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259 年 8 月，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之战中意外离世，消息如重磅炸弹般迅速传至京湖战场。彼时，蒙古中路军在忽必烈的统领下，已然突破宋军的淮西防线，陈兵长江北岸，与驻守鄂州的宋军隔江对峙。
01
蒙哥离世消息确认后，众多将领纷纷劝说忽必烈即刻撤军，返回漠北参加库里台大会。种种迹象表明，留守蒙古本部的阿里不哥正积极活动，且已获留居漠北的诸王贵族支持，甚至包括蒙哥的两个儿子班秃和阿速台。若忽必烈稍有迟疑，大汗之位恐将旁落阿里不哥之手。
然而，撤军之举，说易行难。
一方面，此次蒙古南征由三路大军协同作战，除忽必烈的中路军与蒙哥的西路军外，还有兀良合台率领的南路军。当忽必烈驻军长江北岸时，兀良合台已从广西一路北上，兵临潭州附近。
此时若忽必烈径直北返，而不派兵接应兀良合台，无异于将南路蒙军弃于宋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其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京湖战场局势对蒙军颇为有利，蒙军上下对攻克江南满怀乐观预期。
若忽必烈贸然下令撤军，赶去参加库里台大会，势必严重挫伤士气，进而动摇其在军中的威望。再者，忽必烈内心对宋朝亦存轻视之意，认为宋军不足以阻挡自己的铁骑，企图速战速决，建功立业后再从容北返争夺汗位。
在这诸多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忽必烈最终并未采纳众将的撤军建议，而是毅然命令大军继续南下，围攻鄂州。
蒙古军渡过长江，包围鄂州的消息传至南宋朝廷，顿时引发轩然大波。宋理宗心急如焚，询问左丞相吴潜应对之策。吴潜答道：“皇帝陛下应暂离临安，臣率百官死守于此。” 吴潜性格忠亮刚直，往昔常与宋理宗意见相左，多有顶撞。
如端平入洛之时，率先站出来反对的便是吴潜；又如理宗欲立忠王赵竑为太子，众人皆不敢异议，唯有吴潜极力反对。吴潜的这些举动，让宋理宗心生被架空之感。
因而，当吴潜此次劝说理宗暂离临安时，理宗瞬间产生误会，怀疑吴潜留守临安是妄图效仿张邦昌，有僭越不轨之心。吴潜一片赤胆忠心，却遭皇帝无端猜忌，自是心灰意冷，不再多言。
不久之后，枢密使贾似道亦向宋理宗奏本，提议迁都四明。
贾似道身为宋理宗的小舅子，其言语较易被理宗接受，于是宋理宗受其影响，萌生迁都之念。吴潜见皇帝如此双标，怒不可遏，立即进宫面圣，站在道德高地对宋理宗慷慨陈词：“鸾舆一出，民心将失，国家亦无望，臣恐生灵将遭涂炭。” 宋理宗权衡利弊后，认为吴潜所言在理，遂放弃迁都念头，并采纳吴潜的两点建议：一是组织义勇，扩充兵员；二是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节制江西两广人马，即刻驰援鄂州。
宋理宗此举，似在表明：你贾似道既主张迁都，那便派你前去前线抗敌，若打不退蒙古鞑子，你便无需再回临安。贾似道接旨后，心中虽满是愤懑与无奈，但朝廷旨意不敢违抗。
随即启程，于 10 月初进驻鄂州城内，亲自督师鄂州保卫战。
在后续的战斗中，贾似道充分彰显出卓越的指挥才能。他仅用一个晚上，便指挥宋军将残破不堪的鄂州城墙修补完整，又用大木栅环绕城墙一周，构建起夹城，令蒙古军难以实施攻城战术。
如此高效的办事效率，令城外的蒙古军大为震惊，就连忽必烈也由衷赞叹：“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蒙古军轮番强攻鄂州，却始终未能攻克，忽必烈焦急万分。
无奈之下，忽必烈只得命令兀良合台火速赶来鄂州增援。
但此时蒙古南路军在潭州一带被宋军死死纠缠，脱身不得。见兀良合台一时难以驰援，忽必烈心生一计，使出 “声东击西” 之策，派遣骑兵袭扰江西。
蒙古军在南宋南方腹地四处出击，令宋廷大为震惊。
02
南宋时期的鄂州，即现今武汉市武昌区，从武昌至黄州，相距一百多里路。贾似道接旨后，内心叫苦不迭，城外有十万蒙古大军虎视眈眈，自己如何能从敌军眼皮底下安全抵达一百多里外的黄州？然而，此时的贾似道并无惧死之心。
他虽嘴上嘟囔着 “此次死定了”，但仍毅然决然地率领 700 精锐士兵突围，成功移镇黄州，指挥江北宋军作战。
鄂州保卫战与移镇黄州这两件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贾似道的果敢与才能，使其一时声名远扬，风光无限。
与贾似道的春风得意相比，忽必烈则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困境。
因他急于赶回漠北争夺汗位，战事拖延越久，对其越发不利。
至 11 月初，见鄂州久攻不下，且增援而来的宋军数量日益增多，忽必烈心中萌生退意。他意识到自己此前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小觑了宋军的实力。恰在此时，又一个极为糟糕的消息传入忽必烈耳中：阿里不哥派心腹阿兰达尔等人，从漠南、汉地抽调蒙古军和汉人兵丁至漠北本部。
此前，蒙哥在位时，漠北由阿里不哥打理，漠南和中原汉地由忽必烈负责，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如今阿里不哥公然跨界调兵，其揽权上位的意图昭然若揭。
忽必烈深感危机四伏，忧心忡忡，连夜召集臣僚商议对策。会上，主张班师回朝的大臣与力主继续南征的将领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会议陷入僵局。
忽必烈见众人争执不下，难以决断，便向幕僚郝经征询建议。郝经亦不绕弯子，直截了当地挑明立场：“大王独不见金世宗海陵王之事乎？” 忽必烈闻听此言，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思及此处，忽必烈不再犹豫，当即下令班师，并派兵绕开鄂州，经岳州至潭州，接应兀良合台的南路军北上。
忽必烈有意退兵，南宋岂能坐视不理？
理论上，此时云集鄂州的宋军数量可观，若发动反攻，蒙古军恐难以全身而退。然而，忽必烈颇为幸运，就在他安排大军撤退之际，南宋使者前来议和。关于这场议和，因史料存在争议，在此不做详细阐述。据部分学者研究，历史上应有鄂州议和之事，但所谓贾似道向忽必烈赔款称臣的说法恐不实。
双方达成议和后，忽必烈留下部分兵力于江北，继续威慑宋军，自己则先行撤离。
据说启程之前，忽必烈对贾似道大加赞赏：“我原本以为贾似道只是个浪荡公子哥，没想到这人还有两把刷子。”贾似道则在蒙古军撤走后，得意洋洋地返回临安，向宋理宗邀功请赏。随着双方各自罢兵，这场长达一年多的蒙哥攻宋之战宣告结束。
公元 1260 年 3 月，为抢占先机，忽必烈抢先在开平召开忽里台大会，并在部分蒙古宗王大臣的拥戴下登基，成为蒙古帝国的第五代大汗。阿里不哥得知忽必烈抢先称汗，心有不甘，亦在部分留居漠北的诸王贵族支持下，于和林登基继位。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相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且远征西亚的旭烈兀与割据中亚的察合台系诸王分别支持二人，双方矛盾尖锐，毫无调和余地，蒙古随即陷入长达 4 年的内战。
蒙古内战期间，南宋则对有功之臣大行封赏。
兴元都统兼合州知州王坚，因钓鱼城之战的卓越表现，被提拔为宁远军节度使，封开国伯。
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因先后成功援救钓鱼城和鄂州，兼领夔州路策应使，获赐钱百万。
鄂州守将高达升任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赐钱 50 万。
守卫潭州的向士璧签兵部侍郎。不过，与贾似道相比，这些人的封赏皆相形见绌。凭借鄂州之战的功绩，贾似道被宋理宗加封为少师、魏国公，依旧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兼修国史日历提举国朝会要。
03
1261 年，宋理宗在贾似道的提议下推行“打算法”。
所谓 “打算法”，即朝廷对各地行政费用展开审计，若有官员或将领挪用行政费用充作军费，一律以盗窃罪论处，轻者降职，重者处死。
此 “打算法” 改革，本为利国利民之良策，然贾似道在推行过程中却掺杂私心。其党羽账目若有不清，他往往设法遮掩；而政敌账目稍有问题，便吹毛求疵，紧抓不放。在贾似道的双重标准对待下，原本利国利民的改革举措，最终沦为党同伐异的整人工具。
在贾似道的刻意针对下，不久前还是抗蒙英雄的王坚，因账目不清被解除兵权。
一些御史见状，趁机上奏弹劾王坚。幸得宋理宗尚存一丝理智，在群臣面前力保王坚，王坚才得以保全名节。与王坚相比，刘整则更为不幸。
钓鱼城之战后，刘整因公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然而，知府之位尚未坐热，负责查账的官员便接踵而至。
查账过程中，很快发现问题，并上报给四川制置使俞兴。俞兴乃贾似道和吕文德所荐，而贾似道、吕文德与刘整素有嫌隙，加之俞兴向来轻视刘整，鄙夷其降将身份。故而当刘整的把柄被俞兴抓住后，俞兴便得理不饶人，欲置刘整于死地。
刘整难以解释清楚账目问题，他统率数万人马，平日赏赐部下、与同僚往来，难免违规挪用部分行政经费。众人皆如此行事，以往亦无人追究。如今俞兴借题发挥，给刘整扣上贪污军饷的大帽子。刘整有口难辩，处境极为被动。
无奈之下，刘整只得派人前往临安，向宋理宗申诉冤屈。但此时刘整的后台已然倒台，申诉之人在临安各大衙门四处碰壁，连门都难以进入。
就在刘整为自己申诉期间，先前在鄂州保卫战和潭州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高达和向士璧，亦因账目问题被贾似道打入大狱，向士璧甚至冤死狱中。刘整得知此事后，惶恐不安，心中遂生怨念。自己为大宋出生入死近 30 年，却始终备受歧视，朝廷赏罚不公。
如今贾似道一党竟欲置自己于死地，实在是欺人太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4
公元 1261 年 6 月，申诉无门的刘整为求自保，毅然率领泸州 15 郡 30 万户民众，向驻扎在成都的蒙古军投降。
俞兴得知刘整叛降，既气愤又惶恐。此事因他而起，他有责任发兵讨伐刘整，平息事端。
但刘整何等勇猛，他乃孟拱弟子，年轻时号称 “赛存孝”。
当年孟拱北伐时，刘整作为先锋，仅率十余名轻骑便攻克信阳。俞兴自知不是刘整对手，赶忙求助于吕文德。吕文德亦非刘整敌手，多次发兵讨伐，皆以惨败告终。
宋理宗得知此事后，对贾似道大发雷霆：“国难当头，朝廷急需人才，你们却因查账逼走良将。你们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清白？经得起查账吗？” 贾似道见事态失控，自知理亏，只得将俞兴以 “嫉妒功臣激起刘整叛变” 的罪名免职，以平息众怒。
刘整在宋朝备受冷落歧视，在蒙古却颇受重用。忽必烈闻知刘整投降，欣喜不已，趁刘整入朝觐见之机，亲自下诏，任命其为四川省行省左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