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4日，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接到蒋介石从北平发来的电报，让他去徐州任“剿总”副总司令，协助总司令刘峙指挥作战。
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已无悬念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徐州地区的大战一触即发，老蒋清楚，一旦在接下来的徐州决战中失败，那么战局就再无扭转的可能。本来，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就任后，老蒋不放心他的指挥水平，选择让杜聿明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身份，协助刘峙。
辽沈战役打响后，老蒋往返北平、沈阳之间，指挥和干预作战，期间杜聿明也被召来，随侍身边，出谋划策。杜聿明走后，刘峙方寸大乱，叫苦不堪，老蒋不得已，便想到让宋希濂去徐州，充当杜聿明不在时的“替代品”。
南京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都不看好刘峙，认为他没有驾驭大规模作战的能力，两人讨论后，认为最佳的方案就是将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的军政统一起来，由一人统一指挥，至于人选，只有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符合。
顾祝同亲自飞去北平，向老蒋呈报了方案，老蒋看后未做修改，口头同意。华中和徐州两大“剿总”如果合并指挥，其兵力达百万之众，顾祝同为了让老蒋打消顾虑，又说：“等徐州的战事结束了，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分区负责。”
老蒋听后，故作大度的摆摆手说：“不必了，就让白健生（白崇禧）去指挥。”
面对危急的局势，老蒋这时也暂时放下了对白崇禧的戒心，决定将手头残余的大部分主力，交由这个明争暗斗多年的对手。
不过，老蒋还是玩了一个心眼，最优的处理肯定是将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合并为一个“剿总”，由白崇禧任总司令，这样最便于指挥。但老蒋授意，两个“剿总”的机构继续保持，由“国防部”在蚌埠设立一个指挥所，由白崇禧兼任主任，以这个名义来统一指挥两大“剿总”的百万大军。
10月24日，顾祝同给白崇禧发去电报，邀请其到南京开会，并告知了设立指挥所，让他担任主任的决定。对于白崇禧是否同意，老蒋和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并没有底，所以在这天，老蒋又给宋希濂发去电报，让到徐州协助刘峙。可以看出，这是做了两手准备，因为白崇禧若最后真能去指挥，宋希濂去不去徐州协助刘峙，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10月30日，白崇禧飞到南京，在这之前的几天，老蒋摸不着白崇禧的意图，所以发电催促宋希濂尽快去徐州上任，宋希濂对徐州之任很不情愿，回电进行了推辞，这可惹怒了老蒋，发去措辞严厉的电报，让宋希濂马上赴徐州上任，不许再做延迟。宋希濂一看老蒋生气了，连忙回电，说收拾好后就去上任。
白崇禧一到南京，就被何应钦、顾祝同叫去开会，在会上，白崇禧表现的很配合，除了同意去蚌埠指挥所上任外，还对顾祝同提出的抽调黄维的十二兵团前往徐州没有异议。在会议将结束时，白崇禧甚至主动提出，愿意让张淦的第3兵团也出击，配合黄维兵团作战。张淦兵团是桂系的头号主力兵团，见白崇禧能把老本部队都派出去，何应钦和顾祝同面露喜色，会后当即给北平的老蒋发去电报，大意就是“徐州战事已无虞”。
老蒋也很高兴，回电让何应钦、顾祝同全力配合白崇禧，让他到蚌埠后能顺利的指挥百万蒋军。
老蒋、何应钦、顾祝同明显是高兴的太早，在第二天的军事会议上，白崇禧突然改变主意，表示不愿意去蚌埠指挥作战，并表示华中兵力不足，武汉空虚，所以张淦兵团不能调出。
何应钦和顾祝同震惊莫名，面面相觑，两人连番劝说，但白崇禧不为所动。白崇禧担心老蒋回南京后，他走不脱，会后干脆偷偷飞回了武汉。当南京再次去电白崇禧，催促他去蚌埠上任时，白崇禧回电说“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
老蒋得知后，压住心头怒火，给白崇禧发去言辞“恳切”的电报，白崇禧则回电说“由经扶(刘峙)对付有余，无统筹兼顾必要，届时按情况兵力调动，均以大局为主，请释念”。
刘峙是什么水平，白崇禧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所谓的“经扶对付有余”不过是托词罢了。老蒋无奈之下，只能重新调整人事，这时国民党在东北败局已定，廖耀湘兵团覆灭，仅剩的孤城沈阳解放在即。这样一来，跟着老蒋的杜聿明，除了在葫芦岛指挥残军撤逃外，也无其他事情可干。
于是，老蒋又决定让杜聿明回徐州指挥作战，至于宋希濂这边，当他10月31日已经准备登船时，接到了老蒋的电报：“已决定派杜聿明前往徐州方面负责，吾弟可仍供原职，希按原拟计划，积极实施为盼。”
宋希濂去徐州的任命突然取消，除了老蒋更看好杜聿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让宋希濂监视白崇禧。
白崇禧为何一夜之间，态度大变呢？按照白崇禧的回忆，当晚他详细研究了徐州战场的局势，发现这是一个死局，因为刘峙任由几个兵团摆成一字长蛇阵，再变阵时间上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此外，徐州的蒋军四大机动兵团，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这三人都是黄埔生，老蒋的嫡系将领，白崇禧去后，未必指挥的动；即使是杂牌出身的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其后台也是顾祝同，而且老蒋给了他编号靠前的通行证，因此他属于“杂牌中的嫡系”。
四个兵团司令都是老蒋的人，后来改编为兵团的刘汝明、李延年部，这两人都身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一个是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另一个是黄埔一期生，两人都是出了名的保存实力，有时候连老蒋的话都不打听，更别说和他们没有渊源的白崇禧了。
白崇禧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一旦战败，他就会被老蒋推出来当“替罪羊”，这倒不是白崇禧杞人忧天，类似和现成的例子就用。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被老蒋撤职查办，起初卫立煌在华北“剿总”傅作义的保护下，在北平住的那段日子尚算太平。北平解放前，卫立煌包了架飞机去广州，不想行踪被特务发现后报告南京，老蒋派广州卫戍司令带人将卫立煌夫妇强行送到南京的卫宅软禁。
卫立煌在软禁期间险遭毒手，也是他运气好，老蒋很快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撤去卫宅门口看守的宪兵，这才使得卫立煌寻找机会逃离。
所以，一旦徐州战败，白崇禧的下场不会比卫立煌好多少。
有说法称，10月30日当晚，白崇禧秘密去了副总统李宗仁的家中，两人密谈半夜后，白崇禧彻底改变主意。李宗仁对老蒋的认识，比白崇禧要深一些，他的意见，对白崇禧最终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面，老蒋几个月前的操作，也给他自己挖了大坑。1948年6月，在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气急败坏的老蒋为了报复和打压桂系，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派其去华中任“剿总”总司令。
白崇禧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其他三大“剿总”总司令（华北、东北、 徐州）傅作义、卫立煌、刘峙都是陆军二级上将，所以白崇禧深感屈辱，一度不愿去上任。
如果老蒋不搞小动作，继续让白崇禧当“国防部长”的话，那么淮海战役前夕，白崇禧即便内心再不愿意，毕竟他有“国防部长”的头衔，因此是无法拒绝指挥华中、徐州的百万蒋军。
看似把白崇禧调离中枢，打发去了华中，出了口恶气，但老蒋却是失远大于得，白崇禧在华中任上大肆扩充桂系实力，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后期，积极联络各方反蒋实力，最终逼得老蒋不得不在1949年1月21日选择“下野”躲避风头。
回过头再说老蒋这边，他得志白崇禧突然变卦后，急匆匆飞回南京，但白崇禧已提前一天飞立。老蒋忧心徐州局势，给刘峙打电话，询问他对徐州战事的看法，电话那头，刘峙期期艾艾说不出所以然来。无奈的老蒋，只得派作战厅长副厅长许朗轩乘专机飞葫芦岛征求正在那里组织撤军的杜聿明的意见。
11月3日许朗轩带去了的老蒋的亲笔信，信中老蒋称呼杜聿明这个学生“吾弟”，可谓是非常客气。杜聿明给老蒋的回信中，提出：徐州的蒋军主力，应该迅速后撤集结抱团，避免在分散中被歼灭和各个击破。当天，许朗轩飞回南京。
11月6日，当淮海战役打响后，杜聿明发现，老蒋这时还未执行迅速后撤的方案，尤其是黄百韬的第七兵团，突出靠前，极易遭到分割打击。
9日，杜聿明飞到南京，他先去见顾祝同，不解的问：“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顾祝同觉得杜聿明是在质疑他的指挥，表现的很生气，杜聿明只得转变话题。
第二天军事会议上，杜聿明详细的了解军情后，震惊的发现，自他陪着老蒋去北平后，刘峙这个“剿总”总司令，几乎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各兵团几乎是原地不动。战事一起，黄百韬兵团就被合围，胜利的天平已然倾斜。
杜聿明后来回忆说：
这样，在淮海战役序战一开始，由于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蒋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
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便白崇禧真的去徐州指挥作战，时间上也不允许他改变原有的作战计划了，最终的结果是不会改变的。
随着蒋军在淮海战场的迅速溃败，无兵可调的老蒋，将注意力放在了华中“剿总”，但白崇禧却拒绝调兵，两人的矛盾达到顶峰。
华中调不来部队，老蒋焦头烂额的想给徐州战场投入援军，甚至连空运西北胡宗南的部队几个军去徐州这种不靠谱的想法都产生了。
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副总司令王叔铭向老蒋表示，以当时国民党空军的运力，根本无法运几个军过来。于是，老蒋又提出先空运胡宗南部的第一军到徐州，经空军总司令部研讨后，认为即便是一个军，也没有这么大的运力，分批运输的话，得二个多月，同时胡宗南亦表示不愿把他唯一独存的骨干部队调走，因而作罢。
1948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白崇禧还在犹豫去不去替老蒋指挥百万大军，一个月后，他就忙着拉队伍建势力“倒蒋”，前后反差之大，变化之快，看似让人不解，实则是蒋桂矛盾发展到顶峰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