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深入高校讲述敦煌故事，被年轻人亲切地称为“宝藏老太太”；分别给敦煌研究院和母校北京大学捐款1000万元，用于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 窟考古报告》……

年过八旬，樊锦诗依然在聚光灯下。多年来，因为在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传承与利用中作出突出贡献，她被誉为“敦煌的女儿”。2018年，她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近年来，她仍在为文化遗产事业辛勤耕耘着。

“我对敦煌的奉献还要继续”

樊锦诗1963年就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了，事业焕发青春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开放的头脑和国际视野，我们开始大踏步向前走。”她说。

改革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方面有许多首创之举，例如，研发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建立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多场耦合实验室；在全国文化遗产地率先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实施世界文化遗产地科学管理；利用数字化让千年石窟的珍贵价值和历史信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可能；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

在一系列探索中，曾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的樊锦诗付出了许多，她的主见、定力和担当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曾经，莫高窟差点被“打包上市”，是樊锦诗到处奔走游说，坚定地守住了老祖宗留下的宝藏。后来，当媒体人问及此事，樊锦诗总是一语带过。很少有人知道，巨大压力曾让她焦虑到彻夜失眠，此后长期靠吃安眠药入睡。

回首过去，樊锦诗感到欣慰：“在许多年以前，有人觉得文物保护是没用的。可如今，敦煌旅游之所以那么热闹，靠的就是莫高窟，靠的是敦煌研究院在保护它、管理它、研究它。”

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莫高窟申遗材料的填报人，樊锦诗下定决心要让莫高窟的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彼时，她和团队在为洞窟做档案、查资料时，发现敦煌壁画褪色很严重。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独一无二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吗？樊锦诗回忆，她上世纪80年代末去北京出差，第一次看到有人使用电脑，受到启发，一个构想渐渐明晰：“要为敦煌石窟及其壁画、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樊锦诗超前地提出“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想法，敦煌研究院开始了“数字敦煌”的实践探索。2024年，此案例被收入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案例选（文化·社会篇）》。

随着莫高窟声名鹊起，游客蜂拥而至，影响到洞窟内温度、湿度、空气的变化，加速壁画褪色。2003年，莫高窟在国内首创“旅游预约制”，入洞人数得到控制。限制人数只能治标不治本，既要让更多人欣赏莫高窟的美丽与震撼，又要保护传承不易的瑰宝，在樊锦诗推动下，莫高窟用上了一系列现代技术和创新管理模式，还建立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莫高窟管理与旅游开放的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为“极具意义的典范”。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就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樊锦诗回忆：“对于敦煌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天比过节还高兴。”“总书记指出，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博大精深，需要毕生精力才能见成效、出成果。择一事、终一生。希望大家把研究保护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和无悔追求。”

“我认为，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这也是对我个人的要求，所以我对敦煌的奉献还要继续，还要再尽绵薄之力。”樊锦诗说。

“母校和老师们的这份嘱托我忘不了”

61年前，作为我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苏秉琦教授，请即将毕业远赴敦煌工作的樊锦诗喝了一杯咖啡。忐忑中，她记下了先生的嘱托：“做好莫高窟的考古报告。”这一嘱托，樊锦诗的业师、我国石窟寺考古开创者宿白先生也表达过。

在莫高窟的数十年，樊锦诗从未忘记老师们的嘱托和自己肩上的责任。终于在73岁那年，她和团队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两分册8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厚重分量。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评价这份考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樊锦诗说：“母校和老师们的这份嘱托我忘不了，完成莫高窟石窟考古报告的使命我忘不了。”

近年来，樊锦诗继续孜孜以求。2024年1月，她和团队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问世，向着实现出齐百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的目标又迈出了坚实一步，为永久保存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提供了更多真实完整的考古学资料。

樊锦诗说：“石窟考古报告的撰写非常枯燥、繁琐，但必须要做好，因为哪怕以后万一洞窟坍塌，有考古报告在，就可以复原。对石窟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们要一卷一卷地做下去，直到完成所有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

“要一代一代地把故事传下去”

近年来，喜爱樊锦诗的人们以出书、排剧、演电影等方式，尝试讲好樊锦诗的故事、弘扬“莫高精神”，鼓舞更多人在价值观多元、个人选择丰富的当下，拨开喧嚣与浮华，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坚守。

2023年3月，沪剧电影《敦煌女儿》全国公映。这部电影是在舞台版基础上进行改编的，此前，沪剧《敦煌女儿》历经多年创作打磨，受到各界充分肯定。为了排剧和拍电影，主创人员和樊锦诗多次深入交流。樊锦诗和扮演她的茅善玉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担心同是上海人的茅善玉在敦煌吃不惯，樊锦诗还在电影开机前特地给她送了两瓶酱菜。樊锦诗说：“这部电影，演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希望能通过电影，让更多人知道几代莫高窟人的故事。”

2023年11月，《吾爱敦煌》上映。这部电影对樊锦诗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进行改编创作，运用纪实与叙事穿插的手法展现了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在敦煌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对于专门拍一部以自己为主角的电影，樊锦诗一开始并不乐意。导演苗月介绍：“本着将重点放在敦煌文物保护推广的宗旨，樊老同意拍摄，并多次强调，不要夸大她本人。”

2019年，由樊锦诗口述、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撰写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樊锦诗不平凡的人生故事，刻画了砥砺前行的敦煌守护者形象，出版后多次获奖。2024年，该书英文版亮相美国旧金山，让敦煌文化与“莫高精神”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再一次焕发光彩。关于出书的初衷，樊锦诗说：“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见所闻，为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

2024年5月，2024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樊锦诗出席主论坛和“加强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分论坛，并带来主题演讲。

“我是给敦煌做了一点事。”在演讲中，樊锦诗提起了自己在敦煌的60余年光阴，“我在敦煌待了61年，从工作开始一直到现在。但是这个事我觉得不能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是我们几代人在接续努力。”

她倡言：“讲好文物的故事，特别要面向青少年讲好故事。”

她提出：“文化强国，文化就是‘以文化人’，就是要触动人的灵魂。”

对于支持表现敦煌及她本人的创作，她始终如一的着眼点是弘扬文化。“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关着门搞，就是要弘扬，就是要一代一代地把故事传下去。”她说。

“我不喜欢这么功利”

2023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125周年校庆日，樊锦诗回到母校捐出1000万元，用于北京大学人才培养和敦煌学研究。当年7月，樊锦诗又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出1000万元，用于推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和培养急需紧缺人才。

钱，主要来自她获得的两笔奖金——“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2000万港元、“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元，以及一些积蓄。

捐出巨款的背后是樊锦诗极其俭朴的个人生活。“樊院长至今睡的还是刚工作时单位分的木床板。刚开始是单人床，后来拼成了双人床。家里都是书，几乎没有多余的家具。”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介绍。

多年来，樊锦诗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在敦煌研究院有口皆碑。其实，她对人才的关注和培养，早已扩展到社会层面。

2020年，湖南耒阳女孩钟芳蓉以676分的好成绩考取北京大学，选择了考古专业。消息一出，却遭到一些网友质疑，称“没钱途”“考古专业冷门，不容易找到好工作”。钟芳蓉通过微博作出回应，称她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文物，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影响，选择报考考古专业。樊锦诗得知此事后，和顾春芳教授一起，为钟芳蓉送去《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还写信鼓励她“坚守自己的理想”。

光阴荏苒，4年过去，2024年7月，钟芳蓉通过敦煌研究院校园招聘，被石窟考古岗位录取。2024年9月28日，《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特别策划“追光”演讲，樊锦诗在演讲中分享了自己的青春故事。钟芳蓉也在视频里出镜，与老院长一起演绎青春的赓续。

对此，樊锦诗曾表示：“是考古告诉人们历史，把未知的事情慢慢变成已知，这样的工作是需要人做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不在于招生的数量多少，而是更需要人才，需要的就是像这个小姑娘这样，热爱这份事业的人才。”“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人，不为名不为利，即便当个院长也不是什么官，也和大家一样就是个团队的组织者而已。我们走这条路不是为升官，更不是为发财。”

展望前景，樊锦诗再提反对浮躁，她说：“追求名利，追求短平快，这是不负责任的，我不喜欢这么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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