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夏，北戴河海风宜人，吸引众人避暑放松。某日，罗荣桓与彭德怀两位元帅在北戴河相遇。

彭德怀为军委副主席，罗荣桓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职位上彭德怀为罗荣桓上级。但此次会面，罗荣桓直面彭德怀，批评道：“你太过糊涂。”

这究竟是何缘由？一名下属竟敢直面批评其领导，实属罕见。

1952年朝鲜战争平息后，中央令彭德怀回国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日常工作。抵京不久，彭德怀即面临一系列涉及苏联顾问的问题。

彭德怀重视苏联顾问意见，常召开座谈会采纳建议并落实。但苏联顾问影响力增大后，军委决策渐变为先咨询顾问，军官亦惯于照搬苏联模式，忽视中国实情。

彭德怀对这种现象不满。红军初创时，李德推行苏联的“城市暴动”方案，使红军濒危。如今，部分军官似有重蹈覆辙之势，且军委内部关于政治委员制度的争议加剧。

政治委员制度源自苏联，旨在借鉴十月革命后苏联红军模式，通过政委确保军队的思想统一与坚定战斗意志。

该制度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作用巨大，尤其能鼓舞士气、凝聚军心，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然而，该制度亦非尽善尽美。实战中，政委与军事指挥员意见不合，常致军队行动缓慢，错失关键战机。

1939年苏芬战争中，苏联50万大军遭芬兰4万小部队重创，凸显政委制度缺陷。至1941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废除政委制度，推行“一长制”，由军事长官独立指挥。

彭德怀这位老一辈指挥员青睐苏联的“一长制”，认为战场上首长决策关键，权力分散易失战机。他忆及解放战争时冀中惨败，部分缘由便是政委与司令员意见不合。

彭德怀审查《内务条令》时，删去营连教导员、指导员职务，拟试行“一长制”，赋予指挥员全权。并计划于十年内，于全军范围推广该制度。

当彭德怀对“一长制”设想热情高涨时，罗荣桓元帅的一番言论，却让他如遭重击。

罗荣桓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长期投身政治工作，深刻理解政治委员制度对中国军队的关键作用。

闻彭德怀欲废政委制，他严词批评：“有同志谓政工制度过时，政委无用，倡‘一长制’。然须深思，此举是否摒弃自井冈山时期传承之政治工作传统？”

罗荣桓强调，中国政治工作制度源自井冈山时期经验，是军队战斗力和思想统一的关键。虽“一长制”可提升指挥效率，但无政委监督指导，军队思想统一难保。

彭德怀深感此言有理，悟到不可盲目仿苏，亦不可轻言废政委制以解万难。政委制确保了人民军队在艰难战争中信念坚定，战力不衰。

经罗荣桓提醒，彭德怀冷静下来，不再急于推行“一长制”。他广泛听取意见，结合国情军情，探索适合中国军队的管理制度。

1953年10月，彭德怀提出“党委集体领导，首长分工负责”制：党委统管，首长依情分工。此制度确保了指挥统一与政治监督，至今仍在解放军中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