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2年11月份，吴学谦接掌了外交部部长的职位。到了第二年1月，黄桂芳接到命令，从外交部新闻司转岗，成为吴学谦的秘书。打那以后，黄桂芳跟在吴学谦身边，一干就是八年。时间一晃，到了1991年初，他被安排离开了吴学谦身边。
黄桂芳要走的那天，吴学谦喊他到跟前，好好交代了一番。吴老的意思是，让他去前线锻炼锻炼，这对将来的仕途大有裨益。从那以后，黄桂芳每次休假，都会去找吴老，说说心里话，聊聊工作进展。
六年后，吴学谦打算搞个特别的基金会，他还特地邀请黄桂芳，说等退休了就能一起来干。黄桂芳听到吴老的这打算，心里头真是感激得不得了。
【黄桂芳被调到吴学谦身边当秘书】
黄桂芳成为吴学谦的秘书后，头一桩任务就是到机场去迎接他。时间是在1983年1月份的一个日子，地点是首都机场。那天，黄桂芳第一次见到出国访问回来的吴学谦。黄桂芳简单做了下自我介绍，吴学谦就主动伸出手来说：“有人跟我提起过你，明天咱们在办公室见。”说起来，吴学谦从中联部调到外交部时，身边就只有一个司机，没带上秘书这些随行人员。
第二天早上，吴学谦喊来了黄桂芳，直接问他对于在这里工作的想法咋样。黄桂芳实话实说，他以前从没做过秘书这活儿，心里头有点打鼓，怕自己做不到位。吴学谦听了，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咧嘴笑道：“其实啊，我之前也没当过外交部部长呢。别担心，咱们一起慢慢摸索，适应适应！”就这么着，黄桂芳正式成为了吴学谦的得力助手，当上了他的秘书。
黄桂芳一来，就琢磨起吴学谦的背景来了。吴学谦嘛，1921年12月在上海呱呱坠地。他小时候念的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外文专业。从1938年开始，吴学谦就在上海地下党的指挥下，搞起了学生活动。到了第二年5月，吴学谦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44年以后，吴学谦开始在上海地下党的学生运动委员会里担任要职，从委员一路做到了副书记、书记。在解放军还没渡江那会儿，吴学谦就带着头领导上海的学生们跟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等解放军渡江过来了，他又领着学生们加入了党的一个秘密组织，就是上海市纠察总部，也就是咱们说的人民保安队。他们跟解放军紧密合作，提供敌人的情报，搜寻剩下的敌军，还保护工厂、学校这些重要地方，干了不少实事。
1949年以后，吴学谦就开始在上海共青团工委担任秘书长一职。到了1958年，他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做了五处的处长。时间一晃到了1978年，吴学谦升为中联部的第一副部长。又过了几年，到了1982年，他转任外交部副部长。
1988年春天，4月份的时候，吴学谦接到了一个新任务，他成了国务院的副总理。除了这个，他还有个头衔，那就是“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里的二把手。转眼到了年底，12月31日那天，人民大会堂里办了个大会，是为了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0周年。吴学谦不仅要到场，还得上去说几句。还有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得提一提。
那天，吴学谦正打算去参加会议，结果在办公室里突然变得脸色惨白，开始又吐又拉。旁边的工作人员见状，立刻给北京医院打了急救电话。医生在电话里一听情况，就催着赶紧把吴学谦送医院抢救。但吴学谦却倔强得很，非要先去大会堂把会开了再说。
大伙心里都明白这次活动有多关键，吴老的决定他们也改不了，所以就赶紧把吴老送到了会场。吴学谦硬撑着，把话讲完。会议一结束，大家连推带劝，吴学谦这才去了医院。医生一检查，立马就火了。说要是再晚点来，情况可就麻烦了。就这样，吴学谦住了院，但在医院里，他心里还惦记着工作的事儿呢。
这样的场面，黄桂芳已经历过多次。吴老在工作时的认真负责、细致入微，让黄桂芳心里头记得牢牢的。
【黄桂芳要调离，吴学谦嘱咐他到第一线好好干】
黄桂芳觉得，吴学谦身上带着老一辈革命家那种“过日子节俭”的好习惯。1986年，吴学谦一家住进了中联部的宿舍楼，从那以后就一直住在那儿，没搬过家。这些年里，吴学谦的儿子不止一次跟老爸提议，说把家里装修装修吧，住得能舒服点儿。但吴学谦一直没答应，主要是他不想花国家的钱。吴学谦走了以后，好多亲朋好友都到他家里来吊唁。他们一看，吴老家的房子跟普通老百姓家的没啥区别，甚至还要更简单朴素。
黄桂芳回想起来，吴老在外任职那会儿，对生活真是没啥讲究。穿衣这块儿，更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夏天的时候，他就爱穿那套由50年代在团中央穿过的旧衣服改成的西装，样式老旧得很，连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衣服都比他的新潮呢！
1985年那会儿，黄桂芳跟着吴学谦跑到纽约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结果行李在托运的时候竟然不见了。黄桂芳火急火燎地去找航空公司问情况，没过多久人家就给答复了。说是托运的时候皮箱子给撑开了，工作人员瞅了一眼，里面就两件旧衣裳，没啥值钱的玩意儿，所以就没那么着急给送过去。黄桂芳一听这话，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黄桂芳当上了吴学谦的秘书后，从吴老那里收获了不少东西。特别是吴老干工作时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让她印象深刻。
黄桂芳提到过，吴学谦在撰写文章时，总是会把材料反复核对，仔细斟酌。他之前写的那篇《解放前夜的上海学生运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被看作是极为宝贵、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时间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吴学谦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出一些关于非洲的简明书籍”，便着手创办了一个亚非研究所。他带着所里的同事一起，编纂了《非洲手册》这本书。这本书内容全面详细，特别有实用价值。据说，周总理对这本书非常喜欢，他访问非洲的10个国家时，都随身带着它。
搞定外交文件时，吴学谦那可是相当小心。他会拉上黄桂芳这些秘书，从头到尾，连个小标点都不放过，都得细细琢磨琢磨。吴学谦曾对黄桂芳讲过，干咱们这行，“仔细”俩字得刻心里，稿子别怕改动，多改改才能更到位。
说起来，吴学谦能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说话头头是道，全靠他私下里下的苦功。黄桂芳说，吴老每天一到单位，头一件事准是拿起最新的报纸看起来。他这么做，是想让部里、司里的领导早点知道头天晚上国际上都发生了啥大事。所以，吴老一到岗，立马就把夜里值班的新闻司同事找来，让他们去会议室做个情况汇报。趁着这空档，吴老当场就琢磨起事儿来，给人分配任务。
之后，新闻司里的一些老员工，聊起往昔，都还能感受到当时汇报工作时心里头那股子紧绷劲儿。说起来，那段经历对他们的能力成长，真的是帮助不小。
黄桂芳讲，吴老外出公差时，老爱随身带着个收音机。他习惯在吃早饭的时候，边听边吃，了解新闻。吴老曾告诉他，要想有的放矢，就得知道世界上的最新消息，做到知己知彼。要是什么都不懂，那可就要闹笑话了。吴老还提倡部门的同事多做调研，多去参加些国际会议，好从中学习进步。
1986年的时候，吴学谦特别看好一篇文章，名叫《得让“雄鸡”在尼日利亚火起来》。这文章虽然不长，但说得挺在点上，标题也挺吸引人。它主要就是讲，“雄鸡牌”蚊香不光能驱蚊，还能帮咱们中国企业赚钱，这块老市场可不能让外国企业给占了！
1988年春天4月份，吴学谦也开始负责旅游方面的事儿。那会儿，他搞了些调查，然后想着咱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头一回提出来得好好搞搞旅游业的软件建设，让服务质量更上一层楼。
1991年刚开始没多久，黄桂芳就收到了要离开吴老身边的消息。在走之前，吴老特意把他叫过去，跟他说到新岗位上在外交前线得好好努力。吴老很认真地对黄桂芳讲：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跟过去比起来，咱们现在要想知道啥消息，媒体啊、各种渠道都能立马给咱送来。不过呢，就算是这样方便，咱们还是得紧跟国际、地区的形势，得下苦功夫去做调研，这种实实在在的工作态度，绝对不能丢！
黄桂芳把这事儿深深记在了心里。从那以后，他在国外的使馆一待就是快十年。后来有一次，他去看望吴老，吴老提到自己正打算创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还让黄桂芳多留意，等以后回国了可以加入这个领域的工作。
2000年6月份，黄桂芳结束工作，立马就加入了那个基金会。
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讲我心中的老上司吴学谦的故事，另一本则是简述吴学谦生平的传记。从书里，我了解到很多关于吴学谦的事情。他作为我的老领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些日子里，他如何带领我们前进，怎样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都让我历历在目。而那本传记呢，更是详细地记录了他的一生。从年轻时的奋斗，到后来的成就，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他的智慧和努力。他如何面对困难，怎样抓住机遇，都让我深感敬佩。总的来说，这两本书都让我更加了解了吴学谦这个人。他的品质、他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虽然时光流转，但他的故事和精神，却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