会通过各种办法诱骗看上的女人留下来,若是不从者就会拍下裸照相威胁,那时大部分人都还不敢反抗,只好同意留下来。
只要被赵富强盯上了,就很难再离开这座“小红楼”了。
被围猎的官员
一切准备就绪后,赵富强就开始寻找能够帮助到他的“保护伞”。
那些被他盯上的高级干部大多会进入“小红楼”内春宵一刻,随后就会被他彻底腐蚀;对于赵富强请客吃饭、行贿等,这些官员更是来者不拒。
主要为他充当“保护伞”的人有两人,一人为上海杨浦区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卢焱;另一人为杨浦区人民法院原院长任湧飞。
这两个人的存在,使得赵富强的违法犯罪活动能在上海这片富饶土地上延续十几年。
当中央已经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卢焱仍然没有收手,他还为赵富强打听过案情。
在2018年初,被困在“小红楼”内很久的女孩小崔找到了一个机会逃离,这使得赵富强非常着急,他为了能把小崔找回来,四处传播小崔的裸照,妄图用这种办法逼迫她早点现身。
“小红楼”内的生涯使得她很清楚赵富强绝非等闲之辈,来到这里的“客人”不少都是手握重权之人,想要把赵富强扳倒,就得去想其他办法。
相比于绝大多数女孩的妥协,小崔决定“鱼死网破”,她手里掌握着很多在“小红楼”内出现过的官员、国企干部甚至是警务人员,这对赵富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她在逃出去的当年就向上海市委第一次反映了这件事,2019年则又向杨浦区报案。
杨浦区非常重视小崔提供的案情,当地公安分局也已经对赵富强涉黑涉恶案件立案,掌握到一些信息的卢焱就赶忙为赵富强通风报信。
2019年5月15日,卢焱甚至把赵富强直接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两人那天谈论了很多事情,最主要的就是劝说卢焱赶紧离开上海。
赵富强知道这次要动真格了,就赶忙离开上海返回泰兴老家,不过第二天就被抓了。
随着赵富强落网,“保护伞”的名单也彻底清晰起来。
任湧飞也在赵富强“飞黄腾达”的几年中为他提供过很多帮助,不过任湧飞的腐败之路并不是从赵富强开始,他早在2003年就开始贪污受贿,截至2019年他的总贪污数额为250万。
任湧飞主要帮助赵富强去搞了另一门生意:非法转移资金。
那些年,赵富强还整了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靠着该公司非法转移巨额房屋租金,并故意侵占国有资产,具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特点;2018年他这个方面的生意就有些做不动了,可任湧飞却利用手上的职务为赵富强的物业公司在终结破产程序等方面提供帮助,使得这个违法的公司能够存续下来。
之所以逃出来的受害者小崔会如此害怕,缓了很久才向公安局报案,是因为她还清楚除了任湧飞之流外,还有公安系统的人已经被赵富强收买。
这其中,就包括上海市公安局殷行路原派出所所长胡程浩、长白新村派出所原副所长孙震东。
2020年12月30日,赵富强等38名被告的二审结果出炉,赵富强本人被判处死缓且限制减刑,其余人则从2年6个月到20年不等。
该涉黑团伙最主要的“保护伞”当中,卢焱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任湧飞获刑7年6个月,两个派出所的正副所长也被分别判处4年和1年6个月。
根据法院的审理信息,从2007至案发,赵富强向9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总额为200万人民币。
而“小红楼”中的翻云覆雨,则是他行贿的另一种手段。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这起案子带给人的震惊程度绝对不小,谁都没有想到,对法律概念如此重视的上海竟然暗藏了如此大的一块污垢。
“小红楼”附近哈游很多小吃店,可当赵富强被逮捕后,有记者前来此处,很多人还压根不知道这里过去的故事,一位在这里租摊的摊主则表示:“我们的房东老板已经被抓了好几个月了。”
过去赵富强的妻子还曾在这里开过舞蹈工作室,“小红楼”4层办公室内曾被搜出过一份“表演艺术培训名单”,名单中一位受训者的名字与“小姐房”内的一个工作吊牌卡片名单相同。
记者结合蛛丝马迹的线索也发现,赵富强这些年来确实存在“转型”的过程,他的生意已经在向实体经济靠拢,旗下“汇吃汇喝”品牌已经在上海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大量资产已经在向泰兴老家转移,还有生意开到了北京海淀区。
他一共在17家公司内有投资或者担任过高管、法人代表,且妻子已经完全退出了他的经营范围;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他正在给自己留后路。
若不是一个女孩的逃跑掀起了一场“风暴”,赵富强这个人的阴险狡诈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若真的“全身而退”,那就更是个“恐怖故事”了。
参考资料
1.探秘上海“红楼” 中国经营报
2.判了!上海“黑老大”被限制减刑,区政法委书记曾为其通风报信 青瞳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