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有的战犯们，不论被俘前是多么高级别的将军，都被要求写认罪材料。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将军”们，除了少数像黄维一样拒不交代，大多数都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进管理处办公室。
起初，促成战犯们争相交罪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寄望于索取以“气节”为代价的报酬，例如提前释放、推后改造、增加享受、减少劳动等诸如此类的念头。当他们发现情况远不如想象的那样满意时，交罪便成为身上的赘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做“割掉尾巴，长个疙瘩”。于是有的表示懊悔，坐在窗户底下唉声叹气；有的表示明智，把递给管理员的交罪材料，说成是病假条子；有的甚至表示抗议，躺在大通铺上，故意穿踏过污水的布鞋……
原国民党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快人快语。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他走出寝室，穿过走廊，直端端走到自己昔日的长官、彼时功德林的学习委员王耀武面前：“请你向李科长转告一个意见，要我交罪可以，要我认罪不行。老实说，不要因为雪峰山不会说话，就随便欺负人！”
杨伯涛提到的“雪峰山”，当然是指的抗战时期的雪峰山战役。对于被俘的国民党战犯们来说，抗战是他们最后的骄傲。是否曾在抗日战场上立过功，打过多少胜仗，甚至有没有带过兵都不论，只要为抗战出过力的，都生怕被人遗忘。
王耀武站起身，拍了拍杨伯涛：“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什么都知道了！”学习委员应该了解每一个同学的思想问题，不过对于杨伯涛来说，王耀武不仅知道他这是意气之辞，而且知道他意有所指。
仅仅过了几天后，在功德林的戊字胡同里，杨伯涛又一次直端端地走进第二寝室，对他的“战犯长官”王耀武说：“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国人的罪人！”
杨伯涛这次所指的，仍然是那一次雪峰山的战役，彼时参战的中国军队主力，正是由王耀武担任司令员的四方面军，而杨伯涛彼时是王耀武麾下一位师长。
王耀武可以说是蒋介石嫡系将领中，为数不多真正算得上抗日名将的了。他被关押到功德林后，毛主席曾专门让罗瑞卿转告他，“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而雪峰山战役是抗战末期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为什么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一场难得的大胜，一位被毛主席认可的“抗日功臣”，会被自己的部下斥责为“中国人的罪人”呢？这里头是有原因的。
1945年2月25日，一支神秘轰炸机编队轰炸日本本土，其中几颗炸弹命中日本裕仁天皇皇宫，日本举国哗然，认为天皇尊严遭受凌辱，不可忍受。于是，日本首相小矾国昭责成日军大本营调查此举系盟军那支航空队所为，日军大本营很快查明这支轰炸了皇宫的航空队系中美联合航空编队，起自中国湘西小贼芷江。此外，日军还发现，战略交通平汉、粤汉、津浦铁路线经常遭受起自芷江机场的美机破坏。日军大本营遂下令日军中国派遣军给予报复。
另一方面，日本为补给南洋军，于1944年4月，发动了旨在打通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8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50多万人，丧失拥有146座大小城市、6000万人口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失去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这场战役让中国国民党政府大跌眼镜，颜面丢尽。
日本人想要破坏芷江机场，洗刷中美联合航空编队加之于天皇的耻辱，而国民党政府也想要挽回“豫湘桂大溃败”丢掉的颜面。雪峰山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日本方面由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策划，投入兵力共4个半师团，8万余人。选定的前线指挥官是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郎中将。坂西一郎曾是留学德国的高材生，崇尚奇袭和进攻，是日本陆军中的骄子。中国方面则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挂帅，下辖第四、第三方面军和第六战区各一部共约9个军26个师，会战主力为第4方面军，总司令为王耀武。
杨伯涛，时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率领全副美械装备的第十一师，按照军长胡琏的指令，作为第十八军的先头部队，以一日约40公里的行军速度，赶赴湘西会战前线。芷江是杨伯涛的家乡，这次战斗对杨伯涛来说既是卫国又是保家，为了尽到神圣职责，他决心不避牺牲，奋勇杀敌。第十一师的官兵也群情激奋，斗志高扬，他们相互鼓励说：“我们一定要保住师长的家乡，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千万不能让师长在家乡人民面前丢脸！”
杨伯涛于1909年4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芷江县城东门郊外的一个土家族农民家庭。其父杨宗海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40岁时病故。其母刘氏聪明贤惠，略识文字，含辛茹苦地将杨伯涛兄弟三人拉扯大。杨伯涛7岁就帮人放牛、下田插秧、锄草砍柴，各种农活都干。在族人的帮助下，他走读于城内荷花池小学，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县城内省立第九联合中学。
1926年，年仅16岁的杨伯涛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毅然辍学投奔到王天培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教导团，当了一名学兵，从贵州出湘西参加北伐。1927年，转入程潜第六军教导团，毕业后担任第六军第十九师排长，从此转战南北。他酷爱学习，行军时行军包里总是一头行李、一头书籍，一有空闲就自学英语、数学、历史、地理等中学课本。
1929年考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深造，1930年升任第十八军连长，之后连续三次投考当时全国唯一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陆军大学，1935年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陆军大学第十四期。
因此，对于杨伯涛来说，这次来雪峰山参战，便是在家乡父老面前展示其爱国热情。在攻打右下江的战场上，集团冲锋前几分钟，一个头缠绷带的营长走到他眼前：“师长，芷江不是你的老家吗？等仗打完了，我们到府上好好热闹一场，怎么样？”杨伯涛道：“一言为定，到那时我亲手为你们杀猪宰羊！”二十分钟过去了，十一师拿下了右下江，可是杨伯涛却永远失去了这个营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大量档案详细记述了我军逐次顽强阻击日军的概况，杨伯涛在其战后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也记述道：“日军自四月中旬发动全面攻势后，遭到了我军大纵深阵地阻击。敌人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因此前进迟缓，费时两旬，始到达我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占领的雪峰山主阵地前沿。”
5月5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达反攻令：“进犯湘西之敌，已经受挫，全军应即转入反攻。”中国军队原定计划待日军攻势顿挫时，将新锐的第十八军使用于雪峰山正面阵地，予敌以粉碎性的打击，一举解决整个战局。后采纳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等人的建议，改正面阵地出击为向敌侧面薄弱部位出击。当时第十一师已经由辰溪、花桥、怀化到达安江附近，奉命后立即掉头向溆浦前进，目标是夺取其右侧交通隘道山门镇和截断敌邵阳至洞口公路线。
杨伯涛率领部队一路猛打过去，在马头骨附近全歼日军辎重连队，缴获日产大洋马300余匹和其他武器辎重。5月10日，一举克复山门要点。由于收复山门太快了，不仅让王耀武感到意外，也让芷江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与杨伯涛的第三十二团发生了一场不小的误会。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第三十二团攻占山门主阵地后，不知真相的空军出动飞机对山门进行了轰炸。说来也巧，第三十二团缴获的300多匹战马全部拴在指挥部所在地的庙宇四周，空军看见后便俯冲下来，又是扫射，又是轰炸，炸死百十匹战马，把第三十二团指挥部的官兵弄得灰头垢面，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张涤瑕团长一怒之下，把电报发到师长杨伯涛那里，杨又转给王耀武。王司令急忙向芷江汇报，何应钦这才知道山门已回到自己的手里了。他立即向重庆蒋介石报告，山门镇收复了。蒋介石说：“好，对第十一师给予嘉奖。”
为彻底截断日军后方交通，杨伯涛率领第十一师继续向南攻击前进，截断邵阳至洞口公路。在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他们以一个团的兵力一举占领石下江，截断日军赖以补给运输的唯一交通线，形成对日军四面包围之势。
王耀武设想的全歼进攻芷江日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完备。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只要进行艰苦作战，付出一定代价后全歼日军不成问题。此战役将成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为辉煌的战役，因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歼战。战果也将会超过不久前结束的由美军发起的硫磺岛战役；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夺取日本门户之战的冲绳战役。可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给这次战役本应获取的巨大战果打了个不小的折扣。
何应钦突然下令，让18军11师某团撤离已经占领的石下江。这给被包围的日军留下了一个缺口，被围日军正是由此脱离包围，逃回原出发阵地。何应钦又令各军师乘胜追击掩杀，各路国军虽有斩获，但是日军大部都已逃脱。
何应钦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呢？明眼人一看便知，何应钦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法。围三缺一是孙子兵法里的作战要则，这条作战要则是有适用范围的。通常隋况下，围三缺一是在没有实力全歼对方时实行的一种战略。可以使敌军感觉有生路不至于困兽犹斗拼死抵抗，从而快速击溃敌军而不是全歼。但是，何应钦调动了26个师，当中有15个９币是美械师，是被围日军的数倍。此外，陈纳德将军指挥的中美联合航空队临近战场，具有连续不断对敌实施空中袭击的便利条件。而包围圈里的日军后勤被切断，给养严重困难，已经支持不了多久。在这样优势的条件下，有必要围三缺一吗？战役后期，国军打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滑头仗。
采用围三缺一的动因有两点：１、在对日军构成包围之际，何应钦便发电重庆告捷，重庆大街小巷开始张贴标语庆祝雪峰山大捷，实际上雪峰山仍在炮火连天中。如果不网开一面，战役会旷日持久，不知何时结束，会对国民党六大的闭幕六届一中全会的召开产生影响。这个形势导致战场草草收兵。２、包围日军的各部队多为国军的精锐主力，如果彻底围歼日军，必有很大损失。考虑还需保存实力，毕竟还有一个内战的对手。
当然，对于何应钦来说，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也未可知。冈村宁次，那个被蒋介石政府判了无罪释放的侵华日军头子，在后来回忆自己向中国军队投降时的情景说：“我面临着空前的投降，随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当然，最亲日的何应钦被任命为受降代表，也是出自蒋介石的安排。
暂且不去作过多的揣测，可以肯定的是，杨伯涛对于这一命令是很不爽的，他原本准备亲自杀猪宰羊，在家中好好热闹一番，却终归是因为这一不完美，而搅散了兴致。以至于多年后，杨伯涛仍对王耀武耿耿于怀。在国民党军队中，杨伯涛是陈诚土木系的绝对嫡系，而王耀武并不属于同一派系，但王耀武毕竟还是他的长官，同时也是黄埔学长。而到了功德林，就没有这样的上下关系了。
在一个春光融融的上午，杨伯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周恩来的报告。在那份报告中，周恩来总理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周总理的这篇报告，让功德林的战犯们很是振奋，他们最看重的抗战，在共产党那边是承认的。宋希濂突然高叫一声：“我是今天被共产党俘虏的。”而杨伯涛直接走到王耀武面前，喊出“你是日本人的功臣，是中国人的罪人”，终于发泄了自己多年来的郁结。
王耀武也没有否认，他站起身，对杨伯涛笑了笑：“我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你是奉我的命令，所以蒋介石要负责任，我也要负责任。此事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关系。”
杨伯涛没有笑，甚至还带着上次出现在王耀武面前的表情：“我当然要负责任，放开口子，最后还是我的命令。如此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民族罪人。”
这句话，被王耀武转告给李科长。李科长则在组长会议上表扬了杨伯涛。在抗美援朝时，杨伯涛因为曾在十八军任过美械装备干部训练部主任，担任了由国民党战犯组成的美军战术研究班班长，并亲自执笔，写了一篇六万余字的军事资料《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这篇军事资料，据说毛主席亲自看过。当时，杨伯涛领衔的研究班也受到了表扬，被赞誉为“你们对人民有功”。
由于在战犯管理所优秀的表现，杨伯涛在1959年第一批获得了特赦机会。恢复自由后，杨伯涛回到湖南芷江探亲。自从那年的雪峰山战役后，杨伯涛再也没有回过老家，那一次他将自己在战场上获得的一把日本军官指挥刀，赠送给自己的母校芷江中学。但是，当他踏上阔别十五载的桑梓之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乡土之情。
在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杨伯涛就开始下地干活。因为他发现，家乡的农民如此看重他在三年反人民战争中的表现，那么他也必须表现出他在十年改造中所得到的东西。第三天，生产队的广播就号召向杨伯涛学习。走在田间小路上，杨伯涛彷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