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商鞅变法的本质是打破世卿世禄的传统，以秦国所有的人口为基数进行大面积筛选，将军政层面的精英都筛选出来引入帝国庙堂，为开拓战略服务。由于商鞅将这套方法论制度化，所以秦国生产精英就成为了一种常态化，最终实现了蚕食关东六国一统天下的战略目标。
实事求是地说，春秋战国之世，各国国君为了应对大争之世的竞争，其实都找到了破局之法，那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引入优质人才主持变法以图强。
魏国就是典型，文侯通过重用李悝进行变法使魏国成为了战国首强，频频对列国进行武力输出。接着，吴起又被引入，进一步将魏国带入一个新的高度。
但魏国的强盛却属于典型的昙花一现，原因就是，魏国对精英也是短期持有。
魏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极易“生产”出优质人才，这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但魏国也是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最具体的表现是：
本国的人才无法留住，大量外流，比如商鞅、张仪、范雎等；外来人才无法生存，没有安全感，最典型的就是吴起出走；想真正为魏国干事的却受到各种猜忌、排挤，最典型的就是信陵君魏无忌的个人悲剧。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魏国没有设计出一套持续生产优质人才并使人才各尽其能的机制。也就是说，魏国是将希望寄托在部分个体身上，没有长久的战略考虑。当这些个体去世或者流失之后，魏国在旧势力的压力下又会恢复世卿世禄的旧制，人才停止更新，再也不会有真正的精英被引入庙堂。
最典型的就是商鞅。商鞅曾经长期呆在魏国，但却是路人甲的存在，而公叔痤在明知商鞅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情况下却不向魏王推荐，就是怕商鞅代替了自己，使自己的利益受损。只有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功名对其已经没有意义的情况下他才向魏王推荐了商鞅。
当然，魏王此时对公叔痤的定义是，老丞相老糊涂了，胡言乱语。
这也不怪魏王，按照常理，如果商鞅真是个人才的话那你公叔痤为什么之前就没有发现呢。
呵呵，人心呀。
当魏国庙堂成为一潭死水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上层躺平，下层摆烂，魏国的国力江河日下，然后被秦国反超，各种打击。
由于在魏国没有出路，商鞅就去了秦国，秦国苦于没有人才当然对商鞅这样的大才是热烈欢迎，商鞅很幸运地在秦国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主持变法。
本质来说，商鞅其实并没有多少原创性的东西，而是将李悝变法的方案在秦国进行了复制。这个世界不管是技术、思想还是学术，其实都是后人对前人成果的引用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加以升级，没有什么跳跃式的发展。
所以，在变法这件事上我们也不能过度神话商鞅，他也不过是拿着前人的经验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了新的东西。商鞅总结出的新的东西就是将引入、生产人才这件事制度化。
没错，就是二十等军功爵制。
大家对二十等军功爵的理解是，这是一种激励机制，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筛选机制。本质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缺乏人才，缺的其实是发现人才的眼睛、机制，而二十等军功爵就是在秦国本土发掘人才的机制。
二十等军功爵没有年龄限制、没有籍贯限制、没有阶层限制，以全体在秦国本土生活、工作、经商的人为基数在里边筛选人才。
秦法规定，凡是在战场上斩获一个敌军甲士的首级，就可获得一级爵位——公士，所对应的物质奖励是：一套房子、一顷地和一个仆人。
甲士是敌军的精锐，因为，铠甲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奢侈品，能身着铠甲的将士肯定是对方的精锐，如果秦军以对方的甲士为目标，那么秦军赢得战争的几率将会更大。
想想，如果只是按首级计算，那秦军完全可以以敌军的老弱为目标，这样肯定会大大降低战争的效率。商鞅的设计可谓毒辣。
当然，商鞅通过制度也将秦军中真正的精英筛选了出来，因为，能够斩杀对方的甲士，那么其不论是在武功还是勇气层面都是高质量的。
也就是说，二十等军功爵为秦国筛选出了大量军事精英，司马错、白起、王翦、王龁、李信、蒙恬等将帅都是这样被筛选出来的。
图源/剧照
当这些精英成为秦国军政的主力之后，那么秦国的人才结构不仅能够得到及时更新，秦国社会更有活力和创造性，秦国在军政、生产领域的效率也会更高。
更重要的是，当司马错、白起等这些基层精英走上高位之后也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倒逼着秦军苦练基本功，争取成为下一个司马错。
秦国不用主动练兵，二十等军功爵不仅是为秦国筛选人才，更是在为秦国练兵。
为了避免秦军为了军功争抢首级自相残杀的事发生，秦法规定：五人为一伍，伍里只要有一人阵亡，其他四人就都要接受相应的惩罚。
这就保证了秦军在战场上不仅会奋勇杀敌，而且会尽最大能力保护战友，在赢得战争的同时还能大大减少伤亡。
如果“伍”中的一人阵亡，那么避免受到惩罚的唯一办法就是：其余四人只要每人斩杀敌军一员就可免罪。
秦军为了避免受到惩罚自然会奋勇杀敌。不得不说，商鞅对于奖惩的设计都达到了极限状态。
这样就导致，秦军在战场上即使遭遇不利，出现了大面积的伤亡，但军队完全不会崩溃，甚至斗志会更加旺盛的现象。
当然，秦国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随着开拓战略的不断深入，立功的人越来越多，秦国的兑现能力自然会减弱。对于此，商鞅也有对应的制度，规定：已经拿到爵位的人如果在战场上没有斩获，政府会在战后对其爵位进行降级。
如此就保证了精英根本不可能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为了保住爵位，为了继续上升，秦军必须保证其战斗激情始终在线。如此，秦国根本就不用担心军队战斗力的问题。
也就是说，秦国能够保证秦军永远在受最优秀的指挥官进行指挥。用现在职场中的一句流行语来说就是，这其实是一种赛马机制。
当然，这种制度也保证了秦国能够以有限的资源维持二十等军功爵的运转。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佩服商鞅此人确实是天才，足够狠辣、残酷，将人性研究得是无比透彻又能够精准利用。如果非要对商鞅的制度进行点评的话，笔者只能用平常的行文习惯来定义——细思极恐。
一般来说，历史上大量产生精英的阶段都是雄主在位的特殊时间区间，比如：西汉群星璀璨的时代是高帝刘邦、武帝刘彻、宣帝刘询执政期间；东汉是世祖刘秀时代；南北朝的江东政权是在刘裕时代；唐朝是在太宗时代...
用汉武帝的话来说就是：“盖有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之人。”
时代会自动为雄主匹配一批建功立业的精英。用能量来解释的话这是同频之人的互相吸引。
但当雄主退出之后，帝国往往又是星光暗淡。其实不是没有人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缺乏人才，而是缺少发掘、生产人才的机制，而商鞅变法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为了平息变法所带来的矛盾和世族的情绪，秦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但却将商鞅设计的那套制度完美的继承了下来，凭借二十等军功爵，秦国的军政人才是源源不断，完了秦国又将精英身上的高等级能量源源不断对六国进行输出，持续蚕食六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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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和六国变法的区别在于，当强势人物出局之后，六国又回到了世卿世禄的既有轨道，一潭死水，而秦惠文王却将商鞅变法的利处长期持有，不断拉大和六国之间的差距。
现实已经无数次验证：军功制比世袭制的效率更高，各国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其以哪一套制度为根本。
也就是说，六国生产人才只是概率事件，是一时现象，而秦国对于人才的发掘、培养却是常态化，最终将六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这种制度优势此后依然在决定着天下的走向，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在汉中进行“申军法”的军事改革，完美复制了秦国的军功爵制度，将汉军打造成为了当时制度最为先进、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一个是经济优势，最重要的就是制度优势。
包括汉武帝用兵匈奴也是吃了这种制度优势的红利，将将士的前途和斩首数量深度绑定生产出了一大批军事精英，完了军事精英又将自身能量向匈奴输出，最终汉武帝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奠定了自身的历史地位。
本质上，汉军也是在用军功爵筛选人才。
李广一辈子未封侯，只能说他还不是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