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由于身处内廷直接服务于皇帝，所以太监绝不仅仅只是服务者的角色，在政治失去平衡之后，太监就常常被皇帝拿来当作代理人打击外朝势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太监就是酷吏的角色。
西汉时，面对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和地方豪强对皇权的威胁，汉武帝分别培养外戚势力、发展内朝，同时重用酷吏对所有束缚皇权的势力进行精准打击，最大程度集中了皇权。
东汉时，面对女主干政、外戚专权、世族彻底崛起的复杂局面，皇帝在无奈中只能团结身边的宦官，以宦官为打手对外戚和世族进行血腥打击。东汉王朝最终在宦官、外戚、朝臣三方势力的厮杀中奄奄一息。
本质来说，凡是重用宦官的皇帝，都遭遇了权力困局。而重用宦官风险又最低，因为这个群体没有家族势力作为后盾，只能无限依附于皇权，就像战国时各诸侯以外来士人进行变法，既达到了图强的目的，还不担心对方坐大，必要时还可以果断将其牺牲掉以平息内部矛盾，一举两得。
明朝太监干政也大致如此。土木堡事件之后，文官通过拥立皇帝和保卫京师之功彻底崛起，在藩王和勋贵不能制衡文官的情况下，皇帝只能以太监为打手打击文官。在经历了万历怠政之后，皇权的威望进一步下降，不仅文官一手遮天，地方乡绅势力迅速崛起，辽东的女真势力也趁机以武力叫板大明的权威。
政治生态失衡，皇权面临严重危机。
大明天子扫视一圈，能够维护皇权的也仅仅只有身边的太监。所以，明朝后期能够出现太监魏忠贤垄断权力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
万历十七年（1589）腊月十四，一个叫魏四的人在经过净身手术后成为大明太监群体的一员。没有人知道，一个路人甲在经过三十年的发酵之后竟然会给帝国带来地震，间接加速了大明的灭亡。
初入皇宫的魏四被安排了一个倒马桶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一般来说，一个人只要长期呆在牌桌上，那么迟早有和运气迎面相撞的那一天，魏忠贤就享受了时间、概率的红利，被选中做了太子朱常洛一个才人的伙食管理员，而这个才人后来又为太子生下了一个儿子，而且还是长子。
如果命运剧本不会出现什么差错的话，那么太子的长子将来必是大明的天子，而作为皇孙贴身太监的魏四也必定迎来人生的春天。
明朝皇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与奶妈、太监接触的频率最高，所以天然对奶妈和宦官有特殊的感情，再加上制衡文官势力的需要，贴身太监被重用几乎就是必然的事情。所以，魏四只需静静等待权力、富贵向他砸来就行。
只是他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剧情会被按下快进键。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顺利继位，是为泰昌帝。几个月后，泰昌帝也突然驾崩，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天启帝。
图源/剧照
毫无意外，天启以大伴魏四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理皇权，魏四凭借手中的批红权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当然，此时的魏四也给自己改了一个和身份地位高度匹配的名字——魏忠贤。
我们不否认魏忠贤确实运气好，但他能够主动和朱由校的奶妈客氏搞好关系，说明这个人在内心深处对权力还是相当渴望的。
而成为皇帝的朱由校身处的政治环境也比此前更加恶劣。在万历朝，文官通过“国本之争”维护太子朱常洛的储君地位进一步垄断权力，接着又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中全面掌控了朝政，大明已经彻底成为了文官的天下。史书中的原话是——“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此时的皇帝朱由校为了维护皇权也只剩下了重用太监一条路，这就是魏忠贤崛起的根本原因。
在天启帝将魏忠贤推上前台之后，被东林党孤立的齐党、浙党、楚党也团结在了魏忠贤麾下组合成了权势滔天的阉党。
也就是说，阉党是以天启帝为核心，以魏忠贤为打手，以齐党、浙党、楚党为爪牙对付东林党的特殊组织。
魏忠贤的手法也无非两点：大力发展阉党势力、血腥打击东林党。
经过长时间的经营，魏忠贤打造了以李朝钦、王朝辅等为核心的“左右拥护”；以崔呈秀、田吉等为核心的“五虎”；以田尔耕、许显纯等为核心的“五彪”；以周应秋、曹钦程为核心的“十狗”；同时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不可胜计。
以皇权为后盾，利用批红权魏忠贤构建起了自己的权力核心，完了又一步步将这些人运作到核心岗位：崔呈秀为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左都御史、吴淳夫为工部尚书、倪文焕为太常卿...
通过对核心岗位的渗透，阉党一步步压缩着东林党的生存空间。
完了阉党就集体对东林党展开攻势。崔呈秀抄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同志录》，记录了该杀、该关、该革职、该充军的东林党人；一份是《天鉴录》，将自己人一一列了出来。
然后对照名单进行精准打击。阉党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将以杨涟、左光斗为代表的东林党人迫害至死。党争的残酷性由此可见。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东汉的党锢之祸，同样是皇权联合宦官对士人进行打击。表面上看，虽然手段略微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历史也并无新意。
当然，被阉党提拔上来的人质量也存在严重问题，史书记载：“忠贤凭以黜陟，善类为之一空。”
最典型的就是魏忠贤家族的鸡犬升天，据统计，忠贤不仅被封为公爵，他的家人也享受了其权力红利：魏氏家族一人为公爵、一人为正一品大员、一人为从一品、四人为正二品、三品以下的更是不计其数。
现实就是这样，人们在达成一个目的后也往往会牺牲掉某些东西，皇权利用宦官打击朝臣的副作用就是，朝廷治理质量的下降。此前的东汉如此，如今的大明也如此。但皇帝为了集权，有些事也只能忍。
本来此时的大明就已经积重难返，此时又被党争所严重内耗，帝国的国运是江河日下。
只能说，魏忠贤的势力有多庞大，天启帝曾经的皇权就有多衰微。
经过阉党对朝堂的一番“整顿”，天启帝基本实现了集权的目标，可以放心地躲在深宫干他的木匠活。所以，就别说人家痴迷木匠，大明皇帝的帝王术玩得都挺溜。
至于魏忠贤的权势到底有多强悍，我们完全可以从朝廷上下给其立生祠这件事来说明。
天启六年（1625），魏忠贤大杀异己势力，周起元、高攀龙、周宗建等东林党人被一网打尽之后，浙江巡抚潘汝桢奏请为忠贤建立生祠，准奏后在杭州西湖为忠贤建立了生祠，朝廷赐名普德。完了就是一拨为忠贤建立生祠的热潮——
当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士才于南京给忠贤建生祠；次年（1626）正月，宣大总督张朴、宣府巡抚秦士文、宣大巡按张素养于宣府和大同给忠贤建生祠；四月，工部郎中曾国祯于卢沟桥给忠贤建生祠；五月，户部主事张化愚于崇文门外给忠贤建生祠。武清侯李诚铭于药王庙、保定侯梁世勋于五军营给忠贤建生祠；六月，总漕尚书郭尚友于淮安给忠贤建生祠；七月，长芦巡盐龚萃肃于长芦给忠贤建生祠；八月，总河李从心等人于济宁给忠贤建生祠；
...
大明掀起了给魏忠贤建生祠的热潮。从地域来看，大江南北都在响应，从响应的群体来看，给忠贤建生祠的人同时覆盖了大明文武两个领域，包括京官、地方官、勋贵等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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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生祠最多的是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阎鸣泰，其在蓟辽一带一共建了七所，甚至在颂文里说了“民心归附、即天心向顺”的夸张话。
监生陆万龄甚至建议忠贤配享孔子，忠贤的父亲配享启圣公，简直离谱到了极点。大明的政治生态彻底变味。
同时，忠贤的生祠都派有专人进行看守。督饷尚书黄运泰甚至以五拜三稽的礼节迎接忠贤的像。
总之，忠贤的生祠建到哪，说明其权力就延伸到了哪。当然，最终享受权力红利的还是躲在深宫的皇帝朱由校。
准确来说，这些人给忠贤建生祠其实就是在向阉党、皇帝进行表态。那些没有响应，甚至反对的人自然被打击，御史刘之待因为给潘汝桢的奏本迟签名了一天，结果被革职，苏州道的胡士容没有附和、遵化道的耿如杞入生祠不够礼貌，都被整死。
利用建生祠，魏忠贤和天启帝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属于双赢，当时，天启皇帝是万岁，忠贤是九千九百岁。但代价就是大明国运的下降，就像当年的秦二世以赵高为打手清洗大秦庙堂一样，都给帝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但自古宦官的权力都是有保质期的，因为其是矛盾的载体，皇帝为了平息朝臣的情绪会毫不犹豫地将其牺牲掉。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初一，继位仅两个月的崇祯皇帝果断向阉党亮剑。十一月初六，魏忠贤在前往凤阳的路上自尽。
但崇祯在打击阉党的同时却没有培养起新势力来制衡东林党，导致其被文官彻底架空。最终，在庙堂、地方、边地同时失控之后，崇祯只能君王死社稷。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大明是亡于党争，而魏忠贤也只不过是权力的一颗棋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