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在父亲刘广德的安排下，23岁的刘凯平孤身一人来到奉天（今沈阳）的一家工厂学手艺。

那个厂中雇佣着许多日本工人，他们自视甚高，瞧不起中国人，不仅组团欺凌压榨中国工人，还仗着语言不通，经常聚在一起对中国人嘲讽谩骂。

在刘凯平来到工厂后不久，一个日本工程师以为他和其他人一样听不懂日语，便当着他的面出言不逊。

“中国人连狗都不如，瞧他们那可怜的样子，前几日我施舍给他们一袋残次牙粉，他们都恨不得跪下来对我感恩戴德！”

此话一出，周遭的日本人都哄笑起来。

可他们不知道，刘凯平的家庭还算富裕，早些年因为好奇也曾学过一些日语，虽然学得不精，但大部分话还是听得懂意思。

感受到他们明目张胆的蔑视，年纪轻轻的刘凯平顿时热血上头，扔了手中的东西便走上前去，握紧拳头狠狠地向那人砸去。

可在这厂里他势单力薄，拳头还没来得及落下，周围的日本人一哄而上，将他踹倒在地一顿殴打，还一边叫嚣着他的不自量力。

彼时，嚣张的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在他们眼中不自量力的小角色，不久后，竟凭借一己之力打破了日本在中国的牙粉产业垄断，为中国人实实在在争了一口气。

刘凯平离开工厂后没有回家。离家前他和父亲承诺过，一定会在外面闯出个名堂，现在被辞退灰溜溜地回家，不是他作为一个铁血男儿的作风。

而且在奉天工厂的这段时间，让他对中国正在遭遇的苦难有了实感，日本人的耻笑、欺辱，工厂里中国工人遭遇的不公，路边随处可见的流浪百姓……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他感到如鲠在喉，因此他改名为刘鲠如，将这种感觉刻入血脉深入骨髓，势要改变中国这糟糕现状。

刘凯平明白，想要改变，只依靠喊口号、下决心是不够的，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

上学时，先生总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有任何的不明白都可以从书中找到答案。

因此，刘凯平一边做着贩卖咸菜的生意，一边阅读各类书籍，汲取营养，开阔眼界。

好在他没等待太久，不久后的一天，他就在一篇刊物上找到了答案，制作出属于中国人的牙粉。

牙粉制作较为简单，之前也有人尝试进行生产，可中国这方面的市场早已被“狮子”“苦林”“司毛卡”等日本品牌所垄断，这些国产牙粉还没开始崭露头角，便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前路艰辛，可总要人去做真正的勇士。

刘凯平买来牙粉制作必需的材料，在家跟着刊物介绍的步骤进行尝试。

他头脑灵活，动手能力强，在历经几十次失败后，最终成功制作出一款完全自主的牙粉。

根据市场调查，他发现市面上牙粉的售价一般都在五分到一角之间，普通的老百姓根本无力承担这种消耗品的高价。

于是，他着手研究如何降低牙粉制作成本，让牙粉不再成为奢侈品。

在研制出物美价廉更适合中国人民的牙粉那天，刘凯平很兴奋，他写信将这个好消息告知父亲，并向舅舅借来两百元银票作为启动资金，在奉天建起一个小型牙粉制造厂。

说来也巧，在他所制作的第一批牙粉流入市场时，正赶上全国各地进行反“二十一条”斗争，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刘凯平的“地球牌”牙粉乘着这股的热潮，在牙粉市场中异军突起，站稳脚跟，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

随着所制牙粉的爆火，小工厂的产量已经不能实现市场的持续供应。

于是，在爱国志士阎宝航的资助下，刘凯平在东升染坊胡同租下六间房屋，并根据自己家乡的名字，将工厂取名为“同昌行”。

获利后，他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根据中国人常见的口腔问题，进行量身定做的牙粉制造，最终成功制作出一款更适应中国人口腔的新型牙粉，将其命名为“老火车牌牙粉”。

火车，寓意着前进，意味着工业振兴。对于“老火车牌”牙粉，刘凯平在其上寄予着中国日新月异、工业进步的希望。

“老火车牌”牙粉凭借着极高的口碑，实惠的价格，在一众日本品牌中脱颖而出，自上市起营业额便不断攀升，开辟了中国牙粉市场的新纪元。

可面对这种情况，日本人绝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用尽千方百计想置同昌行于死地，最后恼羞成怒之下，竟将刘凯平残忍杀害。

刘凯平生产的“老火车牌”牙粉，盒装的售价两角，袋装的仅售一角，相较于日本售价五角的牙粉来说，不仅便宜，而且名声响亮，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愿意去支持国货。

这样一来，就使得日产牙粉备受冷落，给予了日商沉重的打击。

对比同昌行喜人的销售额，日商面对惨淡的生意，恨不得将其吞吃入肚，想尽办法意图将其搞垮。

先是重金利诱，称意与其合股经营，实则意图联合吞并同昌行。

好在刘凯平根本不为所动，识破他们的把戏后，更是严词拒绝，坚决表示自己绝不会同日本人合作。

之后日本人又串通关东军经济科，多次借口查禁调查，对同昌行施加压力，以求找到借口打倒刘凯平。

然而，刘凯平素来处事谨慎，经营有方，牙粉发售之初便早早送达相关部门进行资质验证。

因此，面对日商所散布“同昌行牙粉对人体有害”的谣言，刘凯平底气十足地刊报发表声明，称自己的牙粉没有任何问题，并晒出相关证明，遂使其阴谋不攻自破。

到 1931年，同昌行经过十年的发展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于是，刘凯平决定再次扩大生产，在贾家胡同建起一座两层楼的大工厂。随着同昌行的蒸蒸日上，刘凯平不再囿于自己“实业救国”的梦想。

而是毅然地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投身于反帝运动。

那段时间，刘凯平过得很充实，他每天奔走于大街小巷，站在宣讲台上振臂高呼，宣传爱国思想与反帝运动。可这样的生活并未能持续下去，也不能就这样持续下去。

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城内陷入一片混乱，人人自危。

人们拖家带口，四处逃散，只求在乱世中能够活下去。

刘凯平知道自己是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不抓紧离开，等待他的将只有死路一条。

但他不愿意离开，而是选择加入东北国民义勇军，一边为中共提供经费，一边掩护中共地下党的活动。

1932年2月21日清晨，日本宪兵以参与抗日活动为由，将刘凯平逮捕入狱。

在狱中，无论日本人是威逼还是利诱，他都不肯透露出一字一句。

在受尽酷刑后，日本人见他仍不肯开口，便将他带到审讯室，在其面前摆放一杯白酒，一杯毒酒。

明晃晃地威胁，可刘凯平不吃这一套，他早在加入东北国民义勇军时，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面对日本人的势在必得，他冷笑一声，拿起桌上的毒酒一饮而尽，并趁对面日本军官大久保惊愕之时，将酒碗用力倒扣在其头顶上。

毒酒很快发效，坚贞不屈的刘凯平英勇就义。而受此侮辱的大久保瞬间恼羞成怒，拍案而起，下令将其尸体拖去喂狗。

就这样，在一个悄无声息的夜晚，残忍可恨的日本宪兵将他的尸体丢入狗窝，任由狼狗的利齿撕咬。

对于哥哥的牺牲，二弟刘兴治曾回忆到：

“如果哥哥只做他的生意，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可当他目睹祖国的破碎山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没办法坐以待毙。”

1987年6月25日，经民政部门批准，刘凯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其牺牲后，同昌行几经风雨。在他两位弟弟的经营下，走出沈阳，在天津开设了分公司，在解放后顺应政策实行公私合营。

而后来设在天津的同昌行就是今天著名的蓝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老火车牌牙粉”也摇身一变，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六必治牙膏。

20世纪90年代，相声演员李嘉存为蓝天六必治做广告，其中有这么一句：

“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这就像是刘凯平这般的革命烈士，他们前仆后继，像“牙粉”一样，治好了中国“腐烂的牙口”，给了中国人欣欣向荣的“胃口”和“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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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过冬】

【编辑｜长庚】