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抛出橄榄枝，却遭遇欧洲的 “战略犹豫”。尽管有人认为欧美和好不可能，但欧洲高层的言论表明他们才是 “一家人”。

面对美国日益强化的贸易霸权，中欧深化合作本应是互利共赢的战略选择。然而，部分欧洲政客仍固守冷战思维，声称 “亲近中国将招致严重后果”。这种论调不仅反映出其对国际格局变化的误判，更暴露出欧洲在美国面前的战略迷失。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欧洲某些人高喊 “远离中国” 之际，中国早已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2024 年上半年，中欧贸易额逆势增长 5.7%，为深陷滞胀的欧洲经济提供了关键支撑。

马克龙总统说得透彻：“战略自主不是选择题，而是欧洲生存的必答题。”

在全球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的背景下，中国主动向欧洲伸出合作之手。既是中国维护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对陷入贸易战困境的欧洲伙伴的支持。因为中欧合作是全球贸易的稳定锚 —— 当两大经济体联手抵御单边霸权，供应链的惊涛骇浪终将化作润泽世界的活水。

当前，欧洲内部对华合作呈现积极态势：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近期访华期间签署 “搭建桥梁” 合作项目，力促双向投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计划 7 月联袂访华，出席中方主办的 “中欧峰会”。

这些高层互动清晰表明，中欧关系正在步入相向而行的新阶段。然而，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EPP）主席曼弗雷德・韦伯（Manfred Weber）却发出不和谐音，他呼吁警惕对华过度亲近。

声称：“美中贸易冲突正在升级，若欧洲此刻给华盛顿留下‘投入中国怀抱’的印象，将酿成致命错误。”

这种论调不仅反映出其对国际格局的误判，更暴露了战略上的短视。试问：当美国对欧盟商品加征 20% - 30% 关税时，可曾顾及 “跨大西洋盟友” 的情谊？此前彭博社援引史汀生智库分析指出，美国财政危机或将导致美欧联盟缓慢瓦解，欧洲正面临 “与美国同沉或独自求生” 的战略抉择。

历史经验表明，将战略自主权寄托于他国的善意，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当中欧合作能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之际，欧洲是继续做美国政策的附庸，还是把握机遇开拓自主空间？这个问题的答案，或将决定欧洲在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位置。

对中国而言，欧洲只是 “选项之一”—— 金砖国家扩容后的经济规模已超 G7，东盟连续三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 沿线基建订单激增，非洲市场更具备人口红利和资源潜力。中国手握多重筹码，与欧合作不过是 “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 的务实策略。

但对欧洲来说，这是 “续命的关键”—— 产业空心化、能源危机、北约绑架、社会老龄化…… 欧洲若失去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新能源技术来源和市场，将加速沦为 “美国的附庸经济区”，甚至面临 “去工业化 2.0” 的灭顶之灾。

面对欧洲的衰落压力，部分欧盟官员却把矛头指向中国。韦伯声称中国通过 “倾销” 夺取产业主导权，并呼吁欧盟加强贸易保护。再次炒作 “中国商品冲垮欧洲市场” 的论调，然而，这种论调本质上是 “自己跑不动，却怪对手太快” 的鸵鸟政策，不仅无助于欧洲竞争力提升，反而会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利益。

韦伯的主要观点是：

中国商品性价比强，欧洲企业打不过（如电动车、光伏）、“中国产能过剩，故意压低价格”、“急需采取行动，否则欧洲产业完蛋”。

然而，韦伯的 “中国商品论” 是在自欺欺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而非保护落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效率竞争，而非 “价格一致”。“产能过剩” 是伪命题，实则是欧洲竞争力不足。

德国大众曾公开承认：“中国电动车比我们领先一代。”

法国雷诺 CEO 卢卡・德梅奥坦言：“欧洲车企再不改革，10 年内将消失。” 竞争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德国的车企正是因为中国电动车的压力，才加速电动化（如宝马 2025 年停售燃油车）。若没有中国竞争，欧洲的车企可能继续躺在燃油车红利上睡大觉。历史证明，高关税保护的是落后产能，而非培育竞争力。

如果韦伯真的关心欧洲经济，他应该推动：

降低能源成本，重启核电、与俄缓和关系，而非依赖美国天价 LNG；

改革劳动力市场，减少僵化条款，提升生产效率；

加大研发投入，如欧盟 “地平线计划” 应聚焦产业化，而非纸上谈兵；

与中国合作共赢，学习中国供应链管理，而非闭门造车。

韦伯此番言论的背后，折射出欧洲政坛的深层困境与认知偏差：

其一，利益驱动下的战略迷失。韦伯的主张实质上奉行 “宁赠友邦、不予邻国” 的荒谬逻辑。当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公然掠夺欧洲新能源产业（如北伏电池厂被迫迁美）时，他却选择对中国挥舞贸易大棒。这种双重标准难免令人怀疑其与美国利益集团存在不当勾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韦伯极力推动欧洲高价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溢价达 200%），这种损害欧洲能源安全的政策，恰与美国急于消化过剩产品的诉求高度吻合。作为欧洲议会核心人物，将个人私利凌驾于欧洲民众福祉之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指出的，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已使其国内通胀率飙升 7.9%，民众生活成本急剧攀升。

其二，过时的同盟观念。韦伯等人仍沉溺于 “大西洋主义” 的迷梦，将美国视为不可替代的盟友。这种思维定式源于马歇尔计划塑造的亲美政治生态，却刻意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当今美国已不再是战后那个慷慨的复兴者，而是奉行 “美国优先” 的利己主义者。历史学家弗格森曾警示：“霸权更迭时最危险的，是旧秩序维护者的认知滞后。”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贸易争端中，率先向欧盟汽车关税让步的正是美国商务部 —— 这不是出于善意，而是中期选举压力的战术调整。

其三，谈判伎俩的战略误判。部分观察家认为，欧洲可能在玩 “红白脸” 的把戏，试图在经贸谈判中获取筹码。但这种中世纪式的议价策略，在面对当今国际贸易现实时显得尤为幼稚。须知中国经受住了特朗普时期对华 37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考验，欧盟的施压手段相比之下无异于隔靴搔痒。彭博社的评论一针见血：“欧洲幻想在美中之间走钢丝，却忘了自己正站在悬崖边缘。” 更关键的是，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当下，欧洲已不具备 “待价而沽” 的战略资本。

其四，对美幻想的坚持。美国近期宣布对欧盟部分商品暂缓加征关税，这被某些欧洲政客解读为 “特殊关系” 的证明。然而细究之下，这不过是美国应对通胀压力的权宜之计。乌克兰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这个曾经被美国誉为 “民主桥头堡” 的国家，如今被迫签署堪称 “21 世纪不平等条约” 的矿产协议。基辅经济学院研究报告显示，按照现有条款，乌克兰需要近百年才能偿清相关债务。欧洲若继续沉溺于对美幻想，恐将重蹈乌克兰的覆辙。

韦伯的言论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欧洲的战略自主性仍停留在纸面。当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时，欧洲央行不得不紧随其后调整利率政策，即便欧元区面临更严峻的经济衰退风险。路透社捕捉到的那个经典画面 ——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签字笔尖的 12 秒颤抖，成为大西洋两岸不平等关系最生动的注脚。

这种战略困境体现在三个维度：

首先，在安全领域，北约框架下欧洲始终未能建立独立防务体系。约 75% 的北约军事资源来自美国，这种不对称依赖使欧洲在乌克兰危机等关键时刻丧失决策自主权。法国倡导的 “战略自主” 与德国坚持的跨大西洋优先路线之间的分歧，恰如容克所言：“欧洲知道所有答案，却总忘记问题是什么。”

其次，在经济领域，美元体系的主导地位迫使欧洲屡屡牺牲自身利益。从欧债危机到能源转型，欧洲决策总是受制于外部因素。颇具讽刺的是，尽管丹麦民调显示 67% 民众支持减少对美依赖，但体制惯性使改革举步维艰。

然而，曙光初现。匈牙利通过与中国合作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电动车生产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务实访华，都预示着新可能。正如印度学者指出的，欧洲的 “危机感” 实则是发达经济体的认知偏差 —— 将人均 GDP 从 4 万降至 3.5 万视为灾难，却忽视全球多数国家从未突破 5000 美元的现实。

当前国际格局下，中欧关系已超越简单经贸往来。中国不仅是抵御单边主义的防波堤，更是欧洲重塑战略自主的重要伙伴。若欧洲继续沉溺于 “舒适区” 幻想，不仅将错失发展机遇，更可能在秩序重构中沦为配角。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自主源于清醒认知与果断行动，而非他者的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