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元二年二月十五日戊辰（前87年3月30日），一代雄主汉武帝驾崩后的第二天，太子刘弗陵（前94年3月16日——前74年6月2日）在霍光等辅政大臣的拥戴下登基称帝，刘弗陵就是西汉的第8位皇帝——汉昭帝。登基后的汉昭帝支持霍光对汉武帝晚年的危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延续大汉盛世，开创昭宣中兴做出了突出贡献。那么，汉昭帝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拯救汉武帝晚年的危机呢？

汉世宗孝武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一统帝王，他的文治武功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他在位期间变无为为有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外儒内法而济之以道的治国方针，以公羊学大复仇观念为理论依据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扩大了汉朝的影响力和疆土，让这个国号成为一个民族千秋的名字，用实力打出来了著名的汉武盛世。然而，在刘彻统治的晚年，大汉帝国却发生了一系列差点让帝国国运中断的“盛世危机”。

政局危机

奸佞江充搞巫蛊之祸，朝廷上下乌烟瘴气，首都长安冤狱不断。太子刘据被迫起兵杀掉江充，最后与其母亲，当朝皇后卫子夫一起成为汉武帝晚年荒唐政治的牺牲品。刘据丧命后，其全家老小几乎被诛杀殆尽，唯一的幸存者，刘据的孙子，后来登基的汉宣帝刘询被关进监狱，差点丧命。

刘据

太子刘据深得人心，太子遇难，国本动摇，汉帝国面临着建国以来严重的政治危机。

汉武帝后期的经济社会危机

《汉书・西域传》就记载，武帝后期“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连年的战争和徭役让国内劳动力数量减少，沉重的赋税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这也是其被称为“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原因。汉武帝实施的向商人等财产税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豪强地主，维持了国家战时经济的运转，但这一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濒临破产。从天汉二年（前99年）开始，汉帝国国内爆发了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多则数千人，少则数百人，尽管武帝后期的起义没能形成星火燎原之势，直接危机帝国统治，但起义的爆发的确给汉武帝敲响了警钟。

汉武帝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一系列社会危机爆发后，武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征和四年（前89年）颁布《轮台罪己诏》，调整国家战略，重新实施文景之治时期的休养生息国策。然而，《轮台罪己诏》颁布没过两年，很多新政策还没有推开实施，刘彻就与世长辞了。刘彻将中兴汉帝国兴盛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年仅8岁的太子刘弗陵。

汉昭帝登基后，重用霍光延续武帝晚年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的休养生息国策。具体说来，汉昭帝采取了以下政策，尽全力挽救汉武帝晚年危机对帝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让汉武帝时期的“西汉盛世”延续下去。

粉碎政变，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汉昭帝8岁登基，其兄长，汉武帝的第三子燕王刘旦不服。刘旦暗中勾结中山哀王的儿子刘长，齐孝王的孙子刘泽等宗室子孙，欲起兵政变推翻刘弗陵。在此期间，刘旦召集亡命之徒组建政变部队，从民间收集金属打造兵器，专门等待合适的政变时机。“旦遂招来郡国奸人，赋敛铜铁作甲兵，数阅其车骑材官卒，建旌旗鼓车，旄头先驱，郎中侍从者着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旦从相、中尉以下，勒车骑，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须期日。”燕王手下的大臣韩义曾劝阻刘旦政变，刘旦杀掉了韩义等劝阻他的大臣，“郎中韩义等数谏旦，旦杀义等凡十五人。”一场推翻刘弗陵的阴谋箭在弦上。

始元元年（前86年）八月，宗室子孙刘成向隽不疑告发刘旦的政变阴谋。隽不疑派人将刘旦政变的党羽擒获，汉昭帝得知此事后，将政变党羽刘长、刘泽等人逮捕入狱，最后正法。“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桀谋反，欲先杀青州刺史。不疑发觉，收捕，皆伏其辜。擢为京兆尹，赐钱百万。”刚登基不久的刘弗陵在朝臣的支持下粉碎了政变阴谋，确保了朝廷稳定，保证了汉昭帝时期各项政策的顺利实施。

刘弗陵

整顿吏治，重用贤臣

汉昭帝登基延续了汉武帝时期相对合理的法家治国之策，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维护帝国统治稳定。在稳定政治的同时，汉昭帝还在霍光的支持下连续4次察举贤良之臣，任用著名政治家杨敞为宰相，隽不疑为京兆尹（首都司法官员），隽不疑为民做主，为冤假错案平反，其工作能力得到了汉昭帝和霍光的认可。

正是汉昭帝整顿吏治，重用贤臣的举动，使得汉武帝后期的社会危机得到初步缓和，因汉武帝连年征战引发的财力空虚逐步恢复，为昭宣中兴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召开盐铁会议，转变国家经济政策走向

汉武帝时期，国家实施“盐铁官营”“平准法”“均输法”等战时经济政策，为打败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时间一长，战时经济政策的弊端也显露出来。具体说来，战时经济政策将财富集中于朝廷官僚等大地主手里，导致中小地主和商人大量破产，这是汉武帝后期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汉昭帝登基后，著名经济学家桑弘羊仍然支持朝廷采取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均输法、平准法等战时经济政策，加强朝廷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桑弘羊的主张和奉行汉武帝晚年《轮台罪己诏》休养生息精神的霍光背道而驰，两人就朝廷采用何种经济政策治理国家发生激烈争吵。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战时经济政策的弊端，进而在政治上打击桑弘羊，霍光在汉昭帝的支持下酝酿盐铁会议，讨论国家的经济走向。

会议从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一直召开到七月。桑弘羊和来自民间的儒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桑弘羊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加强中央集权，大力压制豪强，农商并举的政策没有问题，汉昭帝时期必须坚持武帝执政时期的既定国策。而来自民间的儒生等“贤良文学”则揭露盐铁官营政策的弊端，甚至否定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民间儒生认为，盐铁官营之策就是与民争利，剥削百姓。而均输法采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策略，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平准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了官府囤积居奇的弊端。

桑弘羊

在治国思想上，桑弘羊坚决主张以严刑峻法治国，而民间儒生主张以德教化的儒家思想。在对外关系上，桑弘羊主张反击侵略，以战争手段解决匈奴问题。而民间儒生主张恢复和亲。

经过5个月的激烈争论，汉昭帝采取了相对折衷的扭转国家经济走向。

一方面，从主流方向看，霍光在汉昭帝的支持下坚持了汉武帝时期《轮台罪己诏》的精神，执行文景之治时期的“休养生息”国策，缓和社会矛盾。这些政策有：免除部分沉重的赋税、徭役，将种子贷款给农民耕种，将公田给农民耕种，这些政策符合民间儒生提出的“以德治国”的主张。另一方面，对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战时经济政策”中部分合理的政策，比如平准法、打压豪强等政策在汉昭帝一朝继续实施，但汉昭帝通过取消盐铁专卖、取消盐官铁官等做法，逐步缩小消除了汉武帝时期“国营战时经济政策”的负面影响。

在军事和对外关系上，汉昭帝实施防御性对外战略

一方面，汉昭帝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的考虑停止对匈奴的对外用兵，恢复和亲。另一方面，汉昭帝采取积极的防御战略抗击匈奴和北方邻国乌桓的侵略。比如，后元二年（前87年）冬天，匈奴派兵入侵北方国境，朝廷派出左将军上官桀巡视边疆。乌桓威胁日益增加后，汉昭帝于始元二年（前85年）派出范明友率领汉军出击乌桓，歼灭乌桓军队6000多人，得胜而归。元凤六年（前75年），汉昭帝又派出范明友打退乌桓进攻，并在今天的甘肃兰州设立金城郡，巩固北方国防。“本始二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犯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明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复出兵。”西域国龟兹和楼兰联合匈奴杀掉汉朝使者，汉昭帝派出傅介子来到西域斩杀匈奴使者，“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轻将勇敢士，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既至楼兰，诈其王欲赐之，王喜，与介子饮，醉，将其王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介子遂斩王尝归首，驰传诣阙，悬首北阙下。封介子为义阳侯。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至元凤中，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介子至楼兰，责其王教匈奴遮杀汉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王谢服，言：‘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介子至龟兹，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还奏事，诏拜介子为中郎，迁平乐监。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覆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大将军曰：‘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该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遂持王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诏曰：‘楼兰王安归尝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辈，及安息、大宛使，盗取节印献物，甚逆天理。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北阙，以直报怨，不烦师众。其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士刺王者皆补侍郎。’”维护西域稳定。

汉昭帝扩大太学影响力

太学是汉武帝建立的机构，影响力有限。汉昭帝扩大太学，改变了官僚子弟垄断官场的局面，一批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进入朝廷，为朝廷带来了新鲜血液。

君臣互信，共同治国

君臣互信是国家长治久安走向盛世的重要保证，汉昭帝做到了君臣互信。始元六年（前81年），燕王刘旦诬告霍光：“昔秦据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轻弱骨肉，显重异族，废道任刑，无恩宗室。其后尉佗入南夷，陈涉呼楚泽，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焉。高皇帝览踪迹，观得失，见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规土连城，布王子孙，是以支叶扶疏，异姓不得间也。今陛下承明继成，委任公卿，群臣连与成朋，非毁宗室，肤受之诉，日骋于廷，恶吏废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闻武帝使中郎将苏武使匈奴，见留二十年不降，还亶为典属国。今大将军长史敞无劳，为搜粟都尉。又将军都郎羽林，道上移跸，太官先置。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之变。”

刘弗陵

刘旦的诬告是为自己的政变做舆论支持。年仅14岁的汉昭帝识破了刘旦的谎言。最终，在刘弗陵和霍光的联手努力下，刘旦的第二次政变被粉碎了。第一次政变，刘弗陵出于兄弟亲情原谅了刘旦。但第二次政变，忍无可忍的刘弗陵下诏斥责刘旦：“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诸吕阴谋大逆，刘氏不绝若发，赖绛侯等诛讨贼乱，尊立孝文，以安宗庙，非以中外有人，表里相应故邪？樊、郦、曹、灌，携剑推锋，从高皇帝垦灾除害，耘锄海内，当此之时，头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赏不过封侯。今宗室子孙曾无暴衣露冠之劳，裂地而王之，分财而赐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今王骨肉至亲，敌吾一体，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亲其所疏，疏其所亲，有逆悖之心，无忠爱之义。如使古人有知，当何面目复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刘旦畏罪自杀。

刘弗陵和霍光联手粉碎刘旦第二次政变的行动，又一次确保了政局的稳定。刘弗陵信任霍光，不听谗言的做法，显示出刘弗陵高超的政治智慧。

通过刘弗陵的努力，西汉终于摆脱了汉武帝晚年的危机，刘弗陵的一系列治国之策为西汉国力在汉宣帝时期达到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