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秦岭深处，五丈原之秋风拂动着诸葛亮之羽扇，亦吹散了蜀汉那最后的希冀。这位“卧龙”六出祁山，却未获寸土，徒留“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千古悲嗟。千载以来，众人屡屡追问：坐拥汉中天险之诸葛亮，缘何不仿效曹操屯田养兵，反倒执意于一次次匆促北伐？拨开历史之迷雾，我们将会发觉，此看似简易之战略抉择背后，隐匿着蜀汉政权难以冲破之生存困厄。

汉中盆地仿若扁舟，夹于秦岭与米仓山之间，这片“天府之国”之沃壤仅能维系五万军民之基本生计。当诸葛亮于汉中集结十万大军，粮草之消耗陡增三倍，脆弱之农业生产体系瞬时崩塌。更为致命者，自汉中至祁山前线之千里粮道，需数万民夫肩挑背驮翻越秦岭，每石军粮运抵前线之际，途中耗费竟高达二十石。

建兴六年首次北伐之时，蜀军日耗粮草三千石，仅维持三月便耗尽汉中存粮。诸葛亮无奈于五丈原“分兵屯田”，然此种临阵种粮之权宜之计，产量远不足以支撑长久作战。曹魏名将司马懿算准蜀军粮尽自退之命门，硬生生以“龟缩战术”拖垮了蜀汉之战争机器。

蜀汉朝堂之上始终涌动着主战派与保守派之暗流。当刘备携夷陵惨败之余震辞世，南中叛乱此起彼伏，诸葛亮必须于五年之内达成平叛、整军、理政三重任务。这个新生之政权恰似架于火堆之上之水壶，必须凭借持续北伐维系内部之凝聚力，稍有懈怠便可能分崩离析。

曹魏之人口乃蜀汉之五倍，粮产为七倍，此种实力差距每过一年皆在扩增。诸葛亮深知“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之理，其于《后出师表》中痛陈：“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种时不我待之焦虑，驱使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诸葛亮将目光投注于陇右绝非偶然。此条连接关中和西域之“河西走廊”，不但能提供战马之产地，更可切断曹魏与凉州之联系。228 年首次北伐时，蜀军轻取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几近实现“断陇”之战略构想。但街亭失守致使前功尽弃，暴露出蜀汉远征军之致命弱点。

此后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改良运输，设计连弩强化战力，乃至在前线屯田谋求突破。然这些技术改良更改不了根本态势——蜀汉始终匮乏战略支点。当曹魏于关中构筑起坚固防线，蜀军每次北伐皆似撞向城墙之浪花，纵使诸葛连弩箭如雨下，终究难以撼动中原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