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英雄人物辈出,其中敦化戴家的故事特别令人动容。戴家是一族英勇的抗日战士,全家50多位成年男丁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只留下一位七旬老人,然而在建国后他们未能获得烈士的认定,反而被错误地定为“地主”。戴家后人为证明先辈的英勇无私,历经73年的努力。这到底是一段怎样的往事?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戴万龄
地主一词在传统观念中往往与剥削联系在一起,但戴万龄的故事却彻底颠覆了这一形象。戴家的祖籍位于山东省莱州府,后来迁至吉林省的敦化县。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戴家已积累了约6000多亩的土地,并拥有300多间店铺以及100多间粮仓。
此外他们还经营着一家规模庞大的牧场,饲养着众多的牛羊和珍稀的梅花鹿。这时的家族掌门人戴万龄,虽身为家族产业的实际控制者,生活却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当时东北地区的匪患严重,戴家作为地方上的富户,多次成为土匪的目标。自从戴万龄接管家业以来,戴家已被土匪洗劫四次。面对频繁的灾难,戴万龄数次更换名字,希望以此化解厄运,最终定名为“万龄”,寓意家族能够长久繁荣。

为了抵御外来的侵扰,戴万龄投入大量精力强化防御。他组织并训练了一支由300多名村民组成的民团,装备了百余支枪械;他们的家园——戴家大院,围墙高达三米,四角建有炮台,炮手们日夜守卫。
尽管备战充分,戴万龄对待周边邻里却和气友善。每逢灾荒之年,他总是开仓放粮,救助困难群众。某次四位逃荒老人误入戴家大院,戴万龄收留了他们,还将他们视如己出直至他们去世。

因此戴万龄在当地赢得了“戴大善人”的美誉。除了关注物质帮助,戴万龄还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和品行的培养。他禁止家中成员吸烟、赌博,甚至禁止饮酒。有一次,他发现小儿子戴克政偷饮酒,愤而严厉惩戒,随后召集所有儿子进行训诫,强调节俭和珍惜食物的重要性。
戴万龄常以杨家将、岳飞、包公等历史人物为例,教导儿子们要成为能够保家卫国或造福一方的男子汉。在这种严格而充满爱国主义的教育下,戴家的男丁们都铭记于心,准备在未来为国家做出贡献。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一夜之间,我东北三省沦陷于敌手。为了后续更大规模的侵华计划,日军开始大肆修建铁路,其中一条线路规划要穿越敦化县。

消息传到敦化,戴万龄的心头顿时笼上了一层阴云。戴万龄在敦化是响当当的人物,他得知日军要修铁路的消息,他深知这背后隐藏的险恶用心,于是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号召乡亲们一起抵制日寇的修路计划。
戴万龄的义举却招来了日寇的疯狂报复。他家中经营的三百多家铺子,在日寇的重重压榨下,纷纷关门歇业。牧场里的牛羊、梅花鹿被日军洗劫一空,上百间的粮仓,大半都落入了日军之手。戴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家业毁于一旦,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愤慨和无奈。
在这危难之际,戴家人并没有选择屈服。他们赶紧发动周围的邻居,大家齐心协力,忙到深夜,将剩下的物资全部搬到了戴家大院的地下室藏好。就这样在日寇的眼皮底下,戴家人奇迹般地保住了一部分家业,也算是在这黑暗的日子里,给自己留下了一丝希望。时间一天天过去,戴家人生活在日寇的压迫之下,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他们时刻担心着日寇的突然袭击,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放弃抵抗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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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2年2月18日,一个神秘的访客悄悄找上了戴万龄。这个人就是王德林,他曾经在东北军里当过营长,是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早些年,王德林在进山平定土匪时,曾巧遇险境中的戴万龄,并出手相救,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结拜为兄弟。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王德林眼睁睁地看着祖国的土地被日军占领,心中充满了无尽的痛楚和愤慨。他深知作为军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保卫祖国,于是他毅然决定离开原来的部队,自己组建一支抗日队伍,这支队伍被命名为“救国义军”。
王德林拉起队伍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戴万龄。他深知戴万龄的为人和实力,相信他一定会支持自己的抗日事业。见到戴万龄后,王德林开门见山地说:“戴老兄,小日本现在都欺负到咱家门口了,你难道就甘心看着自己的土地被外人占去?我誓要跟他们斗到底!现在我手头聚拢了一帮人,但粮食和军饷都不太充裕,你看能不能给搭把手,支援一下?”

戴万龄听了王德林的话,心中涌起一股热血。他早就想为抗日出一份力了,只是苦于没有机会。现在王德林找上门来,他岂能坐视不管?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老弟,其实我早就有这打算了。现在就算把家底全掏出来,我也乐意!就为了支持你的军费!”
就这样两人一拍即合,迅速达成了共识。戴万龄慷慨解囊,将自家全部财产都捐给了“救国军”,而且身先士卒,率领戴家五十多名精壮男丁,以及他以前组织起来的民团,一股脑儿地加入了军队。
戴万龄在1933年底正式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一员,其率领的“戴营”被并入由柴世荣率领的旅级单位。柴世荣后来成为了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不久之后,东北抗日联合组织的创立者周保中将军也带领他的部队抵达宁安,戴万龄便随柴世荣加入了绥宁反日同盟军,该军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前身。

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占领者的势力愈发扩大,抗日武装力量面临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艰苦。但戴万龄和他的六个儿子坚决投身抗战,不畏强敌。连戴家的女性成员也积极参与到抗战行动中,她们不惜生命危险,为抗日部队提供医疗救助和情报支持。特别是在日伪推行《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后,抗日武装的物资更是捉襟见肘。
1937年春,戴万龄冒险潜回敦化沙河沿,希望能筹措到必要的粮食和资金支持抗战。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行动被当地的汉奸发现并向日军告密。结果,日军迅速包围了沙河沿村,戴万龄与来犯的日军展开了残酷的对抗。尽管战斗极为激烈,但终因寡不敌众,戴万龄被俘。
在日军的拘禁中,戴万龄遭受了极其残忍的酷刑。敌人试图迫使他泄露周保中和柴世荣等人的行踪与抗联的内部信息,戴万龄坚贞不屈,拒绝向敌人透露任何情报。在严刑拷打中,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抗战信念,最终以坚强的意志在敌人的刑讯中壮烈牺牲,享年66岁。

戴万龄的第六个儿子戴克政,戴克政于1932年2月加入了国民救国军,一年后,他荣幸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1933年6月戴克政积极参与了对东宁三岔口的联合进攻,显示了他在战场上的勇气与决心。此后他被调至救国军总司令部,担任重要的警卫员职务,保护参谋长胡泽民。
在一次短暂的假期中,戴克政回到家中探亲。在家中的一次聚会上,他的兄弟们讨论了戴克政的婚事,考虑到军旅生活的不确定性,全家人一致决定让戴克政与其未婚妻柴氏尽快成婚。戴万龄决定即刻举行婚礼,加快了两人的结合。婚后不久,戴克政被调至柴世荣旅司令部任职。
1934年6月15日,在柴世荣旅的指令下,戴克政参与了对汪清县罗子沟镇的进攻。他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多次击退日伪军的进攻,因此受到上级的高度评价。1935年8月因其在多次战斗中的卓越表现,戴克政被转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戴克政
戴克政及其部队在1936年至1937年间在松花江下游地区进行了频繁的战斗。1938年8月戴克政已晋升为抗联五军三师九团团长,带领十几人在小团山子进行防守。不幸的是他们的藏身之地因地形暴露,被日军飞机发现。
1938年8月12日清晨,戴克政领导的14名战士遭遇了超过200名日军的围攻。经过超过三个小时的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戴克政及其全部战士壮烈牺牲。戴家的牺牲是个人的英雄行为,更是整个民族抗战精神的体现。尽管戴万龄未能亲眼见证抗日战争的胜利,他的精神和牺牲激励了无数后来者。戴克政的独子戴友喜,与无数幸存的同胞一起,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整个抗战期间,戴家共有50多位男丁在前线牺牲,除了一位七旬老人外,所有成年男性都英勇献身。戴家成为了东北抗日战争中一个传奇的英雄家族。然而,战后,这个家族的牺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由于历史记录的缺失,他们一度被错误地分类为“地主”。

戴家英烈
直到建国后,戴家的后代开始了长达73年的奔波,试图纠正这一历史错误。他们通过寻找旧战友和历史记录,不断证明戴家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牺牲。1995年,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戴克政等几位家族成员被正式确认为烈士,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了烈士陵园中。
历史的洪流见证了戴家人的不屈和勇敢,戴万龄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在残酷的战争中捐躯,成为了启示后世的典范。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中国人顽强抵抗侵略者的决心和忠诚,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一同书写了一篇光辉壮丽的历史篇章。现在戴万龄和他的家族终于获得了他们应有的荣誉,他们为国家所作的牺牲和贡献得到了历史的充分肯定,成为了后代无尽的纪念与尊敬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